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亚贸易的历史，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本文将重点介绍两位有重要影响的历史学者及其代表作，分别是戴尔的《印裔商人及其在欧亚内陆的贸易（1600-1750）》和李维的《中亚的印度侨民及其贸易（1550-1900）》。这两本书虽然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在某些细节和视角上存在不同。

首先，戴尔和李维都从印度商人的角度出发，研究了16世纪以来中亚贸易的发展。众所周知，经济贸易研究的重点不仅仅是商品和数据，商人作为贸易的媒介，是不可忽视的一环。中亚位于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因此它的贸易历史与丝绸之路的变化密切相关。许多著名的商人群体在中亚留下了深刻印记，早期如阿拉伯商人、粟特人、波斯人等，后期则有布哈拉人、亚美尼亚人、印度人和俄国商人等。而印度商人，尽管在中亚历史中存在感较弱，却仍然是这段历史中的重要一环。

戴尔与李维的研究背景

中亚与印度的商业往来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2世纪贵霜帝国和萨珊帝国时期。随着地理大发现的到来，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剧变，西方学界的“欧洲中心主义”观点认为，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衰退，中亚的地缘优势也随之丧失。然而，20世纪50年代“全球史”理论的兴起促使学者们重新审视中亚的历史地位，尤其是16世纪后中亚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

戴尔和李维都选择了印度商人作为研究对象，并依据西方探险家的行记与史料，重新诠释了中亚的地位。尽管他们的研究对象相同，但研究内容和视角有所不同。

戴尔的研究

戴尔的研究范围较广，涉及的印裔商人包括来自印度莫卧儿帝国、伊朗萨法维王朝、中亚乌兹别克汗国以及俄罗斯莫斯科公国的商人。戴尔着重分析了印裔商人如何在这些地区之间建立联系，并形成了一个广泛的欧亚内陆贸易网络。戴尔特别强调了这一时期货币贸易的重要性，并深入描述了16至18世纪中期各区域货币的流通情况。

戴尔还提出了“印度的世界经济”这一概念，认为印裔商人通过这一内陆贸易网络展示了莫卧儿帝国作为地区经济主导力量的地位。他指出，印裔商人在商品销售和服务方面占据绝对优势，体现了莫卧儿帝国的经济实力。

李维的研究

与戴尔不同，李维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印度商人与中亚，尤其是河中地区的关系上。他详细分析了印度侨民在中亚的背景、身份以及分布情况。李维发现，印度侨民的身份经历了从“中间商”到“放债人”的转变，这一变化反映了印度侨民在中亚经济中日益强大的影响力。

李维还探讨了印度侨民的宗教身份问题，指出中亚的印度侨民不仅有穆斯林，还有印度教徒和耆那教徒。此外，李维认为，印度侨民在中亚的身份认同经历了两大阶段：从最初的木尔坦人到后来的什卡普里人。这一转变与印度政治局势的变化密切相关。

李维还认为，沙俄对中亚的征服是印度侨民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沙俄的统治下，尤其是在印度侨民主导的借贷业上，政策的改变逐渐压缩了印度侨民的生存空间。与此同时，西方的工业革命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殖民活动也促使印度侨民逐渐失去了贸易上的主导地位。

伯顿与布哈拉商人

除了戴尔和李维，伯顿的《布哈拉贸易（1558-1718）》也探讨了中亚的贸易历史，不过他研究的对象是布哈拉商人。与戴尔和李维选择印度商人作为研究对象不同，伯顿关注的是布哈拉汗国与周边地区的贸易关系，特别是在16世纪以来的布哈拉商人的角色。

伯顿认为，布哈拉商人在贸易过程中不仅代表了布哈拉汗国的商业利益，还可能扮演“外交官”的角色。例如，在布哈拉与中国清帝国的贸易中，商人既承担了商贸活动，也参与了外交沟通。伯顿对布哈拉的贸易路线进行了详细描述，并分析了商队在远途贸易中所面临的威胁，特别是游牧民族对商贸活动的影响。

时间范围与研究视角

戴尔的研究时间范围是1600-1750年，主要集中在莫卧儿帝国的强盛时期。当时，莫卧儿帝国经济发展迅速，商贸活动活跃。李维的研究时间则涵盖了1550-1900年，跨度更长。李维选择这一时间段，主要是考虑到海上新航线的兴起使得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逐渐下滑，同时，19世纪沙俄对印度商人的关注也使得这一时期成为研究的重点。

总之，戴尔、李维和伯顿三位学者虽然研究对象不同，但都通过商人群体的视角探讨了16至20世纪中亚的贸易情况。通过他们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中亚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变化，以及不同商人群体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