二战时期，日本的侵略行为导致中国军民至少3500万人的伤亡，经济损失也无法估量。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正是日本的军国主义，而这种极端的军国主义，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明治天皇。那么，明治天皇究竟有多疯狂？

日本的军国主义本质上是由天皇制催生的必然结果。天皇制度的奠定可以追溯到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也叫做“明治宪法”。该宪法明确规定天皇在国家权力中的至高无上地位，意味着他拥有绝对的权力，这种权力甚至被神化了。

这部宪法特别强调天皇对军队的绝对统治权，军队不属于国家，而是属于天皇。因此，士兵自称是“皇军”，而“皇军”这一名称，也被汉奸用来尊称日本侵略者。

此外，宪法规定大臣们直接对天皇负责，而非对首相或议会负责。天皇拥有任命和罢免文武官员的权力，首相甚至无法直接罢免大臣，若要罢免，必须以“内阁意见不一致”为理由全体辞职，再由天皇任命新首相重新组阁。

为了加深民众对天皇的崇拜，日本政府通过宣传鼓动忠君思想，把天皇神化，使民众产生了对天皇的无条件效忠和崇拜。日本被描绘成神的国度，大和民族被认为是最优秀的民族，而天皇则是“万世一系”的神。这样，天皇统治下的军队也被看作是“神的军队”，军国主义行为被认为是执行神的旨意，神圣而合法。

在这种疯狂的民族主义思想下，日本的民众对天皇的崇拜达到了极致。1876年至1880年，明治天皇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巡幸。人们纷纷前来朝拜，甚至有的家庭会收集天皇走过的砂石，认为这些能为家人带来平安与丰收。

1912年7月，明治天皇因病去世，传为“军神”的乃木希典忠诚守灵。天皇葬礼时，乃木希典和妻子一起自杀追随，这一行为让他被视为“国之忠臣”，日本为他举行了国葬，并为他建造神社，塑造铜像。

日本的首相东条英机，也认为自己与日本民众的不同，唯一的差别在于他是天皇任命的首相，他沐浴在天皇的光辉下，才能获得如此显赫的地位。否则，他不过是个“路边的石块”。

日本的军队和政府都由天皇直接统领，形成了政府与军队的严重分离。军队常常凌驾于政府之上，导致军部在很大程度上掌控了国家事务。这种局面也是天皇制度的产物。

二战结束后，一项很有意思的对比浮现：德国战犯中，大部分是政治家，这表明侵略战争主要是由政治家发动的。而日本的战犯中，大多数是陆海军的大将，表明战争的发起者多为军人。

在日本的体制下，内阁完全对天皇负责，而军部与内阁的关系非常复杂，几乎是两个独立运作的政府。军部往往拥有直接向天皇上奏的权力，甚至不受内阁干预。日本的《大本营条例》规定，内阁首相不能干预作战计划的制定，而陆军和海军大臣则有权直接向天皇报告。这种独特的体制，使得政府在许多情况下成了军部的附庸，最终加剧了军国主义的膨胀。

天皇对军国主义的推行，除了在政治结构上制造了这样一套异常的制度外，还通过教育体系加强了民众的忠诚。1890年，明治天皇颁布了《教育敕语》，使得从小学生到成人，都在接受以效忠天皇为核心的军国主义教育。每到节假日，学校师生必须向天皇的御像鞠躬行礼，甚至还要演奏歌颂天皇的歌曲。

1878年，日本发布《军人训诫》，明确要求军人忠诚、勇敢、奉献，同时禁止他们讨论天皇和朝政。在随后的《军人敕谕》中，天皇宣布军队永远为天皇所统帅，军人必须具备忠诚、礼仪、武勇等美德。

这种狂热的军国主义教育，使得日本士兵视投降为耻辱，而战死沙场的士兵则被视为英雄。甚至有规定，军人死后必须保留最后一颗子弹给自己使用。

在日本社会中，武士被视为最尊贵的阶层，且有“士农工商”的等级体系。从明治时代起，皇室男性成员也都必须加入军队，从军官学校毕业后，进入军队任职，最终成为陆海军大元帅。武士道精神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成为激励日本士兵拼死作战的精神支柱。武士道提倡的是，先舍弃自己的生命，再去夺取敌人的生命。而樱花被用来象征武士的精神——短暂而璀璨，最终在最光辉的一刻消失，体现出“在战争中光荣战死，或自杀”是他们最理想的归宿。

通过这些措施和思想的灌输，天皇不仅在政治上建立了专制体制，更通过文化和教育的渗透，深深植入了日本民众的心中。这种极端的军国主义最终为二战的爆发提供了强大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