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人：万王之王的时代》，[英]劳埃德·卢埃林-琼斯著，冯丽平译，世界知识出版社｜后浪，2025年5月出版，464页，98.00元

波斯帝国史书写中的“三重扭曲”

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是我们中学课本上所言“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横跨亚非拉三个大洲的大帝国”，也是伊朗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之一。然而我们能读到的关于波斯帝国的主要古代书面记载，基本都来自于同时代或者稍晚的希腊人：有关波斯帝国建国初期的书面记载主要来自希罗多德，他是波斯人统治下小亚细亚希腊城邦的市民；波斯帝国中期历史的书面记载主要来自色诺芬和克特西亚斯，前者是跟随试图篡位的波斯王弟小居鲁士叛乱的希腊雇佣兵领袖，后者曾长期担任波斯宫廷的御医并学会了波斯语；波斯帝国后期和灭亡过程的历史记载主要来自稍晚的阿里安和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等史家，这些罗马治下希腊史家参考的原始记载（现在基本已散佚）源于托勒密一世等人，也就是亲身跟随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灭亡波斯帝国的马其顿军人或随军人士。除了这些古代史书的记载外，以贝希斯敦铭文和各地出土的泥板书为代表的遗迹与文物，也是大家研究波斯帝国历史的重要资料。

虽然史料并不少，但这两千五百多年来，对波斯帝国历史的书写中却充满了各种主观和客观原因导致的史实性扭曲，大大影响了我们对波斯帝国以及那个时代的理解。把这些史实性扭曲按照成因大致分类，则大概可以分为三类：来自与波斯交战过的敌人尤其是希腊城邦的扭曲性记述，其中还夹杂着胜利者的傲慢与偏见；试图理解波斯人行事逻辑、保持记述中立性的希腊史家，他们的记事却往往被文化和观念的隔阂所扭曲；波斯宫廷的政治斗争风云诡谲又血腥残暴，在这种斗争中幸存并登上宝座的胜利者，往往会主动扭曲史实来美化自己的上台过程，甚至把谋反、弑亲等非正常手段篡位上台的经历扭曲成自己的天命所归。这三种对波斯历史的扭曲之间互相作用，构成了传统的波斯帝国史叙事。在跟随本书作者以更加中立的、摒弃了王朝内战中宣传与歪曲的“波斯视角”重新审视波斯帝国历史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传统波斯史叙事中这三种扭曲的来龙去脉。

首先是波斯历史上的敌人尤其是希腊人（包括马其顿人）的扭曲性记述。在希腊史家的叙述中，波斯人是作为希腊人的头号敌人出现的，他们笔下的波斯帝国领土广袤、兵力庞大但国王往往很怯懦，军队战斗力也极差。这方面的代表是色诺芬和记载亚历山大东征的原始史料。在他们的记载下，波斯国王动辄能聚集起百万大军，却往往被只有数万人的希腊军队打得一败涂地，托勒密刻画出的大流士三世更是两次在战役最高潮临阵脱逃，辜负了还在浴血奋战的将士们。随着古战争研究这一学科在近现代的不断完善，现代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不过是胜利者的傲慢与偏见：波斯败于马其顿的两次决战，核心原因都纯粹是军事上的。扣除了希腊人对对手兵力动辄十倍二十倍的夸大后，波斯人的实际兵力优势相当有限，尤其是波斯人的步兵缺乏有效战斗力，骑兵战术比起马其顿人也已落后，而马其顿人的统帅亚历山大大帝又是不世出的军事天才。大流士的两次撤退都是因为自己周边的单位已被歼灭或溃退，他再不撤退就会被当场击杀或者俘虏。至于色诺芬，他绘声绘色地描绘自己的军队如何追击一触即溃的对面之敌，但却甚至把这场库纳克萨战役的胜负都搞混了：他所在的右翼被波斯军左翼引开，在战役中徒劳追击了一路而斩获极少，而波斯军的主力在这段时间击溃了他这方军队的中央和左翼，阵斩了他效力的波斯王子小居鲁士。

其次是一些试图保持客观中立，却受制于文化和观念的隔阂无法如愿的史家，这方面的代表是希罗多德。希罗多德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实地游历的区域相当广泛，从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希腊人聚居区到两河流域波斯统治下的巴比伦尼亚，从埃及最南端直到黑海北岸的希腊城市，都有着这位“史学之父”的足迹。虽然有着那个时代希腊人普遍的自豪感，但希罗多德对其他民族的观念与习俗有着相当的尊重，甚至对这种差异性本身表示了极大理解。他的书中记录了自己走访所得的诸多奇闻轶事，对于其中不少说法他本人并不以为然，但仍然带着自己的质疑原样记录下来。然而本书作者却毫不留情地写道：“我们可以自己阅读和分析波斯帝国本土的文献，据此，我们可以明确指出，希罗多德（对波斯宗教）的每一个‘观察’都是错误的。”新出土的大量泥板书证明，希罗多德对于波斯人的很多行为和观念完全不理解。从希罗多德旅行足迹的覆盖范围我们不难看出，这位伟大的史学家虽然曾在波斯帝国西部许多行省游历，但从来没有到过扎格罗斯山脉以东的波斯本土，也没有深入过与波斯习俗文化相近的米底。虽然他极力试图勾画出一个客观真实的波斯，但他能参考的资料大多是自己旅行中的见闻和道听途说，其中还混入了波斯西部行省一些被征服民族再传播过程中的流变，距离波斯人真正的世界时常相差巨大。

第三重扭曲便是波斯帝国内部权力斗争的胜利者对历史的“重构”也就是篡改。其中最典型的篡改便是，大流士以旁系远支用非正常手段夺得大统后，用各种方式洗白自己上台的合法性。作者尖锐地评价道：“大流士在贝希斯敦铭文中对自己继任大统的叙述是虚假消息的精湛汇编。它混杂了一系列谎言、带有倾向性或纯粹虚张声势的说法。”甚至“阿契美尼德”这个王朝的命名也体现了波斯宫廷这次巨大的权力更迭：王朝以大流士的直系祖先“阿契美尼斯”命名，然而所有居鲁士大帝时代关于祖先的叙事和名单中，都没有提到这一位“阿契美尼斯”，可见大流士即使与居鲁士有一定的血缘联系，也是相当疏远了。古代史家笔下关于薛西斯一世之死的记载异常简略：一位叫阿尔塔巴努斯的权臣将薛西斯弑杀后试图篡位，但薛西斯的一个儿子阿尔塔薛西斯杀掉了这位权臣，又杀了自己的王兄大流士等人后自立为王。这种口径从逻辑上相当混乱，而在本书作者眼中，这种历史叙事的混乱很大程度源自阿尔塔薛西斯上台后对这些事件的刻意重构。

贝希斯敦铭文

在这种“三重扭曲”的叠加效应下，两千多年来波斯帝国的历史从书写到传播的各环节都存在着严重失真。如何在这种扭曲与失真之下更好地还原波斯历史？如何甄别宣传与谎言，摈弃傲慢与偏见，在现存古代史料和近现代新出土的文物基础上，重构一部尽可能中立而客观的波斯帝国史？本书的作者劳埃德·卢埃林-琼斯教授给出了一个相当优秀的答案。

以“波斯视角”重述万王之王的传奇

在开篇导言中，作者就表达了自己写作本书的核心思路：从波斯人的第一视角来还原波斯帝国的方方面面。作者在导言中还指出，我们所知的几乎所有波斯人名，包括那些常闻其名而不知其具体含义的波斯国王，都是经希腊人转述后再被拉丁化的译名，本质上只是一个二次变异的大致音译。如著名的大流士，其真正的古波斯语单词Dārayavaush意为“坚守仁善”，薛西斯的本名在古波斯语中意为“号令群雄”，另一个常见的波斯君主名阿尔塔薛西斯在古波斯语中意为“以神圣真理统治”。至于以宽容、公正著称的波斯开国君主居鲁士，其名在古波斯语中的原意却是与他作为颇有反差感的“敌人的羞辱者”。

在史料的选取中，作者优先选取波斯一方的直接文物，除了著名的贝希斯敦铭文，还包括波斯帝国首都波斯波利斯卫城、帝国境内重镇苏萨、巴比伦等地出土的大批泥板书，米底古都埃克巴坦纳（今哈马丹古城）附近的石刻等。当然，要想构建完整的波斯史叙事，希腊古代史家的著作仍然不得不参考，作者选择把他们的优先级排在波斯方的史料之后，在运用之前会详加甄别，分析其中的真实与虚构。

苏萨弓箭手彩釉砖

作者在目录和写作结构上把本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讲了波斯帝国前期的历史，从米底人和波斯人的关系讲起，分析了居鲁士大帝迅速崛起、创建波斯帝国的过程，一直写到他的晚年，对传统的战死说和古代就有但未成主流的病死说都进行了详细分析。作者随后又讲到居鲁士的继承人冈比西斯入侵埃及的战事，根据波斯和埃及的文物还原了冈比西斯在埃及停留那几年的情形，澄清了希腊人（或许还有大流士）对他在埃及期间作为的大量污蔑之词。作者在这一部分的最后用单独一章的篇幅，对大流士篡位上台的过程进行了抽丝剥茧的还原，但却对大流士的功业予以了充分肯定。到这时，横跨亚非拉三洲、从利比亚一直延伸到中亚大草原的波斯帝国正式成形了，这是一个有着完善的法律、发达的道路系统和宏伟建筑的政权，对国内多元化的族群、宗教和文化采取了极为宽容的政策。

第二部分是全书“波斯视角”感受最明显的一部分。通过对以波斯波利斯卫城泥板书为代表的波斯文物详加解读，作者首先向我们介绍了波斯的官僚体系，描绘了国王和他庞大的宫廷队伍如何在国内各主要区域旅行并体察民情，如何通过建造庞大的宫殿、纪念碑、行政建筑和神庙等建筑群来构建权威。在这个大兴土木的过程中，波斯国王也从被征服地区尤其是激烈抵抗过自己的地区强制迁徙大量当地居民来提供劳力，作者毫不偏袒地指出这属于变相的奴隶制。作者又绘声绘色地描写了王权下的后宫制度，波斯国王如何通过大量生育子嗣来完成对王朝的职责。这部分的最后章节则对波斯帝国的宫廷礼仪和官方宗教进行了深入探究，并分析了这两者与帝国政治秩序的关系。在这一部分中，我们能看到波斯帝国的制度、习俗、宗教等上层建筑如何运行，也能看到这个运行过程中形形色色的人物：从高高在上的君主、专制一方的总督、仗着王权狐假虎威的太监、保证帝国基层财政的税吏，再到普通的士兵，乃至丧失自由的囚犯。

第三部分从大流士晚年开始，讲了波斯帝国约一个半世纪的稳定统治。薛西斯是大流士和居鲁士大帝的女儿所生的长子，在父亲去世后顺理成章地继承了王位。作者指出，“希罗多德蓄意而巧妙地歪曲了薛西斯的形象并诽谤了他”“将薛西斯塑造得既邪恶又愚蠢”，并试图还原毁谤背后的人物行为逻辑。最典型的是，通过介绍古代西亚的树木崇拜，把希罗多德笔下薛西斯最疯狂而神经质的“恋树”怪癖，解读为包括亚述、古以色列和犹太王国等君主同样都执行过的宗教仪式。本书随后从波斯视角解读了希波战争：波斯帝国在西部边陲的一次失败扩张，波斯官方资料中尽可能淡化这次失败。但希罗多德把波斯人的军队夸大了数十倍，进而把一次扩张失败的战争描绘成惊天动地的世纪对决。

在主流叙事之下，许多人都有一个模糊的印象，薛西斯入侵希腊失败后波斯帝国就走上了漫长的衰亡之路，然而这只是一种纯粹的想象。事实上，虽然波斯人没能占领希腊本土，在波斯帝国与雅典、斯巴达争夺小亚细亚西部希腊城邦主导权的长期斗争中，最后的胜利者却是波斯帝国。波斯人先是击败了试图帮助埃及起义军脱离波斯帝国统治的雅典远征军，后又有效利用伯罗奔尼撒战争这一希腊世界的内战，最后使得雅典、斯巴达等城邦都承认了自己对小亚细亚西部希腊城邦的支配权。

真正削弱波斯帝国的是其内部的斗争。波斯帝国从来没有建立起稳定的继承制度，每个王子尤其是王后所生的王子理论都存在上继承王位的可能性。波斯的王后或王太后也有着巨大政治权力，这种权力一方面能为王权更迭保驾护航，另一方面也会加剧王族内部的宫廷斗争。一位波斯大王不管是寿终正寝还是死于非命，他的子嗣在他身后时常会围绕王位继承权开展争夺，甚至会像小居鲁士那样不惜带兵叛乱挑起内战。这种继承制度的不稳定，对波斯帝国的政治稳定性和国力都造成了极大消耗。小居鲁士发动的内战使得埃及借机重获独立，帝国西部不少省份也逐渐脱离了波斯人的统治，波斯帝国有了明显的衰落趋势。

虽然如此，公元前四世纪中叶时，在阿尔塔薛西斯三世和大流士三世这两位君主的统治下，波斯帝国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复兴。阿尔塔薛西斯三世平定了小亚细亚和黎凡特海岸诸多地方王公的联合反叛，加强了对帝国西部的控制。大流士三世以旁系入主宫廷后，重新占领了脱离波斯帝国统治近七十年的埃及，使得波斯再度统治了地中海东部所有富庶地区。然而，正如作者引用的莎翁台词那样，“残暴的欢愉终将以残暴结束”，这种中兴之势也即将终结。希腊北部边陲的马其顿王国曾是大流士时代的波斯附庸，此时已经崛起为新一代强国，在征服希腊后又入侵亚洲，波斯帝国数年之内就迅速走向覆灭。作者在本书最后写到了亚历山大大帝率军在波斯首都波斯波利斯的杀戮、劫掠和纵火，随后便戛然而止。而在同样基于“波斯视角”的波斯国教琐罗亚斯德教古代文献中，亚历山大是个残酷无情、心狠手辣又阴毒的征服者，他大量焚毁代表着琐罗亚斯德教精神的圣书《阿维斯塔》，琐罗亚斯德教的祭司们也大批被杀或逃散，许多寺庙中的圣火都被这位征服者强制熄灭（参见Book of Arda Wiraz 1-17，Denkard 4.14-16）。到这时，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历史被划上了句号。

波斯波利斯废墟

一部力求中立与客观的优秀波斯史叙事

虽然标榜“以波斯人的视角重述波斯史”，本书作者却避开了一个常见怪圈：为了翻案而翻案，凡事皆与传统口径唱反调。相反，本书选择尽可能不偏不倚讲述波斯人的故事，一方面对希腊人记述中的不实之词详加甄别，洗清了许多胜利者的诬蔑性宣传文字，另一方面却也对波斯史料中的宣传文字（包括希腊史家转述中的类似宣传）以同样严苛的标准进行甄别，尽可能还原了波斯王朝斗争中的胜利者篡改史实的动机和过程，并结合波斯的泥板书、铭文等资料和希腊人的二手记载，对波斯历史上许多事件进行了重构，其中有两个事件的重构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第一个是所谓的“高墨达政变”，此事在希罗多德、克特西亚斯等人书中都有记载，基本重复了大流士及往后波斯朝廷的官方口径：波斯开国之君居鲁士有两个儿子冈比西斯和巴尔迪亚。冈比西斯继位后暗中派人杀害了弟弟巴尔迪亚，随后攻占埃及并在此长期逗留，以埃及为基地继续向西边的利比亚和南边的埃塞俄比亚、努比亚等地扩张。由于在埃及逗留时间过久，波斯本土出现了自称巴尔迪亚的叛乱者，并且得到了广泛支持，冈比西斯在回师讨伐伪巴尔迪亚途中暴死，临死告诉他身边的主要贵族巴尔迪亚已死。随军的七个最主要的波斯贵族于是结盟讨伐伪巴尔迪亚，经过一系列戏剧性的权力博弈，这些人最后一致拥戴七人之一的大流士为国王。大流士随后击败了伪巴尔迪亚，并宣布此人是与巴尔迪亚长相相近的祆教祭司高墨达所冒充。这个故事可谓大流士的“钦定”版本，甚至早在希腊史家转述之前很久，就已在贝希斯敦铭文上有所体现。

近代以来，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个故事虽然突出了大流士的天命所归，从逻辑上却可谓错漏百出。不少学者更是明确指出，大流士等人杀死的是货真价实的巴尔迪亚，所谓的“高墨达”本来就是“七人集团”用来抹黑巴尔迪亚、否定其继承权的谎言。本书作者进一步指出，冈比西斯的死法相当可疑，很多细节都指向了慢性中毒这一死因，波斯官方叙事中他被自己的匕首误伤的事件也充满诡异，不排除是包括大流士在内的七人密谋集团所为。如果这种猜想为真，那么大流士就在很短时间内接连杀掉了居鲁士大帝的两个儿子后篡位称王，也难怪他定的官方叙事口径会强调天命，却对冈比西斯统治末期的许多细节含糊其辞。在巴尔迪亚死后，整个波斯帝国各地都发生了反对篡位者大流士的叛乱。大流士的贝希斯敦铭文作为记功的纪念碑，反而让我们知道这段时间内波斯帝国境内较大规模的叛乱就至少有十三次。就这样，作者还原了作为旁系的大流士如何谋害居鲁士大帝的两个儿子，如何镇压遍布境内的反抗，随后通过一系列宣传来篡改粉饰自己上位的经历，把这次改朝换代的叛乱包装成自己击败假冒王子后的万众归心。

第二处是薛西斯一世之死，三位古代史家的主要口径都采取了“权臣阿尔塔巴努斯弑君说”，但在细节上有所出入。本书作者却敏锐地发现，新出土的巴比伦泥板书中有一条“薛西斯之子弑父”的记载。在结合对比三种口径并添加“薛西斯的某一个儿子弑父”这一新条件后，本书作者对薛西斯的三个儿子逐一开展排查，赫然发现随后即位的阿尔塔薛西斯是最大的嫌疑人，而“希腊人写的故事（史家的三种传统口径）带有阿尔塔薛西斯王子精心掩饰的气息”。也就是说，阿尔塔薛西斯在弑父杀兄之后登上了王位，随后把这些罪行精心安到了阿尔塔巴努斯头上将其处死。阿尔塔巴努斯本人要么是阿尔塔薛西斯的同谋，要么是作为先王嫡系被欲加之罪一并除去，但他的身份和实力不足以成为这一系列宫廷惊变的主谋。希腊人后来对该事件的道听途说，已经是阿尔塔薛西斯粉饰过的宣传口径。

本书一方面纠正了希腊人因为傲慢、偏见或者观念差异造成的许多误读，另一方面又解构了希腊人照搬自波斯宫廷斗争胜利者的许多宣传。作者多次强调，希腊人眼中薛西斯等人的许多暴行，都是为了国家利益和神圣的政治目的而不得不为。有趣的是，作者试图把更真实的波斯宫廷展现在我们眼前，但他所勾画出来的波斯宫廷，虽然不像希腊人描绘的那样充满了神经质的暴君，其血腥和残酷程度比起古代希腊史家的描绘却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相比之下，古代原始史料往往略显温情或模糊，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权力斗争的惊心动魄。

本书的翻译也颇为出色。本书译者在语言学方面的履历挺丰富，但并没有古典学的学术背景，因此曾一度让笔者颇为担心本书的翻译质量。实际阅读下来，这方面却给了我意外之喜。虽然少量专业性过强的冷门内容翻译中出现几处纰漏（我已向出版社反馈，后续译本应当会修正），但就整体而言，本书的翻译质量相当高，行文相当流畅，远超我的期待值和同类书籍的平均翻译质量。

值得一提的是，灭亡了波斯帝国的马其顿人在波斯故地建立了一系列希腊化王国，这些王国维持了数个世纪，最终其核心领土都被罗马征服；而包括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在内的希腊化世界东部，也就是波斯帝国传统的核心地区，则被新崛起的帕提亚人所征服。在这些希腊化王国的历史书写上，出现了一个颇具讽刺的循环：掌握对希腊化国家和罗马征服这些历史主流话语权的，是征服了他们的罗马人或亲罗马的希腊人，以及在罗马人长期统治下成长起来的希腊人后裔。因此，我们看到的这段历史，很多方面都与希腊史家写的波斯帝国史非常相近：罗马人永远可以以少胜多，靠着勇气和天命战胜强大许多的敌人。为何本都、亚美尼亚这些全境只有两百万左右人口的亚洲中等国家，都能不止一次在一个战场聚集起二三十万大军？自然是罗马史家通过无限扩大敌方优势，把己方压倒性体量下的实力碾压描绘成英勇的以少胜多了。更离谱的是，亲罗马史料有时还会把科技比罗马更发达的希腊化国家描绘成愚昧的野蛮人，譬如有史料曾提到皮德纳战役前发生日食，马其顿军队认为这是不祥之兆而士气低落，罗马军中却有懂得天文的人解释这一现象平息了惶恐。但当时希腊化世界的天文学水平远超罗马，这个故事实在让人难以置信。可能性更大的情况是，史料把马其顿人军中少量加拉太等“蛮族”雇佣兵对日食的恐慌，夸大为马其顿全军范围的惶恐，来突出马其顿人的野蛮落后和罗马人的先进与天命。

近年来，这种征服者傲慢与偏见下的传统叙事口径也在被逐渐打破。有着军方背景的约翰内斯·克罗迈耶（Johannes Kromayer）和N. G. L. 哈蒙德（N. G. L. Hammond）等古代军事史专家，通过详细的考证，意识到罗马在和主要希腊化国家作战时，前线兵力大部分时候都能居于优势，整体实力更是优势明显，只有安条克三世等极少数对手能与罗马人势均力敌。以约翰·D. 格兰杰（John D. Grainger）和菲利普·马蒂塞克（Philip Matyszak）为代表的学者，更是注意到了视角选取不同造成的书写偏差，并以“希腊视角”重新书写了东地中海的希腊化国家从繁盛到被罗马征服的这段历史。我也在前人的研究之上，结合包括对新出土泥板书解读在内的考古成果，创作了《征服与重构：从希腊化世界到东部罗马》，明年将作为甲骨文丛书新书面世。作为“希腊化国家视角下罗马征服希腊化国家的历史”的效颦之作，我读完这本堪称经典的“波斯视角下的波斯第一帝国历史”，惟有见贤思齐，将更好的作品献给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