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亡清兴：1618—1662年的战争、外交与博弈》

作者：侯杨方

版本：人民日报出版社

2025年11月

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明朝的灭亡往往被归因于几个显而易见的因素：皇帝昏庸、朝政腐败、天灾人祸、流寇四起。这些因素当然重要，但它们更多的是症状而非病因，而且体现在多个时代，并没有独特性。我们如果满足于这种表层的解释，就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同样面临这些问题的其他王朝能够度过危机，而明朝却走向了灭亡？

明朝的真正致命伤

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这是在历史解释甚至现实中最常见的谬误之一。经常见到将失败归因于已经死去两千多年的孔子和“独尊儒术”的汉武帝，甚至有“明亡于嘉靖”的荒谬言论，那为什么不能说“明亡于明太祖”？因为没有他，根本就不会有明朝，当然也就不会有明朝灭亡。这就是无限地将责任推向更深层的“原因的原因”，最终将一切归咎于“气候变冷”“财政亏空”“银根紧张”“人口压力”等间接遥远的外因。

这种解释方式，看似宏观、冷静，实则是一种思维的贫乏与责任的逃避，以及逻辑的谬误，这样任何失败都可以被无限地外推，最终归因于祖先、文明，甚至宇宙的起源，从而为当下找开脱的理由。历史观可以影响人生观，信然。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必须回到“可选择的时刻”，去判断哪些决策是可以改变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

我在书中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明朝真正的致命伤，在于其文明形态的深层困境。真正致命的，是制度无法适应剧烈变局，是文化缺乏自我革新能力，是精英集团被传统意识形态牢牢框住思维，无法更新，无法适应巨大的外来冲击和危机。

这种困境表现在多个层面：

意识形态层面：程朱理学发展到明代，已经蜕变为一种僵化的意识形态。它强调道德至上、经典至上、政治正确至上，却忽视了实用知识、技术创新和战争无法取胜的现实。当八旗铁骑横扫辽东，明朝的士大夫们还在为“华夷之辨”争论不休，既不能/不愿引进先进的欧洲技战术，又不愿/不敢与关外的蛮夷和谈。明朝的文化，在表面的繁荣之下隐藏着深刻的保守与封闭。八股取士扼杀了思想的创新，海禁政策阻断了对外交流。当耶稣会士带来西方的科学知识时，除了徐光启等少数有识之士，大多数士大夫都选择视而不见，甚至扛起意识形态大旗，坚决抵制。

制度层面：当时明朝的政治体制已经严重僵化，科举制度扼杀了人才的多样性，官僚体系充斥着形式主义。明朝的政治体制，表面上是中央集权的巅峰，实际上却陷入了“过度集权”与“权力真空”并存的悖论。皇帝独揽大权，却无法有效控制庞大的官僚体系；官僚职业经理人集团辅佐皇帝，却因保护自己的利益，在现行体制下，无人敢将前线的真相上报给皇帝，正确的决策自然无从谈起。这种体制在太平时期尚能维持，一旦面临危机就会暴露出致命的弱点。

军事层面：到了明末，军队已经丧失了战斗力，面对组织严密、技术先进，由关外职业猎人组成的八旗军，不思进取的明军作战失败几乎是注定的，在长达四十多年的明清战争中，明军没有取得过一次决定性的胜利。

经济层面：明朝的财政体系，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依靠土地税作为主要收入来源，财源极为有限，一旦加征赋税，社会就面临全面崩溃。即使财政动员充分，以明朝的效率和军队的技术水准和战斗力，也同样无济于事。因为在现实层面，明朝的经济能力和资源毫无疑问远超关外的后金/清朝，在辽东战场投入了几亿两白银，所以“明朝因为没钱而亡”，是一个荒诞可笑的借口，和“中国足球因为没钱而不行”一样可笑。

这四个层面的困境相互交织、彼此强化，最终造成了明朝的整体性危机，这种危机不是某个皇帝的失误所能造成的，也不是某次改革所能挽救的。它需要的是文明形态的整体转型，而这恰恰是明朝无法完成的。这些所有方面的终极反映就是明朝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从关外萨尔浒一路败退到缅甸，在这一残酷却真实的历史事实面前，任何的辩解与借口都是苍白可笑的。

十七世纪在世界范围内，游猎文明对定居文明的威胁不仅已经解除，甚至节节败退。而只有在中国，游猎文明竟然大获全胜，四十多年的明清战争中，明朝没有任何胜利的机会。这只能说明中国传统文明已经衰落，已不能适应时代的新发展，二百年后只是再一次确认。

被忽视的真相：明亡的年代

在我们的历史教育中，有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当谈到明朝灭亡时，我们总是说“明朝亡于农民起义”，仿佛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自缢煤山就是明朝历史的终点。至于后来发生的事——清军入关、南明抗争、三藩之乱——似乎都属于另一个故事。因此几乎所有历史教科书和工具书都大书，明朝灭亡于1644年。

这种叙事方式看似自然，实则隐藏着一种集体的心理防御机制。我们不愿意承认，一个曾经辉煌的中原王朝，最终被来自东北的“蛮夷”所征服。我们宁愿相信，明朝是亡于内部的腐败和起义，而不是输给了外部的敌人。

但历史的真相往往是残酷的。如果我们客观地审视史实，就会发现：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不过是昙花一现，在北京仅仅维持了四十余天；而真正终结明朝、建立新秩序的，是清朝。更准确地说，明朝的灭亡是一个长达数十年的过程，始于萨尔浒之战的惨败，终于南明最后据点的陷落。在这个过程中，后金/清朝始终是主要的推动者。

为什么我们会忽视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除了民族情感的因素外，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我们习惯于用“内因决定论”来解释历史。在这种思维模式下，一个王朝的兴衰完全取决于其内部因素，外部力量充其量只是催化剂。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但如果绝对化，就会导致我们忽视外部冲击对文明发展的重要影响。

《大明劫》（2013）剧照。

事实上，人类历史上的许多重大转折，都是内部危机与外部冲击共同作用的结果。罗马帝国的崩溃，既有内部的政治动荡、经济衰退，也有日耳曼蛮族的入侵因素；阿拉伯帝国的兴起，既有伊斯兰教的精神动力支持，也有拜占庭和波斯帝国的衰弱因素；十三世纪亚洲大陆包括金、宋在内的众多国家被蒙古帝国灭亡，这几乎全部可以归因于外部冲击。

明清易代也是如此。明朝的内部危机为清朝的崛起创造了条件，而清朝的外部压力又加速了明朝的崩溃——直接摧毁了明朝的军事力量，导致明朝灭亡。如果没有后金/清朝的崛起，单凭天灾人祸的内部危机，明朝并不会在当时灭亡，更何况明末流寇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外部压力。

摒弃“评书史观”

历史是由无数个体的选择汇聚而成的洪流。在明清易代的大潮中，每一个历史人物都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他们的选择，既受制于时代的大势，又影响着历史的走向。传统史学倾向于道德评判，忠奸贤愚，认为主导历史走向的是明君忠臣，或他们的反面昏君奸臣等，我称之为“评书史观”或“戏曲史观”，简单的黑白两分，可以满足情绪，但不能满足认知。评书史观影响深远，中国传统史学著作自不待言，即使是现代的一些著作也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受到评书史观的影响。

本书摒弃评书史观，将历史人物放在他们所处的情境中，设身处地评价，所有人物都是灰色的，而不是戴着戏曲面具的黑与白。

崇祯皇帝：他继承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帝国，面对的是内忧外患的危局。他勤政爱民，却缺乏战略眼光；他渴望中兴，却不知从何着手；他猜疑多变，最终自毁长城。我们不能苛责他——一位年仅十五岁的少年，一生没有出过北京城，如何能应对如此巨大的危机？你是否能比他做得更好？他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大明劫》（2013）剧照。

袁崇焕：他以书生之身投笔从戎，凭借过人的胆识和才能成为辽东重臣。他的“凭坚城、用大炮”战略一度遏制了后金的攻势，他完全明白战争解决不了问题，但却无法向信任他的皇帝坦白，最终死于自己效忠的皇帝之手。他的死，不仅是君臣猜忌的结果，更是整个体制失灵的象征。

皇太极：他继承了努尔哈赤的基业，但面临的挑战同样严峻。如何将松散的部落联盟转变为统一的国家？如何保持满洲特色？如何在明朝依然强大的情况下寻找突破口？他的每一个决策，都体现了一个新兴政权领导者的智慧与魄力。与后来清朝官方给他塑造的形象不同，皇太极自始至终对取代明朝没有兴趣，这本是明朝的机会，但被明朝一次次错过。

吴三桂：他是明清易代的关键人物，他的选择直接决定了历史的走向。降李还是降清？为父报仇还是为国尽忠？在山海关前的那个春天，他面临的不仅是军事决策，更是道德困境。我们可以谴责他的选择，但能否理解他的处境？

多尔衮：他是皇太极的弟弟，清朝入关的实际指挥者。他如何说服八旗贵族放弃关外的安逸生活，冒险进入中原？他究竟出于何种个人动机取代明朝？他如何在征服与怀柔之间找到平衡？他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才能，为清朝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但给本人及其同母两兄弟带来的却是悲剧。

这些人物，以及无数没有留下姓名的将士、官员、百姓，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的图景。他们的选择或许有对有错，但都是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真实反应。理解他们，就是理解历史；理解历史，就是理解我们自己。

明末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在探讨明朝灭亡的深层原因时，我们不能忽视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明末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个转型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转型最终没有完成，反而成为王朝崩溃的重要因素。

经济转型的矛盾：明末商品经济发达，海外贸易带来了大量白银，市场经济开始冲击传统的自然经济。但是，朝廷的财政体制仍然建立在农业税收的基础上，无法有效地从商业发展中获取财源，这严重削弱了朝廷应对危机的能力。

社会结构的变动：传统的四民（士农工商）结构开始松动，商人地位上升，士绅阶层分化，新的社会群体不断涌现。但是，政治体制仍然维持着严格的等级制度，科举制度仍然是社会流动的唯一重要通道。这种社会变动与制度僵化之间的矛盾，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张力。

思想文化的冲突：王阳明的心学打破了程朱理学的垄断地位，李贽等思想家开始挑战传统的道德观念，西方传教士带来了新的知识体系。但是，官方意识形态仍然坚持僵化的理学教条，对新思想采取压制态度。这种思想活跃与文化专制之间的冲突，阻碍了社会的创新能力。

技术革新的困境：明末已经出现许多重要的技术创新，如《天工开物》所记载的各种工艺技术，徐光启引进的西方科学知识。但是，这些技术创新缺乏制度支持，无法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明朝曾经是火药武器的早期使用者，但到了明末，却在火器技术上远远落后于西方，甚至在某些方面不如后金/清朝。这种技术停滞的背后，是整个社会对技术创新的漠视。

这种未完成的社会转型，使得明朝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困境：既无法回到过去的稳定状态，又无法向前突破到新的发展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外部冲击都可能导致整个体系的崩溃。而后金/清朝的入侵，恰恰提供了这种致命的冲击。

《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2023）剧照。

明清战争表面上是军事较量，实质上是两种文明形态的对决。这种对决不仅体现在战场上，更体现在组织方式、动员能力、适应机制等深层次的文明要素上。

组织效率的差异：明朝的军事组织已经严重官僚化，指挥系统臃肿，决策过程缓慢，各部门之间缺乏协调。相比之下，八旗制度虽然原始，但正因为其简单直接，反而在战时显示出高效率。八旗将领可以快速集结部队，灵活调整战术，而明军却常常因为决策过程冗长、指挥混乱而贻误战机。

动员能力的对比：明朝虽然人口众多，但真正能够动员起来的力量却很有限。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商人不愿资助战争，士绅逃避军事义务。而八旗制度下，每个旗人都是潜在的战士，战时全民皆兵，这种总体战的动员模式在以冷兵器为主的时代具有巨大优势。

激励机制的不同：明军的激励机制已经失效，军饷经常被拖欠，军功常被冒领，将士们缺乏战斗意志。而八旗军队实行严格的军功奖赏制度，战利品按功分配，晋升机会公平，这极大地激发了战士们的积极性。

学习能力的高下：这或许是最关键的差异。明朝在面对新挑战时，总是试图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空谈道德经典口号，缺乏学习和创新的意愿。而后金/清朝则表现出惊人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他们不仅学习汉人的军事技术——比如快速掌握了火器制造技术，还学习其行政管理、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他们在保持八旗特色的同时，大量吸收明朝的行政体制，创造出了一种混合型的治理模式，甚至还在入关后向西方传教士学习天文、历法、数学等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将这些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自身的军事体制相结合，形成新的战斗力。

总结来说，一个失去了自我更新能力的文明，无论曾经多么辉煌，都难逃衰落的命运；而一个充满活力、善于学习的新兴力量，即使起点较低，也终将后来居上。这个规律不仅适用于明清之际，也适用于人类历史上的其他重大转折。

东北亚的各方角力与历史的启示

明清易代不能仅仅从中原王朝的视角来理解，它实际上是整个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重构的一部分。这种重构涉及多个行为主体：衰落的明朝、崛起的后金/清朝、随风倒的蒙古各部、风雨飘摇的朝鲜、野心勃勃的日本，以及开始东来的西方势力。

辽东，这个连接中原与东北亚的战略枢纽，成为各方势力角逐的焦点，明清战争中高质量的会战都发生于此。

在这个复杂的地缘棋局中，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展现出了卓越的战略眼光。他们不仅在军事上步步为营，更在外交上纵横捭阖。通过联姻、会盟、朝贡等手段，他们逐步瓦解了明朝在东北亚的同盟体系，将蒙古和朝鲜从明朝的盟友变成了自己的附庸。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因素。丰臣秀吉发动的侵朝战争（1592—1598），虽然最终失败，但对明朝造成了沉重的打击。这场战争不仅消耗了明朝大量的人力物力，更重要的是暴露了明朝军事体制的种种弊端。努尔哈赤恰恰利用这个机会，开始了自己的扩张。

从更大的历史视野来看，明清易代是东北亚从“中原中心”向“多元均衡”转变的开始。在此之前，中原王朝一直是东北亚的主导力量，周边国家和民族都围绕着中原旋转。但随着明朝的衰落和清朝的崛起，这种单一中心的格局被打破，东北亚开始形成多个力量中心并存的新格局。

《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2023）剧照。

写作和阅读历史，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好奇心，而是为了从过去汲取智慧，为现在和未来提供借鉴。明清易代这段历史，对我们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一，开放与封闭的关系。明朝的海禁政策和清朝初期的迁海令，都是出于安全考虑而采取的封闭措施，但最终都导致了文明的停滞。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形式的自我封闭都是危险的。只有保持开放的心态，积极学习和吸收外来文明的优秀成果，才能保持文明的活力。

第二，技术创新的重要性。明朝在火器技术上的停滞，直接导致了其在军事上的失败。这提醒我们：在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任何对技术创新的忽视都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一个国家、一个文明要想保持竞争力，就必须重视科技发展，营造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

第三，制度弹性的必要性。明朝体制的僵化和清朝初期政策的灵活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告诉我们：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应该根据时代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和完善。过度的制度刚性会扼杀社会的活力，而适度的制度弹性则能够激发创新和进步。

第四，文化自信与文化自省的平衡。明朝士大夫的文化优越感是自大与自卑的混合，真正的文化自信，应该建立在对自身文化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既要看到其优点，也要承认其不足，既要坚守其精髓，也要勇于革新。

第五，个人选择与历史大势的关系。历史是由无数个人选择汇聚而成的，但个人选择又受制于历史大势。理解这种关系，有助于我们在面对人生重大抉择时，既不盲目乐观，也不过度悲观，而是在认清大势的基础上，作出最符合自身价值观的选择。

每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都伴随着巨大的代价，明清易代也不例外。战争、屠杀、饥荒、瘟疫，数以千万计的生命在这场变革中消逝。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血腥的记忆至今还在提醒我们：历史从来都是残酷的，在津津乐道《清明上河图》记载的繁华、宋代名士风流的同时，更要看到，没多久就是开封陷落的靖康之变，这才是全面的视角。

我们也要认识到，变革虽然痛苦，但有时却是必要的。明朝后期的中国，已经陷入深重的危机。如果没有外力的冲击，这种危机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造成更大的损失，最终也会走向内爆。

清朝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它虽然在初期展现出开放和进取的精神，但随着统治的稳固，也逐渐走向保守和封闭。特别是在面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时，清朝表现出了与明朝类似的僵化和无能。当年最灵活、不讲求意识形态束缚的关外猎人，他们的子孙后来又变成了明末敌人的模样，这也再次证明反对入关的皇太极的英明预见。

清朝的情况更加复杂和有趣。统治者一方面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特色——满语、八旗制度等，另一方面又选择性地接受和发展汉文化——科举制度、儒家思想、诗词书画等，最终创造了一个多元一体的帝国。在这个帝国中，“华”与“夷”的界线变得模糊，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包容和开放的文明观。

从这个角度看，明清易代不应该被简单地理解为“文明的倒退”或“野蛮对文明的征服”，而应该被视为中华文明自我更新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虽然充满冲突和痛苦，但最终的结果是文明的扩展和深化。清朝不仅继承了明朝的疆域，还将其大大扩展，将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等地区更紧密地纳入了中华文明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