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军火贸易差异显著。在晚清时期，国际军火商，如克虏伯，倾向于销售大型武器平台，诸如大口径火炮、铁甲舰，甚至计划与清政府合作建设兵工厂。相比之下，民国时期的海外军火商则更关注小型装备，提供更轻便、易操作的武器。这一变化的结果是，尽管技术上有了进步，民国时期的火炮和炮弹数量依旧少于晚清。

这一差异背后，国际因素的影响不可忽视。晚清时期，英国曾视满清为潜在的盟友，希望通过中国协助对抗沙俄。于是，英国对中国的军火贸易采取了放宽政策，并指派了赫德等军火采购员负责中国海关，利用海关资金直接购买英国军火。赫德的苏格兰同乡金登干，利用回扣从克虏伯和其他兵工厂获取资金，回扣甚至高达5%，这在国际军火贸易中是顶级的。由于克虏伯产品质量好且回扣高，成为了清军的首选。

在李鸿章主政期间，克虏伯成功向清政府出口了超过1900门火炮，其中1600多门是李鸿章亲自决定购买的。李鸿章的稳定支持，使得他成为了克虏伯的重要客户，克虏伯家族的掌门人也多次与他通信，发展了深厚的私人关系。李鸿章能长期维系与克虏伯的合作，正是因为他在清朝政权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作为军火采购的核心人物。

然而，民国时期国内局势动荡，各地军阀掌权时间不长，缺乏像李鸿章那样长期稳定的客户。这导致国际军火商开始转向销售轻便、易于操作的小型武器，如枪支和弹药。同时，从1919年至1929年，英法等国对中国实施了武器封锁，限制了中国军队的采购。即使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家也面临警告，克虏伯等旧有供应商也只能通过捷克等中间商出售小批量军火。

民国时期，依然有两大军火供应商突破封锁。第一个是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向中国大量出售武器，直到直奉战争时，日本的武器出口占到了中国总进口量的九成。然而，日本并不愿意向中国出售大型武器，而主要提供轻武器和弹药。另一个重要玩家是苏联。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大量免费武器，尤其是在北伐前后，为北伐军和国民军提供了大量装备，帮助改变了中国的政局。抗战初期，苏联更是向中国提供了海量的炮弹和武器，甚至超过了中国国内兵工厂八年的产量。

与此不同的是，德国在扩军备战期间与日本结盟，虽然克虏伯也参与了一些小规模的军火出口，但其大炮和炮弹的出口相对有限，主要向中国提供了头盔和步枪。而美国则在珍珠港事件后才开始向中国援助大炮和弹药，在此之前，美国反而是日本的主要武器供应商。

民国时期的军火贸易复杂多变。由于国内政局不稳定，国际军火商无法找到可靠的长期合作伙伴，因此不愿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军火交易，导致民国军队的火力大幅下降。而这也让一些特定的武装力量，深受火力不足的困扰，形成了严重的“火力恐惧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