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讲读制度自东汉以来逐渐形成，到了宋朝，皇家正式设立了经筵制度。最初，经筵讲官一般由朝廷的庶官担任，他们进入禁中为皇帝讲经。对于宋代的官员来说，如果能够担任讲读职务，通常视为一种特殊的荣誉。宋英宗曾经说：学士职清地近，非其他官员可以比拟。范镇在《东斋记事》中也提到：讲读官……其礼数优渥，只有执政大臣才能享有如此待遇。 在宋朝，翰林学士担任讲读职务时，会暂时离开原本的职务，专心从事讲读工作。包括侍读学士、侍讲学士等职位，统称为经筵。这些职位不仅仅是辅佐皇帝治国，更承担了教育皇帝、传播儒学的重要责任。 经筵官不仅是皇帝的臣子，还担当了皇帝的老师和父亲角色。尽管这些职位在宋制中地位较低，仅能入侍为皇帝讲经，但在宋朝的社会中，尊师重道的观念深入人心。在皇帝心中，经筵官是可亲可敬的长者。宋神宗时，资政殿大学士元绛因年老生病请求辞官，表示自己年迈且无法照顾家人，担心死后不能归葬故乡。神宗却安慰他说：我会照顾你的，哪怕是百子也不重要。这体现了神宗对元绛的深厚情谊。

经筵官还肩负起了辅导皇帝的责任。比如，在元祐四年，侍读范祖禹得知宫中要选乳媪，他立刻向高太后进言，劝谏皇帝哲宗还年轻，未到亲近女人的年纪，应该专注于修身养性，劝告高太后保护好皇帝的身体。这些都表明了经筵官在皇帝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地位。 经筵官在宋代地位之高，也反映在帝王对他们的深厚感情上。真宗时期，邢昺担任侍经筵长达十五年。由于年老生病请求回乡，真宗不舍，甚至表示：你可以暂时回去，但不必辞职。在他离开时，真宗特地赠送他衣物、金带，并举行宴会送别。每年真宗都会亲自探望他，赐药和金银，表现出对老臣的极高尊敬。 仁宗时，曾公亮担任天章阁侍讲长达十多年。仁宗对他极为厚待，每次见到曾公亮，都会为他准备三品金紫服，并特意在迩英阁召见他。这种礼遇是为了彰显皇帝对儒学的尊重以及对经筵官的亲近。 皇帝对经筵官的尊重在一些细节中更为明显。比如，仁宗皇祐五年，赵师民因病在家静养，仁宗亲自写了和平二字，并赠送给赵师民，关心他的健康。赵师民外任前，仁宗再次亲自为他写诗送别，称他为儒林旧德。这些细节都反映了宋代皇帝对经筵官的深厚感情。 而在英宗时期，翰林侍读学士刘敞因病请求外调，英宗不愿放他离开，经常询问他的病情，并以新橙和礼物慰问他，显示出对他的关怀和重视。种种事例表明，宋代的帝王对经筵官有着特殊的尊敬和信赖。 宋代的经筵官并没有固定的编制。真宗时期，经筵的讲官人数只有几人，但到了仁宗嘉祐三年，人数已经增加到十四人，其中侍读学士有十人。由于人数增加，社会上开始对经筵的拥挤产生了批评，甚至有人称经筵无坐处矣。欧阳修也曾批评，这种现象是由于学士不断继任此职，而朝廷为了推恩，才使得经筵官数目激增。 从庆历年间起，许多翰林学士都兼任侍读职务，这种现象逐渐变成惯例。直到哲宗元祐四年，才正式规定侍读职务人数为三人，避免了经筵职务人数过多的问题。 尽管如此，若有不称职的人选担任经筵职务，仍会受到朝臣的批评。比如仁宗时期，林瑀担任太常博士和天章阁侍讲时，竟然建议仁宗通过频繁的宴游来与易经中的乾卦相符。这种不合适的建议立即遭到崇政殿说书贾昌朝的弹劾，最终林瑀被免职。类似的例子表明，北宋时期对于经筵官的选拔非常严格，要求他们具备高尚的学术素养和忠诚的品行。 因此，尽管在宋代经筵官人数逐渐增加，但皇帝和朝廷对这些职位的重视程度始终没有改变，经筵官始终是帝王讲读的核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