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后强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教授

韩 毅 读城智库总编辑

千年竹简破土，一座川西小城的身世正悄然改写中华文明的起源叙事。

清华大学战国竹简（简称“清华简”）的研究揭示了一个颠覆性认识，禹启时代的人自称“大邑商”“大邑”“西邑”而非“夏”。这一发现为探索夏朝起源提供了全新方向。而在成都平原西北边缘的大邑县，不仅地名与“大邑”吻合，更拥有距今4500年前的高山古城遗址，这为“大邑即夏”的假说提供了地理与考古学上的重要支持。

01 清华竹简的颠覆性发现

2008年，一批珍贵战国竹简现身香港文物市场，清华大学迅速购回并展开研究。经碳-14测定，这批竹简属于战国中晚期文物，内容包含大量经、史类典籍。尤其珍贵的是，其中发现了多篇失传已久的《尚书》真正原本，以及众多前所未见的古代文献。当古文字专家开始破译这些2300多年前的竹简时，他们没想到将解开一个千年谜题——为何甲骨文中几乎找不到“夏”这个字的记载，原来当时的人们并不用“夏”这个称谓。随着破译工作深入，“西邑”二字的出现，为夏朝的存在提供了新证据，也让学者们开始重新思考夏朝起源地是否可能不在中原，而在成都平原的大邑县。

两篇失传文献《尹至》和《尹诰》引起了专家的特别注意。这两篇文献记载了商汤灭夏的历史事件。文献中多次出现一个关键词——“西邑”。其中“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尹念天之败西邑夏”一句与《尚书·太甲上》“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以及《礼记·缁衣》“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所记大体相同。当时的商代人称夏朝为“西邑”，而非直呼“夏”。甲骨文中“西邑”二字频繁出现，如“于西邑”“告于西邑”等，就是指“夏”，禹启时代的人自称本土为“大邑”“大邑西”等，这一发现为探索夏朝起源提供了全新方向。

02 成都平原的史前文明格局

高山古城遗址发掘现场

成都平原的考古发现显示，这里曾存在高度发达的史前文明。其中，大邑县的高山古城遗址是宝墩文化（稻作文明）一期遗存，距今约4500年，是成都平原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史前古城之一。高山古城遗址面积约34.4万平方米，平面大致呈长方形。

高山古城遗址土坑墓

遗址内发现了丰富的遗存，如墓葬、人祭坑、奠基坑、灰坑、灰沟、水井等。这些发现为了解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社会组织与文化生活提供了实物资料。考古人员在高山古城遗址发现了保存完好的116具人骨，这些是成都平原发现的最早人骨标本。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10多个个体被拔除了上颌侧门齿，这是成都平原所见最早的拔牙现象，可能是某种成人礼或宗教活动的证据。与高山古城同属一个文化体系的还有新津宝墩龙马乡古城、都江堰芒城古城、崇州紫竹古城、双河下芒城古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古城等六座史前古城。这些古城形成年代彼此相隔100—300年，高密度分布在成都平原的西南近山地沿线，共同构成了长江上游文明起源的重要证据。

03 大邑与“夏”的渊源考据

邑，初见于商代甲骨文，表示都邑、城市。上古时，国都也称作邑。以“邑”为意符的字多和国家、城市、行政区划、地名等意义有关，如都、郡、邦、邻、郑、邺等。从名称渊源来看，大邑县与“夏”之间存在着有趣的联结。清华大学破译的战国竹简发现，甲骨文之所以没有“夏”朝记载，是因为禹启时代的人自称本土为“大邑”“大邑西”等，不称“夏“这一发现为解读大邑县与夏朝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大邑县之名，始于唐代行政建制的重大调整。唐咸亨二年（671年），朝廷“割晋原县西部置大邑县”。在北宋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中有明确记载：“县置在鹤鸣山东，其邑广大，遂以为名”。 此处的“邑”字，既指代城邑的实体空间，又暗含行政区划的建制概念。 鹤鸣山作为中国道教发源地，其东方新设之县治，不仅承载着“广土众民”的地理意象，更彰显着中央政权对西南边疆的治理雄心。可见， “大邑”在古代意为“大城市”，大邑县的得名正是“因其邑广大”。这种命名上的巧合可能蕴含着更深层次的历史联系。大禹出生在龙门山一带，几乎没有争议。有学者指出，四川古称益州，而文献记载“大禹授天下与益”，如果伯益继承大禹的帝位在阳城，那么阳城可能就在四川。《山海经》记载“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盖天下之中”。这里的“黑水”可能就是金沙江，而成都平原与文献记载的“天下之中”相符。古文献中“下”与“夏”互通，而《蜀王本纪》中提到的“汶山下邑”以及“禹敷下土方”等记载，均使用了“下”字。这可能意味着“夏”原本是一个地名，而非朝代名称。

邑=城镇+ 人（席地而坐）

04 多重证据的相互印证

将清华简的文献记载、大邑县的考古发现以及古代地理文献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多重证据之间的惊人吻合。在高山古城遗址之后，成都平原相继出现了资阳濛溪河遗址（6万年到8万年）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展现了一个连续发展的古代文明轨迹。三星堆遗址的年代距今约4800—2600年，其中二期城墙修建于距今约4100年，与大禹建都阳城的年代大致相符。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青铜太阳轮等文物，展现了与中原文化不同的青铜文明。这些文物可能包含了早期“夏”文化的元素。一些学者认为，三星堆可能是“帝之下都”，即夏朝的都城所在地。而《山海经》中记载的“百神之所在”的“帝之下都”，与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神像的场景相符。从地理视角看，大邑县位于成都平原向川西北高原的过渡地带，气候和地貌丰富多彩。这种地理环境的多样性，为古代文明的诞生提供了优越条件。古城遗址通常比周围平地高出2—3米，城墙除了抵御外敌，也有防洪功能，这表明当时的居民已经具备了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高山古城遗址的考古现场，今天仍可见当年层层掘坑探方的痕迹。考古人员已从城墙的坑里挖掘出不少泥制灰白陶器、夹沙陶器和各种石质刀具。这些器物跨越数千年时光，默默见证着这片土地可能曾有过的辉煌。随着清华简研究的深入和更多考古发现的出现，成都大邑县作为夏文明起源地的假说将得到进一步验证。

2025年12月27日至28日，川渝地区重要考古发现报告会在成都召开。本次会议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主办，四川省考古学会、重庆市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协办。会上，川渝两地的考古工作者分别汇报了2025年川渝地区的重要考古新发现及中外联合考古项目相关进展情况，包括四川省射洪市桃花河遗址考古发掘项目、重庆市潼南区尖坡遗址考古发掘项目、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明蜀端王陵考古发掘项目、斯里兰卡帕巴鲁伽拉遗址考古发掘项目等20个项目。专家组从20个考古发掘项目中评选出了10个“2025年度川渝地区重要考古发现”，分别是——

四川省射洪市桃花河遗址

四川省丹巴县罕额依遗址

四川省盐亭县张家坝遗址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蔡桥遗址

重庆市合川区龙多山摩崖造像及寺庙建筑基址考古发掘

重庆市合川区钓鱼城遗址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西御街南侧遗址

重庆市成渝古道老关口遗址

四川省安岳县吴家沟墓群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明蜀端王陵

北京大学教授李水城说，“四川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近几年突破性的发展，格外令我惊讶，让我对旧石器时代人类在四川地区的活动和遗址分布有了颠覆性的认识。这些发现不仅在国内有意义，在国际范围也有重大影响。”另外，金沙遗址群黄忠中学地点的考古发现，将金沙遗址的年代向前推到了距今约3400年，说明金沙与三星堆可能从商代中期就已有了交流。

四川省射洪市桃花河遗址主体年代为距今约30～10万年，已出土石器、动物化石1.4万余件，是一处原地埋藏，包含多个文化层位，信息分辨率高，文化技术特点鲜明的大型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为中更新世人类社会行为能力的复杂化研究及区域文化序列构建提供了重要新材料。四川省盐亭县张家坝遗址确认遗址主体遗存为三星堆文化，可划分为早中晚三期。发现的干栏式房址、灰坑、灰沟等遗迹和陶器、绿松石制品、磨制石器及铜器铜渣等遗物为三星堆文化研究提供重要实物资料。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蔡桥遗址是一处堆积涵盖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战国—汉代等多个时期的典型聚落。在遗址内发现一座始建于战国晚期，并沿用至汉晋时期的木构桥梁及附属设施，对于研究成都平原先秦考古学文化演变、中国古代桥梁与交通史具有重要意义。这些考古新发现，证明了古代的成都平原十分辉煌与繁荣，与“邑都“密切相关。

射洪市桃花河遗址

青羊区蔡桥遗址

05目前争论的主要焦点

目前学术界对“夏朝起源于成都平原大邑”假说的主要支持与反对论点有哪些？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个表格看出一些差异。

这些争论的核心，远不只是夏朝“在哪里”的问题，更是对中华文明起源模式的深刻反思。成都平原的考古发现充分证明，在长江上游同样存在一个灿烂的古代文明中心，它与中原文明并行发展、相互交流，共同构成了早期中华文明的绚丽图景。 “夏朝起源于成都平原大邑”作为一个大胆的假说，其最大价值在于开辟了新思路，提出了新问题，推动了学术探索。但目前它面临的最大挑战仍是缺乏铁证，尤其是决定性文字证据的缺失，应该尽快立项建设“大邑学“对大邑与夏朝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

总而言之，目前的考古发现极大地提升了古蜀文明在中华文明格局中的地位，但要将古蜀文明直接等同于文献中的“夏朝”，还需要未来更坚实、更直接的证据链支持。但是，无论最终结论如何，这一探索过程本身已经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