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之前，华夏大地上并没有“疆域”这一概念，政权之间的划分主要是以能控制的附属城邑和据点为界。直到战国时期，随着诸侯国的征战和领土扩展，政权控制的范围由原先的“点”变为“面”，从而形成了真正的疆域。

夏朝是中国史书记载中第一个大范围的王朝政权，但其实际控制的地区非常有限。同时，关于夏朝“疆域”的记载在史书中存在许多不一致和漏洞。例如，《竹书纪年》记载夏朝的中心位于今天的河南省东部和山东省西部，而《战国策》则认为夏朝的核心在河南省西部的伊洛平原。《左传》则认为夏朝的都城在晋南地区。

考古学家徐旭生在整理这些史料后，提出夏朝的中心可能位于两个地方：一个是在河南中西部的崇山周边，尤其是登封、禹州一带，另一个则是山西南部的汾河流域。之后，考古学家在这两个地区发现了与夏朝相关的新文化遗址，分别是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

从空间来看，二里头文化的分布集中在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但其影响却远及陕西东部、冀南、鲁西及长江流域，且这种文化影响具有单向传播的特征。二里头文化的核心区域位于伊洛河流域北岸的300万平方米区域，这里与史书记载的夏朝政治和文化中心斟鄩相吻合。

从时间角度来看，二里头文化的出土器物与已知的早期商文化有显著区别。通过碳十四和树轮校正，二里头文化的年代约在公元前1750年至前1520年，超出了早商文化的上限。因此，考古学界一致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朝中晚期的都城，而“以王城岗遗址二期和三期的河南龙山文化遗存”则被认为是早期夏文化的代表。

这表明，夏朝的疆域主要集中在中原地区，尤其是河南一带，其他地区的夏朝影响更多是文化交流和互动。然而，夏朝的创立者大禹的葬地却位于超出夏朝实际控制范围之外的浙江省会稽山，这一问题至今未解。

史书记载大禹死于会稽，许多史书如《墨子·节葬下》和《竹书纪年》均提到大禹的葬地在会稽，且《史记》还详细描述了大禹的东巡时崩逝。《大禹陵》至今依然坐落在浙江省绍兴市的会稽山北麓。那么，为何大禹被葬在距离夏朝统治中心河南一千多公里的地方？

史书给出的解释是，大禹因东巡至会稽时去世，故葬于此。然而，这一说法与考古发现并不完全吻合。首先，根据《禹贡》的记载，大禹治水后划定九州，划分后的会稽属于扬州，而扬州地区在当时并不属于夏朝的控制范围，直到夏朝末期，江淮一带才出现二里头文化的影响。此外，扬州的考古文化仍以本地的广富林文化为主，且当时尚未使用铁器，铁器的普及是战国时期的事。

这表明，大禹所处的时代的疆域，远不及后来的战国或秦朝的疆域。大禹死于会稽并被葬在那里，似乎难以与夏朝的疆域直接关联。

日本学者平势隆郎早早提出，战国时期的历史书籍中有关夏朝和大禹的记载，可能带有当时的政治需要。例如，魏国认为自己是夏朝的正统继承者，便编写《竹书纪年》将大禹的王朝与魏地关联；齐国则将自己宣扬为商朝的正统继承者，并在《春秋公羊传》中标榜齐地为“中国”。这些政治背景使得大禹和夏朝的遗迹被不断扩展到与当时国家利益相符的地区。

冈村秀典教授也指出，现存的出土文物并未直接将大禹与夏朝建立联系。比如在甘肃礼县出土的秦公簋铭文中，并未提及大禹是夏朝的始祖；而在齐国的青铜器铭文中，大禹也未被直接称为夏朝的创立者，反而强调了大禹所在的土地作为历史正统的象征。

从这些史料和考古证据来看，大禹作为夏朝的创始人，并非如传统史书所述。大禹的事迹和传说，可能是在后世的政治需求下被逐渐塑造和扩展的。

另外，大禹与夏朝的历史联系，也许能从二里头文化的传播路径找到解释。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在晋南、四川、安徽等地得到了证实，而这些地方恰好与后来的“禹迹”地理分布相吻合。这表明，大禹的传说在夏朝文化扩散过程中被带到了这些地区，成为当地历史的一部分。

天文学的研究也支持了大禹传说的真实性。据《孝经·钩命诀》记载，禹时五星连珠现象的描述，与公元前1953年2月24日发生的五星汇聚事件相吻合。这个天文现象与夏朝的时间段和考古发现相符，进一步证明大禹的存在和他的时代与夏朝直接相关。

总的来说，大禹的历史可能是通过战国时期的历史编纂、考古发现以及文化传播的共同作用下，逐渐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形象。他的传说虽然与夏朝有密切关系，但也掺杂了许多后世政治和文化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