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了长征，而一些留在苏区的红军队伍则继续顽强斗争。领导这支队伍的有项英、陈毅、陈潭秋、贺昌和瞿秋白，他们展开了一场艰苦异常的三年游击战。

历史上，有三支红军部队因遭遇极度困苦而闻名。第一支是东北抗联，他们要面对的是几十万日军的围剿，且每年长达六个月的寒冬中，许多战士因极寒和饥饿而死。第二支是西路军，他们经过艰难的河西走廊后，由于缺乏后勤支持，又没有优势的地理条件和兵力，最终几乎全军覆没。西路军的战士不仅面临着死伤的威胁，许多还被敌人残忍折磨致死，马家军的暴行令人发指。

第三支部队是南方的红军游击队，这支队伍在苏区坚持了艰难的斗争。南方红军的情况尤为困苦，队伍中的大约三分之二是地方工作人员和伤员，装备十分简陋，很多人仅有大刀、长矛等冷兵器。更为严峻的是，敌人已经修筑了密集的碉堡，并设下铁丝网，封锁了整个地区。苏区的群众也被强行迁移，无法自由活动，更无法支援红军。

这些红军游击队员们不仅要面对敌人的追击，还要忍受饥饿和寒冷，生命随时面临威胁。正因为如此，三年的游击战几乎成了“炼狱”，在这种极限环境下，许多人选择了投敌或开小差，其中不乏一些高级干部。

在这种艰难情况下，陈毅曾对一名红军高级干部，龚楚，说过一句话：“老龚啊，革命实在太艰苦了，你如果熬不下去，可以走。但有一点，千万不要出卖同志，不能让大家的鲜血染红你的顶戴花翎。”（金一南“文汇讲堂”语）

陈毅口中的“老龚”就是龚楚，红军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龚楚是最早投身农民运动的三位领导之一，他与彭湃、教员一起为农民运动作出了贡献。1927年5月，龚楚便带领“北江工农讨逆军”起义，并在随后的南昌起义中参与其中，成为了南昌起义的组织者之一。

在这之后，龚楚的地位越来越高，成为红四军的关键人物之一。特别是在红四军前委成立后，龚楚与朱德、毛泽东一道，被选为红四军前委三人小组的成员，领导了重要的军事行动。

然而，龚楚的革命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在1932年，他由于被扣上“右”的帽子而遭遇严重的组织打击，失去了职务。尽管过了一段时间，他被重新启用，担任了粤赣军区司令员，但因在打土豪过程中态度过激，再次被开除组织。这些经历令他思想动摇，产生了动摇的念头。

1934年，红军在长征前夕，龚楚被任命为中央军区参谋长。那时的南方游击队面临着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形势非常艰难。尽管如此，陈毅仍然对龚楚心存疑虑，担心他会投敌。

1935年初，为了突破敌人的封锁，红军采取了分路突围的策略，然而在这一过程中，粮食和物资的匮乏使红军的处境更加艰难。陈毅曾写诗描绘这一困境：“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龚楚的立场逐渐动摇。1935年5月2日，他决定叛变，向敌方投降。

当时，广东军阀余汉谋听说龚楚投降的消息后，极为高兴，迅速任命他为粤军游击司令，准备利用龚楚的“红军高级干部”身份来打击红军。龚楚叛变后，开始策划捕捉原来的同志，他甚至打算借助何长林的介绍信来引诱项英和陈毅前往广东。然而，陈毅对龚楚的背叛早有察觉，并且通过敌人发布的新闻进一步确认了自己的怀疑。敌人公开悬赏捉拿龚楚领导的红军，陈毅敏锐地意识到其中的异常，最终挫败了龚楚的阴谋。

虽然龚楚投降了敌人，但叛徒的命运并不如他所愿。在抗日战争期间，龚楚只被安排到孙连仲的五战区担任上校参谋处长，成为了一个名存实亡的角色。抗战胜利后，他被彻底排除在军界之外，最后只得在广东担任了一个参议会议员的冷板凳角色。

1949年，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后，龚楚被抛弃，孤身一人留在香港，直到80年代他才敢回到大陆，但直到1990年秋天，他才在得到有关部门答复后，踏上了回乡的路。

1995年7月24日，龚楚在乐昌县长来镇的家中去世，结束了他的一生。

龚楚从一个革命英雄，到最终成为叛徒，他的命运令人唏嘘不已。尽管他背叛了自己的信念，但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依旧无法逃脱被遗忘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