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张闻天和彭德怀一同遭到批判，其中有一个罪名是“反总理”。 建国后，张闻天主要在外交部门工作，曾担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并长期协助周总理处理重要事务。周总理的领导才华和对国家的贡献，大家都看在眼里、心里。然而，为什么张闻天会被指责为“反总理”呢？这个指控到底是如何产生的？

“反总理”的指控，主要来源于两方面的分歧。首先，就是在工作方法上的不同看法。 周总理是一个典型的“亲力亲为”的领导者，他事事亲力亲为，甚至会亲自参与工作中的每个细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样的工作风格让他深受人民敬爱，也使他成为许多人心中不可替代的伟大人物。 然而，张闻天却认为，作为国家的总理，周总理不应当过于深入到具体的细节中，而应更多地把精力集中在国家政策的研究和制定上。他强调，一旦国家政策定好，就应该把执行权交给下属，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更大的集体力量，推动国家更快发展。张闻天指出，周总理经常花大量时间去接见某些个人，而因此耽误了其他更为紧急的重要工作。他认为，这些接见其实可以简化，总理只需要做一些纲领性讲话，剩下的细节工作交给下属去处理。 此外，张闻天还提到，有些外国代表团希望见周总理，尽管周总理非常繁忙，仍然答应了接见，结果却是这些外宾往往要等上几天，依然没有见到总理，这让许多外国人感到失望。这样的工作方式和安排，正是两人在工作方法上显著的分歧。 除了工作方法的不同，还有一个关键分歧是在接见外宾时的礼仪安排上。 周总理是一个非常注重外交礼仪的人，虽然他自己生活简朴，穿衣吃饭都非常简单，但在接待外宾时却非常讲究。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兼任外交部长，亲自主持并制定了许多外交礼仪，这些礼仪包括从迎送外宾到宴请规格、赠送礼品等几乎所有方面，都要高于国际惯例。周总理这样做，显然是为了展现新中国的国际形象，尤其是在外界普遍对中国持有偏见的情况下，展示一个自信、强大的中国形象非常重要。 然而，这种做法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比如有一次，缅甸代表团访华时，中国方面为每位代表赠送了毛皮上衣。对于中国人来说，毛皮上衣是非常珍贵的物品，但缅甸人常年生活在热带气候中，这样的礼物对他们来说根本没有实际意义。张闻天认为，过于讲究的外交礼仪虽然展现了中国的热情，但也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甚至让外国人产生了“做作”的印象。 实际上，周总理自己也曾对这种过度奢华的外交礼仪产生过反思。例如，在1954年，周总理应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的邀请赴宴，宴会并不豪华，只是在宾馆里享用了简单的三道菜：炸牛排、土豆和白菜。尽管这顿饭简朴，周总理还是非常感慨，表示西方人请客的方式应该如此，简朴而不浪费。这一事件虽小，却让周总理开始反思过度奢华的外交礼仪。

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外国领导人节俭的做法并未引起广泛关注或模仿，这只不过是一个小插曲。

为了改进外交礼仪，张闻天曾专门撰写文件，提出了一些改革方案，希望能引起领导层的关注。然而，没想到的是，周总理看到文件后非常生气，甚至在会议上批评了张闻天的看法，并愤怒地说道：“如果以后请客没有钱了，就用我的工资垫上！”当时，贺老总和乔冠华也在场，他们也支持周总理的观点，表示如果总理的工资不够，大家可以一起贡献。张闻天没想到的是，这样的分歧最终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成为了讨论话题，甚至被上升为政治问题，最后给张闻天扣上了“反总理”的帽子，造成了他名誉的损害。 当然，这一罪名最终并不成立。张闻天始终对周总理怀有深厚的敬意，唯一的不同意见在于工作方法和外交礼仪安排上。他并不是反对周总理的领导，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张闻天并非所谓的“反总理”，而这一冤屈也最终得到了平反。 （参考资料：《大外交家周恩来》《张闻天传》《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