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会战役，有关的许多问题已经讨论得很清楚，但其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仍然没有讲明，那就是作为南明政权中的重要将领，李定国为什么会在一个小小的县城下败北。今天我们就结合《平南王元功垂范录》以及一些清方的历史记载来探讨这个问题。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时间背景。

在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三月，李定国攻占了高州和廉州，并斩杀了清军的陈武。到了1654年六月二十九日，李定国的1000名兵士与王兴等抗清义军联合，约有5000人共同对新会城发动了试探性进攻，但很快就被清军击退。明军的水师也开始在广东沿海活动。到了七月，明将陈武进攻琼州，琼州的百姓与守军发生内乱，结果清廷的守将李耀祖被杀。九月，李定国的将领吴子圣再次进攻新会，李定国本人则转而进攻盘踞在高明县的原李成栋旧部将郭虎。九月三十日，郭虎战败被俘，副将杜豹被明军处决。到了十月，李定国的主力军队终于来到了新会城下，开始对城池进行围攻。可是到了十二月，满洲八旗军和尚可喜的援军到达了新会城。此时，李定国已经是疲惫不堪，最终他带领着不到一半的军队仓皇撤离广东。

根据《平南王元功垂范录》的记载，在1654年九月至十二月期间，李定国在攻克高州等地后，阳春、阳江、恩平等地被明军收复。李定国又分兵到肇庆，与清军隔水对峙。清朝的两广总督李率泰请求耿继茂和尚可喜两位将军联合出兵，但尚可喜明确表示拒绝。尚可喜的理由是：李定国是巨寇，必须要给予其沉重打击。现在的关键在于进攻，而不是守卫高明和新兴。高明和新兴距离遥远，若派少量兵力去增援，反而会导致更多的士兵牺牲，而派大量兵力守卫这些地方，就会让李定国用少量部队牵制，集中重兵打广州。所以下令不再派兵增援。

到了五月，尚可喜和耿继茂带领军队撤回广州，李率泰不得不同意这个决定，并命令郭虎和杜豹守卫高明。此时，李定国的军队开始东进。九月，吴子圣对新会发起了第二次进攻，然而清军的耿继茂和尚可喜带领精兵及时赶到，新会的明军水师通过拔栅竟进的方式，陆军拼死抵抗，吴子圣派出的部队被击退。尚可喜命令刘秉功和贾振鲁带着粮食和火器进入城中支援防守。

此时，高明的清军局势越来越危急，尚可喜和耿继茂带领的总兵徐成功以及其他将领赶到高明，将李定国的部队打退，生擒了十六名明军将领，缴获了大量战马。尚可喜对耿继茂说道：兵分则弱，浪战者危，吾且以旁郡诱敌，再撤回广州，养威蓄锐，这样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耿继茂深感认同，二人便一起撤回广州。九月三十日，李定国攻占了高明县，俘获了清军总兵郭虎，副将杜豹也被李定国斩杀。李定国进攻高明后，主力迅速推进到新会城下，开始围攻城池。然而，尽管他猛攻了两个月，仍未能攻下新会城。

尚可喜曾表示，李定国注力而攻一邑，久而不克，其能已见。此时，满洲八旗军的援军即将抵达，新会的清军守卫得到了加强。到十二月，清朝派遣的靖南将军朱喇玛和满洲八旗军与耿继茂、尚可喜的军队汇合，在新会城北将李定国的军队彻底击溃。明军的战马、红衣大炮等物资被缴获，李定国仅带着200名骑兵逃离战场。此后，他指挥各地的守军迅速撤出广东，仅带出一万多名官兵。

李定国的失败，在宏观战局上有明显的失误。正如尚可喜所说：注力而攻一邑，久而不克，其能已见，这句话虽然有些讽刺，但也反映了李定国的策略问题。将大量兵力集中在一个小小的县城，长时间无法攻克，最终就会陷入困境。虽然攻占一个坚固且兵力充足的城池并非易事，但迟则生变的道理不容忽视。刚刚建立的满清王朝，军事体系已经很强大，而广东的清军也只需等待援兵。李定国如果不能迅速拿下新会，就该放弃攻城，转而加强已经攻占的地区的防守，同时与福建郑成功的军队保持联系，进行游击战，扰乱清朝的统治。即使不能收复广东，也能保全主力，等待更有利的时机。李定国选择继续猛攻新会，这无疑是一着险棋，最终导致了近一半军队的损失，对南明的抗清斗争造成了严重影响。

具体到战术层面，李定国虽然曾用过内应策略，但在新会的局势下并没有成功。城内的百姓早已被清军掠夺得精疲力尽，没有力气响应明军的号召。李定国曾在广州发动过类似的内应行动，但在新会，清军在民众心中早已占据了上风。为了保持城内秩序，清军采取了严厉的手段，甚至逼迫百姓为他们提供食物，直至民众绝食为止。这使得城内的民众几乎无法参与到反清斗争中，李定国也失去了应有的内应支持。

总的来说，李定国折戟新会的关键原因在于过于依赖直接攻城，未能审时度势。集中主力围攻一座县城，持续数月仍未攻克，直到清军援军到来，最终导致了明军的惨败。如果李定国能够及时调整策略，迅速撤离并进行战略转移，可能还会有另一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