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北魏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入主中原并占据半壁河山的少数民族政权，在其将国都从阴山代北逐步南移至天下之中洛阳的二百年间，来自各个地域的不同族群加入到拓跋鲜卑统治集团之中。他们各自的文化之间存在冲突、矛盾和差异，但最终共存、融汇与统一，共同缔造了北魏以汉文化为主导、拓跋鲜卑文化为主体的丰富璀璨的多元文化。这一特性在北魏丧葬中得以集中反映，中央民族大学考古文博系刘连香教授以考古发掘的北魏墓葬和出土的墓志等随葬品为基础，结合历史文献、佛教造像题记等内容，按照丧葬过程中的丧、葬、祭顺序，对北魏丧葬进行综合研究，深入、系统地探讨其从鲜卑旧俗向礼仪制度逐渐演化的典型标志，以实物材料论证了北魏多民族之间相互融合、“钦和若一”的社会形态。其研究成果汇集成专著《钦和若一：北魏丧葬与民族交融的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2025年5月），澎湃新闻对刘连香教授进行了专访，谈及北魏墓葬特点、迁洛之后陵墓区的规划以及“河阴之变”等，以下为访谈正文。

刘连香教授

澎湃新闻：北魏自身有哪些独特的丧仪风俗？

刘连香：北魏早期存在一些独特的丧仪风俗，如丧期议婚、烧葬、送葬时歌谣鼓舞等，不同丧俗与其自身的生活方式、资源占有、思想观念等相关。

北方民族的游牧生活方式决定了其平时活动空间分散，人们之间相互联系不便，但死亡是人生中非常重大的事情，很多人参加葬礼，于是便出现利用众人聚集之机为适龄男女商议婚姻情况。丧期议婚不仅充分利用了人员相聚时机，还可能存在烝报婚即收继婚形式。当时人群为了避免包括女性在内的资源和财产外流，某一男性去世后，由其家族的其他男性娶其妻，遂出现父死子娶庶母、叔没侄娶婶母、兄终弟娶寡嫂等，这种特殊婚姻亦在丧期决定。以上两种原因所形成的丧期议婚之俗与中原礼制相悖，传统文化强调吉、丧相冲，丧期绝不允许婚嫁，而特殊的收继婚形式更加违背人伦、有伤风化，随着北魏发展，这种恶习陋俗不复存在。

烧葬在北方鲜卑、乌桓、羯等多民族中存在，即在人去世之后，将死者生前所用车马、器用、衣物等一并焚烧。其早期或因游牧经常迁徙，携带死者物品成为额外负担，于是在葬前火烧处理。当其发展到为了显示死者财富，置备大量物品进行焚烧的厚葬形式时，统治者逐渐加强管理以限制这种巨大浪费行为，后来仅焚烧死者部分衣服，这一习俗延续久远。

早期鲜卑送葬时歌谣鼓舞，其目的可能是为了冲淡人们的哀伤之情。在北魏平城时期墓葬壁画中常见百戏图像，墓内随葬伎乐俑中发现一些百戏俑，如典型的爬杆缘幢俑与奏乐俑相组合。对于墓室壁画和随葬陶俑寓意，素有反映生前出行宴饮和死后送葬祭奠两说，其中百戏包含明显娱乐成分。从北魏丧俗的吉凶相参推测，丧葬祭奠与宴饮类似，百戏或是歌谣鼓舞的延续。到北魏迁都洛阳，接受中原送丧使用鼓吹挽歌礼制，墓内出土陶俑为车马仪仗，百戏俑不见，说明北魏逐渐从歌谣鼓舞向鼓吹挽歌转变。

百戏俑

澎湃新闻：北魏墓葬有哪些独特性？逐步汉化后有哪些融合的特征？

刘连香：北魏墓葬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存在高等级人群殉人和普遍殉牲现象，二是帝后可能潜埋虚葬。

《魏书》记载，高等级人群存在夫死强制妻妾殉葬风俗，如王洛儿去世，太祖鸩杀其妻周氏，叔孙俊死后，皇帝命其妻桓氏自缢殉葬。内蒙古和山西大同发掘的个别北魏墓葬，有的葬于墓道且无葬具，有女性葬于墓室壁龛，还有呈跪姿葬于棺前等墓例，推测可能属于人殉。考古发掘的北魏墓葬很多有动物骨骼，如羊、马、牛、狗等完整个体，肯定属于殉牲，另外有用牛、羊等的头和四蹄代替整只动物，也是殉牲。殉牲代表墓主人的族群身份、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但如果在棺前摆放漆案盘，盘里有动物肢骨、肋骨、或椎骨等，旁边放置陶壶，这种应该是墓内祭奠使用的供品，属于祭牲，形式与中原汉文化类似。北魏墓葬从殉牲变为祭牲，与鲜卑生业方式由游牧向农耕转变基本一致。墓葬中使用漆案漆盘，体现中原与鲜卑文化融合。

墓道殉牲

墓内出土漆杯盘

北方多种民族首领为了藏匿尸骨避免被发现和破坏，往往采取潜埋虚葬形式，即在人去世后夜间秘密到野外深挖墓坑掩埋，有的甚至会在多个地点同时进行，白天再按照葬仪虚设棺柩公开埋葬。如鲜卑中的一支慕容鲜卑建立南燕，皇帝慕容德去世后，“乃夜为十余棺，分出四门，潜葬山谷，竟不知其尸之所在”。虚葬于东阳陵。北魏早期皇帝皇后可能也是潜藏虚葬。文献记载北魏自昭成至献文诸帝均葬于金陵，在此期间去世的后妃中，除了世祖保母窦氏惠太后葬于崞山、高宗乳母常氏葬于广宁磨笄山之外，其余也葬于金陵。另有很多大臣陪葬金陵。可见金陵是北魏帝后及大臣的陵园之所，文献中有盛乐金陵、云中金陵不同称谓，而金陵位置有一处、两处、甚至三处金陵之说，主要地点包括内蒙古盛乐古城西北、盛乐县浑河以北、山西省右玉县大南山一带、山西左云五路山及其与内蒙古凉城和林格尔交界处一带区域等不同推测，但至今未发现任何相关文字确证。北魏早期金陵的位置和帝后陵墓形式至今仍是未解之谜，也是北魏考古的重要学术问题。从文成帝皇后冯氏即文明太后开始，改变了北魏帝后葬金陵传统，在平城方山预修文明太后永固陵及孝文帝万年堂，包含汉文化、鲜卑文化与佛教文化的多元因素融合，由此确立了北魏后期的陵墓制度。

澎湃新闻：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是汉化的重大转折，请您谈谈孝文帝对外戚舅族冯熙、冯诞父子丧葬的处理情况，以及他对迁洛之后陵墓区的规划。

刘连香：迁都洛阳实行汉化是孝文帝的丰功伟绩，此重大举措的执行必然受到平城旧势力的强烈反对，为此孝文帝进行了周密规划和部署，其中帝后百官死后葬于洛阳是其稳定新都的核心，为此孝文帝利用最合适时机首先将外戚舅族葬洛，为之后陵墓区选择及强制迁洛奠定了基础，促进了拓跋鲜卑的深入汉化。

北魏迁都、改制前后经历数年。太和十七年九月定迁都之计，开始整修洛阳魏晋旧都，太和十八年二月昭告天下将预迁都，但代人集团的反对之声从未停息，而冯熙之丧也为部分反对重臣提供了可乘之机。

冯熙为北燕皇帝冯跋之孙、燕宣王之子，其姑很早入北魏掖庭，是太武帝左昭仪，妹为文成帝皇后即文明太后，冯熙尚博陵长公主。孝文帝继位后由文明太后临朝，为了壮大冯氏势力，文明太后为孝文帝前后纳冯熙四女，二为皇后，二为昭仪。冯诞为冯熙长子，尚孝文帝妹乐安长公主；因冯诞与孝文帝同岁，幼侍书学，深得皇帝恩宠，孝文帝每与诞同舆而载，同案而食，同席坐卧。太和年间，外戚冯氏宠贵无匹。

太和十八年十二月孝文帝再次南征，历事五帝的重臣东阳王丕曾上表乞帝少留，思更图后举，孝文帝不纳。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冯熙久病逝于平城，丕又表求銮驾亲临。其他反对者以平原王陆睿为首，亦表请孝文帝返旆赴舅国之丧。孝文帝与他们展开博弈，强调国舅丧礼孝义不及天下至重，遂责罚诱引者，陆睿坐削夺都督三州诸军事，令、仆以下付法官贬之。孝文帝仅在行所为冯熙举哀。

太和十九年二月二十二日，车驾至钟离，随帝南伐的冯诞因病而薨。高祖轻驾夜返至薨所，抚尸哀恸，达旦声泪不绝。经历冯熙丧事，孝文帝果断决定从更易把控的冯诞丧事入手，将其先葬洛阳。于是孝文帝下诏由一名侍臣兼大鸿胪，送冯诞棺柩至洛。礼物輀仪，由徐州备造；陵兆葬事，则洛阳候设。葬礼按照晋代大司马、齐王攸故事，对冯诞加以殊礼，备锡九命。帝又亲为作碑文及挽歌，词皆穷美尽哀，事过其厚。一改当时单字赠谥之例，以冯诞忠武双徽，赐两号之茂，诏谥元懿。三月二十五日冯诞棺柩还于洛京，五月四日葬。

孝文帝之所以要将冯诞葬于洛阳，实为其迁洛改制所做铺垫。冯诞薨于钟离时，洛阳作为新都仍在营建，旧都平城官民尚未南迁。冯诞丧葬之隆盛，孝文帝极尽至礼，主要为了显示葬于洛阳之规格，实为孝文帝迁都改制之始。一月之后，太和十九年六月“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九月庚午，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孝文帝在平城官民迁到洛阳之前，先将后族冯诞葬洛，之后下诏其他人死后均不得北葬，由此确保其诏令严格执行。

相较于冯诞葬洛，冯熙作为皇后之父、文明太后之兄，其葬地选择的导向性更加重要。由于冯熙薨卒时孝文帝正在淮南征伐，遂暂缓埋葬。在冯诞先葬洛阳、后宫及百官亦迁洛阳后，孝文帝才着手处理冯熙丧事，首先命有司豫辨凶仪，在洛阳冯诞葬地附近“并开魏京之墓”，发博陵长公主墓，与冯熙之柩一起迁往伊洛。令冯熙之女冯皇后及太子返回代地哭吊，一切丧仪、迎送之费均由公家为备。葬仪加黄屋左纛，备九锡，前后部羽葆鼓吹，皆依晋太宰、安平献王故事。葬日，孝文帝送临墓所，亲作志铭。太和十九年十二月庚申冯熙及妻博陵长公主窆于洛阳北邙。

太和十九年六月关于死葬洛阳诏令明确说明其具体执行范围：“其有夫先葬北，妇今丧在南，妇人从夫，宜还代葬。……其有妻坟于恒、代，夫死于洛，不得以尊就卑。……若不在葬限，身在代丧，葬之彼此，皆得任之。其户属恒、燕，身官京洛，去留之宜，亦从所择。其属诸州者，各得任意。”如果严格按照诏令内容，冯熙既非迁洛之人，亦非薨于河南，不在葬于洛阳之列，尤其博陵长公主已经葬于平城，更不应该迁葬。孝文帝以强硬手段为后族在洛阳新开茔域，将冯熙、冯诞葬洛，为文武百官迁洛后面临丧葬问题必须遵循新制做出表率。

将冯氏父子丧葬与北魏迁洛之初孝文改制时间合并，排列顺序如下：

太和十九年正月，冯熙薨于平城。二月，冯诞薨于钟离。三月，孝文帝得知冯熙丧讯，同月，冯诞棺柩发往洛阳。四月，孝文帝在彭城行在所为冯熙举哀。五月四日，冯诞葬于洛阳。六月，孝文帝下诏北人南迁葬洛。九月，六宫百官迁洛。十二月，冯熙和博陵长公主葬洛。

由此可见，冯熙父子分别由平城和钟离长途护柩葬于洛阳，是孝文迁洛之初丧葬改制的重要体现，二人厚葬的成功完成对于之后其他汉化制度的推行具有决定意义。

冯熙、冯诞等冯氏家族墓地位于汉魏洛阳故城东北的乾脯山，该区域为西晋陵域，乾脯山与邙山东西相连，晋五陵分别位于二山两侧，山南坡已经确认文帝崇阳陵、武帝峻阳陵，文献记载西侧还有惠帝太阳陵，山北坡为宣帝高原陵、景帝峻平陵，应该距离冯诞墓地更近。在距离西晋帝陵区很近的首阳山之东为魏文帝曹丕首阳陵。汉魏洛阳城北稍偏西三十里铺附近，为东汉帝陵北兆域范围，今仍存高大封土大汉冢、二汉冢、三汉冢，北魏时东汉帝陵标志显著。由此可见，在北魏洛阳城稍近的邙山岭上，已经没有足够的空间作为北魏陵区，尤其冯氏父子所在的乾脯山，处于西晋陵区、曹魏陵区夹缝中，地方促狭，更不可能再建帝陵。孝文帝迁洛之后的陵墓区规划范围，只能将视野放宽，选择距离北魏洛阳城更远的湹河两岸。“及迁洛阳，乃自表瀍西以为山园之所”，孝文帝长陵位于都城西北瀍河以西，其后宣武帝景陵、孝庄帝静陵、推测为节闵帝陵均在瀍河以西长陵以南，只有孝明帝定陵在瀍河以东，其他皇室成员、文武大臣等家族墓主要在瀍河以东邙山广大区域。

《钦和若一：北魏丧葬与民族交融的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2025年5月

澎湃新闻：北魏末年尔朱荣发动的“河阴之变”，射杀宗族、百官2000余人，对时局影响深远。从考古视角来看，他们遇难后是如何被安葬的？考古成果对文献中记载的“河阴之变”有哪些补充？

刘连香：北魏末年的“河阴之难”因尔朱荣试图夺取北魏皇权而起，是人为制造的重大灾难，结果一朝文武被害，直接导致帝位频繁更迭和政权动荡，最终北魏分裂。文献记载当时受害人达两千多人，全朝卿士几乎尽灭。这些墓葬大致反映当时河阴遇难者安葬的整体状况。

河阴之难后有人传言尔朱荣将继续对洛阳肆兵大掠后迁都晋阳，造成国都恐慌震骇，于是官守奔散出逃，京邑空虚，极少留城士人也不敢外出。尔朱荣被迫在事后第三天上表孝庄帝下诏追赠横死诸王朝贵，但因府库空虚，朝廷仅给予死者虚官超赠，并无钱物实际助葬。安葬受害死者是当时国都洛阳紧急而又困难的一件要事。一方面出于对冤死者的尊敬，在得到诏令后应当实行厚葬以尽哀荣。另一方面，在当时社会严重动荡、尔朱荣仍把持朝政的现实状况之下，生者对自身安危的恐惧及经济凋敝后的财力权衡，葬事实际实行简化。考古发现，这些死者的墓室构筑发生重大转折，皇室成员和高级贵族墓葬即使规模很大，都由之前的砖室墓变为土洞墓，墓室内没有壁画，葬具的棺床由装饰华丽的石雕变为土台，墓门仅以小砖封堵，所出随葬品以陶器为主。

从目前考古发现相关墓葬情况看，其下葬日期最早在死后次月，大部分在死后三月时间范围，个别为晚期迁葬。葬期是体现丧葬礼仪的重要因素，周礼三年之丧多次变化，汉代已简化为以月代年，即三月而葬。北魏其他正常死亡已出现逾月即葬，因而葬期的选择并无差异，但因下葬时仍由尔朱荣控制朝政，墓志对于河阴之难事件没有激烈评述，甚至仅言其建义元年四月十三日薨卒于河阴。

河阴之变逝者虽非横卧疆场，亦属于兵死之范畴，不仅被追荣褒德，且绝大部分均归葬祖茔，与正常死亡的其他家族成员处于同一墓地，已婚者夫妻合葬，说明北魏的埋葬观念与《周礼·春官宗伯》所记“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不相符，也与隋文帝所言：“代俗之徒，不达大义。至于致命戎旅，不入兆域”、“何止坟茔，独在其外”相悖，说明鲜卑贵兵死而耻病终。因下葬时已经受到更高封赠，尔朱荣被杀后逝者家人仅相互吊贺，并未改葬。

“河阴之难”受害者达两千余人，但史料中有姓名者仅70人。目前考古发现有近50人墓志记录此次被害，其中约15人见于正史。河阴被害者普遍级别较高，史书记载的70人中拓跋鲜卑元姓大约占据60%，相对符合当时文武百官的人员实际构成。但考古发现的受害人群墓葬，墓志所记皇室历代诸帝子孙的人数是其他姓氏官员的3倍，明显与北魏后期中央官僚体系的人员结构不符。这种结果可能主要由两方面原因造成：一方面，尔朱荣的实际目的是欲取代帝位，所以他首先屠杀的是与帝室血缘关系最近的孝文帝子孙及当时实力最强以高阳王元雍为首的献文帝之后，当时到河阴朝拜孝庄帝者大多数为负责皇帝、皇宫和帝都安全的禁卫武官和与皇帝关系密切的内侍文官，这些人员中元姓比例自然高于京外朝官。另一方面，可能因为皇室成员均葬于洛阳，出土墓志众多，其他姓氏官员多归葬祖籍，很多墓葬尚未发现。

澎湃新闻：从祭祀礼俗看，北魏前期与后期有哪些差异？

刘连香：北魏祭祀前期保留较多传统风俗，比如典型的祭祀设“尸”，即选取一人代替死者接受祭享。中原在夏商周三代祭祀时均曾设有尸，之后消失。但这种风俗在鲜卑文化中延续至四到五世纪。北魏皇帝死后由同宗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担任尸。民间与中原类似，也是男女别尸，即男死者由男性为尸，女死者由女性为尸，但对于尸的人选，鲜卑以相貌类似者为标准，且在祭祀期间，“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损败风化，渎乱情礼”，此风俗与中原思慕哀伤、虔敬庄严、尸所从礼相去甚远。

北魏早期祭祀泛滥，反映拓跋鲜卑崇拜神灵、重视祭祀的传统观念。随着其封建化进程加深，相关庙祭仪轨逐渐形成，以皇帝建立宗庙为代表，从道武帝开始，为先帝建庙追祭，从三帝庙至五帝庙，再至七帝庙，甚至在宫中立庙，岁祭的次数不等，从岁五祭到岁四祭，最后为岁三祭。祭祀用牲早期不规范，主要用马、牛、羊，其中祭牲用马为游牧民族传统，随着鲜卑逐渐农业化，其祭祀也转变为用牛、豕、羊的太牢之礼，一般祭祀则不用牛，仅有豕、羊即少牢。北魏中期墓葬中，在棺前多见漆盘，盘中放置动物肢骨、肋骨、椎骨等，说明鲜卑民族接受中原文化，其传统殉牲已经演变为墓内祭祀的祭牲。到北魏后期，尤其孝文帝迁都洛阳实行汉化之后，更改七庙太祖，庙祭成为维护皇权的重要工具，其祭祀完全遵从中原礼制，按照不同等级分别使用太牢、少牢。

澎湃新闻：从丧葬的角度看，北魏各族群之间有着怎样的融合？

刘连香：北魏是由拓跋鲜卑作为最高统治者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但其社会结构包含了众多不同民族，各族群之间长期共同发展，相互融合，最终汇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北魏时期的人群大致包括中原原有汉人、北方及东北鲜卑人、从西域经河西到达魏境的粟特人，其他如十六国时期羯人、羌氐、匈奴等后裔相对较少。北魏丧葬反映了各族群的发展与融合状况。北方地区经历了西晋末年及十六国时期巨大社会动荡，到北魏时期汉人与不同民族人群混居共处，其丧葬在保留汉文化传统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文化特点。北魏平城时期高等级汉人墓葬中仍见使用漆屏风及其他漆器传统，但其棺的形制已经改为具有典型鲜卑文化典型特征的前高后低梯形，墓内随葬陶俑往往头戴垂裙皂帽，衣服窄袖左衽。考古发现鲜卑墓葬的民族特性从早到晚逐渐减弱，而汉文化因素则逐渐增强，内蒙古发现的鲜卑早期部分墓葬仍见到随葬桦树皮制作的器物，与鲜卑起源地呼伦贝尔墓葬因素类似，墓葬使用殉牲现象一直延续到平城时期，到平城中后期，鲜卑墓葬发生重大转变，方向由之前的坐东朝西变为坐北朝南，墓内棺前常见漆盘及盘中动物骨骼，明显接受汉文化墓葬因素，迁都洛阳之后，皇室拓跋鲜卑改为元姓，使用汉文墓志，志文中自称河南洛阳人，上追黄帝少子昌意之后，因外分荒服，受封北土鲜卑山，遂为国号。北魏墓葬中发现了一类特殊葬俗，墓室内开挖时直接留出生土台或砌筑砖土台，有的用石雕刻出围屏石榻，将死者尸骨直接放置于这些台上而不使用棺椁，随葬品极少，此为典型尸床葬，此为来自于西域粟特人的特有葬式。随着时间变化，有些粟特人也逐渐使用木棺，原来的尸床变为棺床，而围屏石榻也被部分汉人接受并使用。到北魏晚期，形成斜坡墓道坐北朝南弧边方形单室墓的固定形制，帝陵前出现神道石人，随葬品中的民族特性越来越弱，同一墓葬中则多种文化因素共存，说明各族群之间已经融为一体。

曹连石棺

静陵神道石人

澎湃新闻：您的研究综合运用考古成果与历史文献，二者是否有冲突的地方？您如何处理？在您看来，历史研究如何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

刘连香：在本人研究中，综合运用了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但有时二者之间也存在矛盾与冲突之处，比如文明太后方山永固陵，文献记载孝文帝遵照太后遗旨一切从俭，以彰显俭训之德，“其幽房大小，棺椁质约，不设明器。至于素帐、缦茵、瓷瓦之物，亦皆不置。此则遵先志，从册令，俱奉遗事”。“梓宫之里，玄堂之内，圣灵所凭，是以一一奉遵，仰昭俭德”。因永固陵最晚从金代已被盗毁，严重被盗至少三次，考古发掘出土随葬品极少，但仅存部分残件可以看出与文献记载不符。如甬道前后各有一座大型石券门，由尖拱门楣、门柱、门槛、虎头门墩、石门五部分组成，前石门高1.82米、宽1.59米，门楣雕刻精美，上有童子捧莲蕾、凤鸟、筌蹄等图案，墓室后部发现大量漆皮残片，可能为棺椁髹漆，如此华丽的墓室和大量髹漆，不符合文献中的“质约”之说。墓内出土石雕武士俑残件，双手握剑拱于胸前，头已被毁，身残高57厘米，另出土有铜马腿，随葬石俑、铜马是极高级别明器，与“不设明器”互相矛盾。墓内还出土丝织品残片，属于素帐、缦茵之类；出土的残陶器片，器形有壶、罐、盆、碗等，残瓷器片，器形有小香炉、白釉双耳罐等，均属于瓷瓦之物，文献明令遵先志皆不置，实际都有随葬。其他如铜簪、骨簪、料环等可能属于太后日常用品，而铁箭镞、铁矛头则代表墓主掌控武力之权，常人不得随葬。

方山永固陵石雕墓门构件

针对文献与考古发掘成果有冲突的内容，我们应该客观综合分析，找出冲突的原因和目的，比如文献中孝文帝所言文明太后永固陵墓内遵从俭约遗旨，不大量随葬众多器类，主要是与陵墓其他越制对比而言，孝文帝明确陵园外事违背旨意，如按照成命，墓室空间仅方丈，地面封土不过三十步，但太后墓室可二丈，山陵广为六十步，均扩大一倍，另外，陵园内还建有永固堂、斋堂、思远佛寺，稍远有灵泉池，甚至在太后葬后孝文帝在永固陵北面为自己预建寿陵即后来的万年堂。相对于这些万世所仰的大量地面建筑而言，其墓内随葬品确实可称俭约。在历史研究中，应当将文献与考古实物相结合，综合分析其各种因素，探讨其真正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