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安晚报）

转自：新安晚报

中法战争图画

脚穿草鞋、手握钢刀的67岁老将冯子材。

同治三年（1864）7月19日，湘军攻克金陵，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湘军力量达到顶峰。作为湘军水师主帅，彭玉麟不仅“加官不拜”，还力请开缺回籍，绝意仕途。可是，当法国殖民者的铁蹄踏上中越边境并觊觎中国内地时，彭玉麟毅然出山，以兵部尚书身份，从老家衡阳“单骑赴粤”，督师抗法，并取得了中国近代史上唯一一次大规模对外战争的胜利。关于中法战争，中学历史教科书上只提到了冯子材以及“镇南关大捷”，却只字未提中法战争的“操盘手”彭玉麟。

国难当头，毅然赴粤

光绪九年（1883）八月二十八日，清廷军机处大臣秘密拟定一份情报，告知在家养伤的彭玉麟：法国与越南“构兵”，意在独占大清蕃属国越南，直至将越南境内的清朝军队全部驱逐离境。请彭玉麟“即行启程，毋稍延缓”，“配带旧部得力将弁，酌量招募勇营，迅速前往广东”。同时，任命彭玉麟为兵部尚书。

事实上，在委任彭玉麟为兵部尚书、令其前往广东督战之前，清廷曾任命李鸿章担任这一角色，但李鸿章对朝廷的这一决定，颇有抱怨：“若以鄙人素尚知兵，则白头戍边，未免以珠弹雀。枢府调度如此轻率，殊为寒心。”在李鸿章看来，中法开战，大清必败。在这种形势下，朝廷将他派往战场，令他“寒心”。言下之意，是朝廷浪费人才，于是他坚决拒绝。这样，这份差事便落在彭玉麟头上。可是，彭玉麟出生于1817年，李鸿章出生于1823年；李鸿章比彭玉麟小6岁，如果李鸿章赴粤是“以白头戍边”，那么，彭玉麟该怎么说呢？可见，两人在对待这件事情上的看法和境界，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年，彭玉麟已66岁。

彭玉麟收到这份“密件”后，立即将自己的伤痛抛诸脑后，回复朝廷“臣一息尚存，断不敢因病推诿，遵即立疾遄征，以身报国，毕臣素志”。

至于朝廷要他“配带旧部”等，彭玉麟说：“臣故只有水师旧部，并无陆师旧部。江海原相表里，海防有事，江防即吃紧，且水师得力将弁，不便调归陆路。”同时，也表明自己的赤胆忠心：“（臣）尤不谙陆兵调度，治水师三十余年，我行我法，唯秉诚实无欺之血忱，不要官，不要钱，不要命。仰仗皇太后、皇上威福，得以肃清五省江面，二十余年无事。”

经过匆匆准备，彭玉麟于十月初十从衡阳启程，随身只有几名兵丁，可谓“单骑赴粤”。十一月初四，到达粤东，立即召集两江总督张树声、广东巡抚裕宽，商讨军情。

正确决策，重用冯子材

彭玉麟一面赶往广东，一面向朝廷汇报自己的想法。“臣两手空空，军械、口粮无从支取。”他认为，如果在老家衡阳招募兵勇，带往广东，这是不现实的。彭玉麟说，从招募规模而言，“至少须募勇二三十营，方可壮天威”；而要募集这些营兵，没有几个月时间是完成不了的；即便募集到了，不对这些营兵进行训练，也无异于将普通百姓派往战场；而且，湖南、广东相隔千里，“新军初立，纪律生疏，虽有军令，难保沿途不生事端”，因此，彭玉麟与身在广东的张树声、裕宽协商：不如在粤东就地取材，招募营兵，立即训练。无事时，保一方平安；遇到战争，即上前线，报效朝廷。

当彭玉麟赶到粤东时，相关准备工作也都基本就绪，各路军官、兵勇陆续到位。一周之后，彭玉麟在张树声、裕宽的陪同下，出海巡视，确认广东虎门是当守的第一门户，其次是琼州。事实证明，彭玉麟的这一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随即，彭玉麟开始在各要道关隘设立炮台，以期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与此同时，彭玉麟向朝廷奏请及时支付驻军粮饷。

正当彭玉麟部署沿海防务时，中法两军在越南北部展开了厮杀，即史书上说的“北宁之战”，清军一触即溃。慈禧太后闻讯大怒，趁机改组了军机处，由光绪帝的生父奕譞执掌军机处；对西南前线指挥官也作了调整。彭玉麟提出的重用广西提督冯子材的主张得到清廷支持。同时，彭玉麟还向朝廷建议，重视刘永福及其黑旗军的抗法作用。

刘永福的黑旗军是由农民起义武装转变而来的，清廷部分官员对他们怀有偏见，但彭玉麟看到：这支部队多次击败法军，并与法军相持多年，是一支很好的抗法力量，因此，建议清廷接济黑旗军军火和粮饷；而冯子材是当地资深官员，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和威望，是前线指挥官的绝佳人选，因此，果断决定任命他带领十八营重兵镇守镇南关。

光绪十一年（1885）3月23日，法军进攻镇南关时，冯子材率军顽强抵抗，取得历史上著名的“镇南关大捷”，迫使法国总理茹费理内阁倒台，体现了彭玉麟决策用人的正确性。

不败而败，战毕即归

在取得“镇南关大捷”之前，彭玉麟采用著名爱国商人郑观应的建议，派遣郑观应带领两名随从，由香港前往南洋，目的是说服当时暹罗国（今泰国）国王拉玛五世，利用拉玛五世对法国进攻越南、中国不满的心理，暗中联合，从法军后方突然发力，共击法军根据地——越南西贡，给在中越边界作战的法军来个釜底抽薪！结果，鉴于彼此力量悬殊，拉玛五世不愿意与法军发生冲突，使得彭玉麟的这一计划未得实施。

法军在镇南关吃了败仗之后，便扬言攻打中国东南沿海。由于彭玉麟在广东沿海早已严阵以待，法军继续东进，游弋于福建和台湾海峡之间。同时，他们利用清廷惧战的心理，加快和谈步骤，在天津与直隶总督李鸿章展开谈判。

其实，战争期间，法国谋求战争成本的最低化，一直没有放松诱和工作，从1884年5月11日的《中法会议简明条约》到1885年6月9日的《中法新约》，其狼子野心一览无余。

正在前线部署、谋划并节节取胜的彭玉麟得知清廷居然在这种大好形势下与法国和谈时，“不胜骇异”，火冒三丈，多次向朝廷递交“力阻和议”折子，提出“遽与议和，何以张国威”！彭玉麟认为法军“外强中干”，居然还“凌我藩服，吞噬我疆土。堂堂中华，不勤远略，不问其罪，转而降心相从”，成何体统？

但是，就在彭玉麟一心抗法、屡屡进言朝廷时，《中法新约》还是签署了！

彭玉麟还能做什么呢？

光绪十一年三月十五日，他向朝廷递交了《报销军饷折》。从光绪九年十一月至光绪十年十二月底，抗法清军共收到军饷430298两银子，粮米3500石；实际用去银子344321两，粮米2865石。

光绪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彭玉麟递交辞呈，随着一声长叹，离粤回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