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04年,北方草原发生严重“白灾”,兼且当时匈奴单于更迭,正值主少国疑之际,于是第二年匈奴左大都尉决定向汉朝投降。
接到消息的汉武帝大喜过望,为接受左大都尉投降,立即命令因杅将军公孙敖建造一座“受降城”。当然,虽然受降城筑好,汉朝也安排了驻军,但匈奴左大都尉却被“儿单于”反杀,“受降城”没能迎来受降。
那么,如此赫赫有名的受降城,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汉语大词典》考证历代记载指出:“受降城,城名,汉唐筑以接受敌人投降,故名。汉故城在今内蒙古乌拉特旗北,唐筑有三城,中城在朔州,西城在灵州,东城在胜州。”以此来看,汉唐受降城都位于河套北岸。
然而,外蒙考古发现的一座汉朝遗址,研究结果却出人意料,汉代受降城的位置,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入北方。
1957年,在蒙古国南戈壁省诺姆贡苏木南约26公里,蒙古国学者发现“巴彦布拉格遗址”,起初认为是一座匈奴要塞遗址。
2009年,蒙俄学者联合考古,出土了大量汉朝兵器、铠甲甲片、马具、五铢钱,以及汉式铁戟、铁镞、瓦当碎片等。
2020年,中国学者对遗址内的20具人骨,开展了稳定碳氮同位素分析和碳14测年,结果发现绝大部分以粟米、小麦、水稻为主粮,只有个别以肉食为主粮。因此,从食谱上看,该遗址体现的是汉民族特征,与游牧民族的食谱特征完全不同。
鉴于这些原因,蒙俄学者认为“巴彦布拉格遗址”就是建造于公元前105年的汉代“受降城”。
按理说,作为深入蒙古地区最远的汉朝城池,与史书记载相符的应该就是受降城。但对该遗址的考古研究,却又发现一些难解之谜。
该遗址的一个尸骨坑中,有些尸体严重残缺不全,但在学者研究之后,却得到两个异常的结论:
首先,碳氮同位素检测表明,他们不具备来自同一个地区,或在同一个军营中生活很久的特征。
其次,编号S6的个体死亡年代不会晚于公元前190年(西汉初年),编号S8的不晚于公元前107年,两者都死于史书上受降城建成之前。
据此,这座尸骨坑是不同时期的战死的部分汉军将士、被集中埋葬于此,造成了尸体相互叠加现象。
问题在于:史书记载公元前105年才建造受降城,那么为何公元前190年就已有汉军坟墓?
上述疑问的答案,分析起来不外乎两种:
首先,在受降城建造之前,此处已是一处延续百年的汉朝军事基地,因为受降匈奴左大都尉的需要,而将之扩建。
其次,此处并非受降城,而是另一个早于受降城的汉朝军事要塞遗址。
无论哪一种分析,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早在受降城之前,汉朝势力已经深入到了阴山以北的外蒙地区。
西汉之初汉军深入外蒙,可能让人惊讶,但从历史来看,其实很正常。
秦汉长城是在河套以北、阴山以南、鄂尔多斯向东延伸(比我们熟知的明长城更靠北),而秦汉长城不仅是防御、更是进攻基地,因此在长城之外建立军事要塞或据点,符合秦汉外向的积极的防御战略。需要说明的是,秦始皇建长城,不是单纯的消极防御,后人理解有误。
秦始皇派蒙恬北逐匈奴,兼且修筑长城,那么必然控制了秦长城以北部分地区,否则秦长城也修不起来,乃至在更北的地方建造据点。因此,该遗址或是秦朝遗留,汉朝继续使用。
当然,该遗址也可能是汉初建造,虽然汉朝匈奴势大,但汉朝并非毫无还手之力,依托长城在阴山以北建立一座据点并非不可能。
外蒙发现的这座遗址,不管是不是受降城,都反映了西汉之初汉军已经深入外蒙,深入匈奴腹地,且延续了至少上百年。其实,到了汉武帝时期,还在秦汉长城之外,又修建了“外长城”(上图,汉代外长城已深入外蒙),也是会牢牢控制该据点,汉朝后来对匈奴的更具优势,估计更不可能放弃该据点。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该遗址可见,汉朝在战略防御阶段,都有深入匈奴腹地的军事据点,实行的不完全是保守的被动挨打的防御,而是也有更深入的积极防御,由此经过百年积累,到了战略反攻阶段,汉武帝能打败匈奴也就不奇怪了。
因此,汉朝之所以强大的原因之一,不是说出来的,不是忍出来的,而是保持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实打实的敢打敢战。与汉朝相同的是,唐朝在河套以北也有受降城,也有深入草原的据点,也是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最终成就了李世民的天可汗与盛唐威名。
最后,外蒙发现的该遗址,其中驻扎的汉军,基本是孤军深入(距其70公里之处还有一座汉朝城池——鲁库伦城),他们是如何强敌环伺之下坚持下来的?或许,他们如同玉门十三勇士一般,而这才是汉朝强大、汉军无敌的根本原因。
参考资料:《汉书》、《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网——要塞背后的故事:蒙古国南戈壁省巴彦布拉格城址人骨遗存分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