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上海的工会建设迎来了一个高潮。到1946年年底，上海的工会数量从1945年底的约40个激增到356个，会员人数达到26万多。然而，工会并未能真正帮助到工人，反而因包工头和黑帮的介入而变得混乱不堪，完全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码头工人陷入困境，生活困苦，纷纷写信呼吁社会关注： 上海港码头工人的工资，由于大包工、二包工层层剥削，工人每天辛苦工作，所得微薄。这样的剥削行为，上海几百万市民都知道。过去，码头工人被包工头操控，工人们无法申诉，现在我们请求各界伸出援手，帮助我们。

一些工会领导确实想改善工人状况，多次向社会局反映码头工人的困境，称码头工人肩负重物，工作最辛苦，工资却最低。虽然工资曾经调整过，但涨幅微乎其微，随着物价上涨，工人们的生活更加艰难。然而，他们得到的回应只是社会局的推诿和拒绝。 解放战争时期，上海港的码头工人最多时达到8万多人，上海解放时还剩下2.8万。上海港是中外势力交汇之地，码头工人身受资本家、买办和包工头的三重剥削。货主在港口装卸货物时需要支付高额费用，但码头工人实际拿到的工资却极为微薄。码头的资本家是最大的获利者，收入的75%由他们拿走，买办得到15%，剩下的10%交给包工头，再由包工头分发给工人。包工头也不会将这10%全额支付给工人，他们从中大肆牟利。

由于码头工人与公司之间没有直接的雇佣关系，工作外包层层递进。除了少数正式工，绝大部分码头工人都像流动工人一样游走于各个码头，向包工头寻求工作机会。每天早晨，包工头在码头入口分发工作票，只有拿到票的人才能工作，其他人则只能去下一个码头碰碰运气。如果跑了几个码头还没有票，那么这一天就没有收入了。天气、潮汐等因素常常影响工人工作，有时无货可卸，工人就只能闲着，只有在急需赶运的情况下才会招募临时工。 临时工被戏称为野鸡工人，他们只能在各个码头碰碰运气，生活没有保障。由于工作机会稀缺，包工头可以肆无忌惮地压低工人待遇，而工人也只能忍气吞声。

上海港码头工人遭遇的最大剥削来自包工头。解放战争时期，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包工头把结算方式从每日支付改为几天结算一次，工人的工资因此缩水。更严重的是，一些包工头在发工资时用鞭子或棍子打骂工人，如果工人跑出码头区域，这一天的工作就算白做。换工作票也是包工头常用的手段，很多工票因使用频繁变得模糊不清，包工头可以随时拿掉工人的工票，令他们无法获得工资。 此外，码头工人还经常被迫送礼给包工头，尤其是在节日和包工头家有重要事件时。有一个包工头甚至要求工人送嫁妆，这使工人陷入更加困苦的境地。

把头，把头，吃人不吐骨头。这是码头工人对封建包工制的控诉。包工头和码头资本家过得富裕奢华，而码头工人却居无定处，吃不饱穿不暖，身心疲惫。为了生计，他们不得不忍受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许多人甚至连续工作24小时以上。由于码头机械设备不普及，包工头更倾向于雇佣工人而非使用机器，因为人工成本远低于机器的维护费用。 工人们为了完成沉重的体力活，必须自备工具。工人要使用的工具包括棒杠、绳索和搭肩布，工人甚至还得自己掏钱购买这些必需品。搬运的货物种类繁多，涉及棉花、大豆、钢铁等重物，而一些小件货物则由临时工或者老虎车工运送。

在这种艰苦的工作环境下，工人们时常遭遇工伤事故，而包工头对工伤从不赔偿，伤者往往被赶出码头。甚至有工人曾愤怒地形容：上压肩膀，下磨脚板，根根毛孔流血汗，码头处处鬼门关。 最危险的工作之一就是过山跳和螺丝跳。在卸煤炭时，工人需要穿越由木板搭建的跳板，这些跳板有时长达几十米，雨天湿滑、冬天结冰、风大时都极为危险。工人一旦失足，很可能会摔下跳板，遭遇重伤甚至死亡。

此外，码头工人们的生活条件也异常艰苦。由于收入微薄，他们经常只能吃一些廉价的六谷粥，豆渣和废菜皮混在一起，几乎没有营养。而住房条件更是悲惨，码头工人没有自己的房子，许多工人住在棚户区，房子简陋到极点，甚至没有足够的空间躺下。遇到大雨，工人们只能在外面等待，生活环境极其恶劣。 不仅如此，码头工人还时常被码头帮派利用，成为争夺地盘的工具。在这个过程中，包工头们不断带着工人去打码头，争夺控制权。这种局面导致工人们不仅要忍受资本家的剥削，还要面对帮派的暴力对抗。

在所有的压迫中，码头工人始终没有放弃争取权利的希望。解放战争时期，他们积极参与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表达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即使在经济困境中，他们仍通过罢工、集会等方式表达诉求。最终，在党的领导下，他们赢得了更好的待遇，推进了上海港的解放事业。 这段历史不仅展示了上海港码头工人的辛酸历程，也彰显了他们在党组织引导下，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这种精神为后来的工人运动奠定了基础，也为上海的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