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近代史绕不过北洋系，而北洋系，要从曾国藩说起。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广西的一帮烧炭工、矿工，在一个十七年内四次参加科举考试连个秀才都没考上的老童生带领下，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汇成一股洪流，席卷大半个中国。

同样是在南方，一帮书生，放下纸笔，拿起刀剑，为大清续命五十年。

在他们心目中，拯救的不只是国家，还有名教。

在这些书生里，最著名的是“曾、左、胡、李”（除左宗棠外，其余三人都是翰林），曾国藩列名第一。

咸丰二年（1852）三月，赛尚阿在广西剿讨太平军失利。

太平军初起时，清朝上层的一二品文武大员，很多都是颟顸无能之辈，而朝廷的正规军绿营，更是破败不堪，已几乎不能用于作战。

反而是地方上一些六七品的知州、知县里，猛人辈出，他们组织当地民团，和太平军死磕，表现特别抢眼。

也许是朝廷看到了经制官兵的无能，地方民团在保卫家乡过程中的出色表现，便鼓励各省办理团练，训练本地的乡勇民兵，抵御太平军以及趁乱而起的盗匪。

兴办团练当时在各省是普遍现象，唯有湖南一枝独秀，湖南乡勇最后成为平定太平军的主力部队———湘军。

这主要得益于曾国藩的练兵方法。

针对绿营“胜则相妒，败不相救”、将不知兵、兵不用命等积习，他搞的湘军营制，非常注重人身依附关系，由上级军官决定下级军官的人选，由基层军官自己挑选士兵。

并且彼此之间有着同乡同里或宗族关系，在作战时能团结一致、临敌争先，虽死而不相弃。

所以说湘军以及后来逐渐壮大的淮军，都有明显的“私军”特色，正如王闿运论及湘军所言：“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

随着湘军在前线的出色表现，到了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成为以两江总督兼辖四省（苏、皖、浙、赣）的统兵大帅。

朝廷心里明白，前敌将领均是曾国藩的部属，如果没有他的统率，很难收到将士用命、同心协力的效果。

迫于情势，不得不将四省的兵权、财权、行政权完全托付给他。

但曾国藩更明白。

如此高位没让他没有半点欣喜之情，反而时存戒慎戒惧之心。

他的这种心态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常常有所显现（也许是对功名心盛的曾国荃的提点），“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花未全开月未圆”、“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等语，经常出现在信中。

平定太平军后，湘军声威达于极盛。

曾国藩迫不及待地上奏朝廷，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理由，请求将湘军裁撤，遣归乡里。

朝廷松了一口气。

曾国藩也松了一口气。

大家都能睡个安稳觉了。

身怀利刃，杀心自起。

历代封建帝王，对手握重兵的臣僚极为忌惮。

重兵在握几乎是一种“原罪”。

曾国藩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拥有重兵却不自重，有“军”而无“阀”（阀的本义是攻击性），激流勇退。

在道德与人心重新刮垢磨光之后，飘然远去。

湘军主力被遣送后，曾国藩的门生李鸿章的淮军，分驻各地成为防军。

李鸿章后来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北洋系”粗具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