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军队受命介入地方事务,对于地方群众组织来说,获得部队的支持就意味着被认为是“左派”。因此,许多地方群众组织都在积极争取军队的支持。
随着军队介入地方工作,也开始执行支左任务,而支持哪一派则变得十分谨慎,因为这可能引发更大的矛盾。当时,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主持召开了省军区常委会,讨论究竟支持哪一方。西宁地区当时有八一八队和捍卫队两大群众组织,省军区在支持八一八队之后,两派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八一八队展开了“向省委进军”的行动,包围了省委大院和办公楼。与此同时,第二书记兼省长王昭因受伤未能继续在省委办公,而是住进了医院,并随后前往河南洛阳接受治疗,最后到北京家中休养。就在王昭离开青海的这段时间,一些意外事件在青海发生,引起了中央和全国的关注。 尽管省军区的司令员支持八一八队,但副司令却偏向捍卫队,局势一度混乱。为了避免局势失控,省军区的负责人认为,不论支持哪一方,都会带来不稳定的因素。因此,大多数人认为此时的局势无法简单地支持一方了事。不过,省军区负责人还是列出了七条理由来支持八一八队,这使得两派组织的对立更加严重。兰州军区的政委冼恒汉表示,由于军区支持了某一方,另一方的反应也导致了对立,因此他主张支持一切真正的革命左派。然而,双方的发言立场截然不同,具体情况仍然不清楚。不过,许多人可能更倾向于支持前者的观点,因为后来的局势反而变得更加复杂。冼恒汉回忆说,有人趁机闹事,竟然擅自将刘贤权软禁起来,不允许他与外界接触,实际上夺走了省军区的领导权。根据《青海党史》的记载,八一八队宣布正式接管省委和省人委的权力,导致驻军与八一八队对峙。青海驻军因此成立了联合指挥部,副司令等五人决定对八一八控制的青海报社进行军事管制,但遭到八一八的拒绝。两方在单位门口对峙了九天。到了2月23日,八一八组织被取缔,其主要成员被抓捕。在这场混乱中,一名战士的枪支走火,其他战士误以为有人开枪,于是展开了反击,导致了严重的流血事件。 冼恒汉回忆说,兰州军区并不支持军队接管报社,认为省军区副司令利令智昏,私自决定控制报社,实际上是在为自己谋取权力,进而软禁了刘贤权。兰州军区并未批准这一做法,也未收到任何来自省军区的报告,但副司令依然坚持己见,采取了过激的措施,最终引发了流血事件。冼恒汉表示,这种流血事件是在当时复杂局势下难以预料的,尽管背后可能有原因,但不管是什么原因,枪击导致的伤亡都将受到严厉的处罚。上级随后发布了《决定》,对王昭和省军区副司令等人进行了隔离审查。实际上,王昭由于身体原因并未在青海,但他依然被扣上了不利的帽子,并且遭受了长达50天的批斗,最终因折磨过度不幸去世。1977年,新一任省委书记谭启龙为他平反。 《决定》对副司令的处理后,又对八一八组织进行了平反。军区内部在支左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有人认为将其视作反革命行为并不符合事实。1979年,《决定》被撤销。上级决定让刘贤权继续主持支左工作,成立了军管会,并成立了省革委,刘贤权担任主任,张江霖担任副主任。随着青海的工作逐渐稳定,刘贤权被调往中央工作,青海的地方事务则交由张江霖负责。然而,随着特殊时期的结束,张江霖最终也被“退休交地方安置处理”。冼恒汉对此表示不公,他认为自己在艰苦的青海工作多年,身患疾病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对于这段历史,各方都有不同的看法,冼恒汉等人也在报告中表达了各自的立场。至于这段历史的最终结果,已经有了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