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古至今，地基处理一直都是建筑工程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周原遗址西周大型夯土建筑的地基局部做法可分为不挖基槽、下挖相对规矩的基槽，以及下挖坑形基槽三类。施工者在修筑地基时会根据地表和下挖过程中所见的地质情况改变营建策略，存在着“依坚而建”“遇软即挖”“遇硬则止”和“借坑筑基”四种可能。尽管这种处理往往以经验为导向，但其中的若干方式皆可从现代建筑学上得到解释，说明他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适用于湿陷性黄土地区的地基处理经验。

中国古代单体建筑的主体结构可纵分为三：自梁以上为“上分”，即屋顶；地以上为“中分”，即屋身；阶为“下分”，即基础、台基和地面[1]。此外，《营造法式》载：“凡开基址，须相视地脉虚实”，是为地基[2]。前“三分”一直都是建筑史和建筑考古学的研究重心，为了解古代建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三分”之下的建筑地基却似乎尚未正式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然而有研究表明，自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古人对地基由简至繁的不断利用及强化处理才是地面式建筑得以出现和发展的前提[3]。且就现代建筑而言，地基处理的优劣也关系到整个工程的质量、造价与工期。所以，对地基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古代建筑上层结构的科学复原，而且能对现代建筑地基的处理方式提供一定的借鉴。

就西周时期大型夯土建筑而言，前人研究往往多关注台基而少地基，在内容上多形制而少工序，在方法上多考古学或历史学而少建筑学[4]。一方面，这受制于建筑本身的保存和发掘情况。即便在都邑性遗址内存在着数量众多的大型夯土基址[5]，但其保存状况除凤雏甲组外皆不理想。而且自殷墟小屯发掘以来，考虑到对建筑的留存和保护，原则上不会清理本体，仅在必要时作解剖，但后者所揭露的现象通常是零散和孤立的[6]；另一方面，这也体现了建筑考古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在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阶段性和局限性。比如，目前还少见有建筑学家全程参与田野调查、钻探、发掘、整理、分析和论证等过程。因此，学界对西周建筑地基的了解和研究尚十分有限。

与同时期的其他都邑性或地方性中心遗址相比，周原遗址公布的建筑资料已相对丰富，主要包括凤雏，召陈和云塘、齐镇三大建筑群（图一）。其中，又尤以2016—2017年对凤雏六号至十号基址的解剖工作最多[7]，是本文研究的重要依据[8]。基于此，笔者拟从建筑学角度对周原遗址西周大型夯土建筑的地基处理方式开展研究。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图一　周原遗址西周大型夯土建筑的分布位置

（改绘自《中原文物》2022年第6期，第57页）

一　地基局部做法与处理流程

笔者曾梳理过考古学界对于建筑地基部位的表述，发现存在着基槽、基础和地基三种概念混用的现象[9]。但在建筑学上，地基和基础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且建筑学对地基的定义与田野考古学不甚相同。所以，在此提出一个广义的地基概念，既包括人工下挖的基槽和生土，也包括基槽底部间接对建筑起支承作用的各类堆积[10]，但后者往往易被发掘和研究者忽视。

基于现有材料，可依基槽处理情况将周原遗址西周大型夯土建筑的地基局部做法分为三类[11]：一是不挖基槽，稍加修整后直接在平地上起建。这种做法以往多发现于商代的建筑基址中，如殷墟小屯、盘龙城和郑州商城等，但并非主流，且西周时期也较为少见。二是下挖相对规矩的条形、矩形或倒梯形的基槽。目前资料显示，史前到商周时期大型建筑的地基处理方式皆以此类为主。三是下挖纵截面呈坑形的基槽。这种做法在商周时期的大型建筑中也较为常见，但往往不与第二种作区分。分别举例论述如下。

第一类，平地起建要求地表土层具备较高的硬度。就周原遗址而言，生土、早期夯土和土质坚硬的文化层皆可直接用作建筑地基，而无需另挖基槽，但若其周围存在软弱堆积，则相应区域仍需按后两类做法下挖基槽[12]。比较明显的例证有：凤雏F3主体台基北部边缘的解剖显示其台基直接筑于生土之上[13]；云塘F1东侧的断崖截面显示其台基北半部分直接筑于生土之上，但南半部分的夯土基槽深约3米；齐镇F6东南部的TG2显示，夯土基槽与生土共边，不排除二者同为建筑地基的可能（图二：4）[14]；凤雏F6西南角的TG21亦显示夯土基槽和生土应该同为建筑地基[15]（图三：1）；召陈北“城门”遗迹北侧建筑基槽的板块之间夹有条带状的生土地基[16]。

图二　云塘、齐镇建筑基址部分探沟及地层剖面图

1.TG4西壁　2.H9、H21南壁　3.TG6西壁　4.TG2南壁

（分别改绘自《考古》2002年第9期，第15、17、16、15页）

图三　凤雏六号至十号基址部分探沟立体展示图

1.TG21　2.TG2　3.TG26　4.TG6　5.TG4北段　6.TG12

（1、2、4～6分别采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3年第4期，第43、44、44、45、44页，3为笔者自绘）

第二类，下挖规矩基槽是最为常见的一种做法，但施工者在下挖过程中仍可能遇到不同类型的堆积，进而会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第一种，当遇到生土、早期夯土或土质坚硬的文化层时会停止下挖，这种情况下的基槽大多较浅。比如，凤雏F3主体台基北部的TG28显示，此处基槽厚度仅0.25米左右，应与槽底堆积为生土有关（图四）。凤雏F7和F8之间的TG2显示，二者基槽厚度仅0.2～0.3米，应与其下叠压着早期建筑有关（图三：2）；第二种，当遇到土质松软的文化层或小型灰坑时会继续下挖至预定深度，这种情况下的基槽一般会比较深。比如，凤雏F3主体台基东北角的TG29显示，此处基槽相对较深，厚约1.6米，且平面范围还要超出台基约2.6米，应与其下叠压着早期灰坑有关；凤雏F10东南侧的TG26显示此处基槽厚约1.12米，要比建筑其他部位更深，应与该区域的地层比较松软有关（图三：3）；云塘F1东南侧的TG4显示此处基槽相对较深且填土内含有较多陶片，应是施工者处理探沟内第④层（灰土层）所致（图二：1）；第三种，当遇到大型灰坑时一般会对其进行换填处理或继续下挖至一定深度[17]，从而将槽底堆积转变为建筑地基的一部分。比如，凤雏F6和F7之间的TG6显示，F6基槽底部的H273经过换填处理后由垃圾坑变成了地基坑[18]（图三：4）；齐镇F7基槽底部叠压的H21在被清理至与生土相同的深度后，施工者又用其内含有大量陶片的杂填土进行回填，导致基槽的夯土质量较差且土质较软（图二：2）。

图四　凤雏三号基址TG28西壁剖面图

（改绘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年第7期，第9页）

第三类，当建筑营建范围内或边缘处存在着若干个大型灰坑时，施工者会直接对其进行换填处理，且当灰坑数量较多时可能会上下左右打通清理，顺势形成坑形基槽。比如，云塘F1台基东北角外侧的TG6显示，建筑北围墙下的基槽剖面呈明显坑形（图二：3）；凤雏F9南侧TG4北段的发掘亦显示，其基槽纵截面呈坑形，结合平面形制推测应为大型灰坑改制后的地基坑（图三：5）；2017年，周原考古队在齐镇东发现了数十处平面近圆形，形制呈坑状的单元基槽，其内多填有较纯净的生土，性质应属地基坑[19]。

基于上述分类，制作了周原遗址大型建筑地基处理流程图（图五）。首先，总工程师在营建地基之前会预设下挖基槽的深度，但具体施工流程会受到地质情况的影响。所以施工者们需要不断调整营建策略，以求省时、省力、高效地完成任务，存在以下四种可能：一是“依坚而建”，当地表可见土质坚硬的生土或早期夯土时，施工者不再下挖基槽，而是直接利用生土地基或在旧址上重建；二是“遇软即挖”，若地下一直都是土质松软的堆积，那么施工者会挖至预定深度，此时也无需考虑槽底堆积软弱与否；三是“遇硬则止”，如果在下挖基槽的过程中遇到土质坚硬的生土或早期夯土，那么施工者就会停止下挖，尽管此时还未至预定深度；四是“借坑筑基”，如果在地表或下挖基槽的过程中遇到大型灰坑，那么施工者会通过换填处理借助其空间形成地基坑。整体来看，第一种方式最省力，而第二种方式最费力；第三、四种方式相对高效，但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因此，在上述流程下，建筑各部位的地基自然会在基槽形制、厚度和槽底堆积类型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从而表现为不同的“地基局部形态”[20]。

图五　周原遗址大型建筑地基处理流程图

二　地基处理方式的建筑学解释

与商代常见的整体下挖规矩基槽并填夯至足够密实度的处理方式相比，周原遗址的大型建筑在地基营建过程中还存在个别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和分析，分别有关于基槽深度、灰坑处理和夯土质量。因此，本节拟从建筑学角度对上述三个问题试作解释[21]。

（一）基槽深度问题

发掘资料显示，周原遗址西周大型夯土建筑的基槽大多深浅不一。比如，凤雏F6的基槽最厚处约1.2米，但最薄处仅0.3米；凤雏F3台基东面凸出部分北沿处的夯土基槽深1.05米，而主体台基的东北角处的夯土基槽深1.6米；齐镇东同期单元基槽的深度也不尽相同。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与复杂的地下堆积情况有关。施工者往往会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遇软即挖，遇硬则止”，前述第二类地基做法即为明显例证。而且现代建筑地基的处理亦是如此，由于每一项工程、每一块场地的地基土层都有其独特性质，所以施工者需要先了解不同土层的分布范围及其性状，才可以有针对性地确定地基处理方式[22]。

二是与地上部分承重需求的差异有关。不同建筑或其不同部位所需地基强度的差异会转化为施工者对基槽深度的不同要求。据土力学原理可知，在其他变量保持一致的前提下，建筑物荷载越大，夯土基槽底面的附加压力（pz）就越大。而为满足荷载应力扩散至下卧层表面的附加压力（pz）与夯土基槽自重压力（pcz）之和小于等于下卧土层地基承载力（faz）的要求，施工者一般会加大下挖基槽的深度（z）[23]。比如承载墙体的夯土基槽一般会偏深，而踏步下的基槽可能就较浅。以云塘F1为例，其北围墙下的基槽就较周围更深，最厚处约1.43米（图二：3）。限于资料，笔者很难就此作出对应，但可试作反向推测：比如，TG12的发掘显示，凤雏F8的基槽厚度仅为0.1～0.46米，且H250等槽底软弱堆积未见回填处理（图三：6），故推测其地上部分的承重需求应该并不高，可能为无需夯土墙围筑的建筑。

三是与施工环节较低的规范化程度有关。TG18的发掘显示，在深度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同样在施工过程中遇到灰坑，下挖凤雏F6基槽①的施工者对其进行了局部清理，导致基槽底面凹凸不平；而下挖F6基槽②的施工者对其进行了整体清理，并用较纯净的土逐层夯打回填，形成地基坑（图六：1）。这说明只需要确保台基下有深度合适的坚实基槽，且在一定深度下的槽底没有软弱堆积即可，至于具体处理过程则因人而异。甚至于面对相同类型堆积时，施工者们仍会以经验为导向作出不同的判断和选择，导致基槽深浅不一。除此之外，也可能与地基处于视觉盲区有关。以唐宋建筑的梁栿为例，在平棊、平闇以下或视线所及的即为明栿，一般加工精细；而在平棊、平闇之上不能见到的即为草栿，往往加工较粗[24]。基槽亦是如此，在保证功能的前提下，其营建过程中的规范化程度相较于地上部分自然会偏低。

图六　凤雏六号至十号基址部分探沟立体展示图

1.TG18　2.TG11　3.TG4南段　4.TG12

（分别采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3年第4期，第47、46、45、45页）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夯土基槽并非越深越好，一旦超挖甚至存在如下危害：一是回填超挖部分会造成工力浪费；二是基槽自重变大会增加沉降风险；三是超挖部分对原土结构的扰动与破坏可能会造成地基承载力降低；四是基槽过深容易出现塌方、滑坡等灾难性事故，威胁施工者的人身安全。因此，基槽开挖深度应以满足建筑承载力要求为准，过浅或过深皆不可取。

（二）灰坑处理问题

发掘资料显示，对施工过程中遇到的灰坑进行清理和回填是周原遗址西周大型夯土建筑中常见的一种地基处理方式。这种方式也曾发现于沣西客省庄四号基址，其基槽之下就叠压着可能属于地基坑的灰坑[25]。从现代建筑技术角度来讲，此原理应与软弱地基处理方式之一的换填法相同，即通过挖去一定深度范围内的软弱土层（灰坑内以杂填土为主），换填以强度较高且性能稳定的材料，并压（夯、振）实至足够密实度来提高地基的抗剪强度和稳定性，以解决其渗流、水平位移及不均匀沉降等问题[26]。

然而，施工者对灰坑的处理方式并非一致，以凤雏F6～10为例，可分为以下七种：第一种是整体清理并用较纯净的土夯打回填，如TG18内的F6基槽③（图六：1）和TG4北段内的F9基槽（图三：5）；第二种是局部清理并与基槽同时填土夯实，如TG18内的H251（图六：1）；第三种是在灰坑上层下挖较规矩的浅槽并夯打回填，如TG11内的H255（图六：2）；第四种是整体清理并用较纯净的土回填但不夯打或轻微夯打，如TG4南段的H228和TG12内的H253（图六：3、4）；第五种是整体清理并用灰坑内的土过筛后回填，如TG4南段的H232（图六：3）；第六种是整体清理并用灰坑内的土过筛后回填，期间对其上部进行夯打，如TG2内的夯2（图三：2）；第七种是不作处理或继续下挖基槽至一定深度，如TG2内的H218和TG12内的H250（图三：2、6）。

总体来看，第一种方式属于对灰坑的强化处理，而其余六种方式皆属于弱化处理。如前所述，施工者对灰坑的处理强度或受到地上部分承重需求的影响，但笔者认为，这主要与灰坑所处的土层位置有关。在现代建筑基础工程中，直接承受建筑物荷载的土层称为持力层，其下的各土层称为下卧层[27]。当灰坑处于持力层时，因该层强度要求较高，所以施工者对其处理与基槽无异，即整体清理并用较纯净的土夯打回填，形成坑状夯土；而当灰坑处于地基受力层（或沉降计算深度）范围内的下卧层时，此时的下卧层就被称作软弱下卧层，是需要经过处理以满足承载力和地基变形要求的。但由于下卧层所承受的荷载基本可以忽略，所以施工者自然会采取相对弱化的处理方式，如整体清理并用灰坑内的土回填等；至于当灰坑处于地基受力层范围以外的下卧层时，因其不影响地基的强度和稳定性，所以一般不作处理。此外，需要说明的是，持力层和下卧层的深度并非是绝对的，而与其承受的建筑荷载有关。

（三）夯土质量问题

发掘资料显示，周原遗址大型建筑基槽内的夯土质量并不高，具体表现在夯土结构不甚紧密、夯层和夯窝不明显、部分夹杂灰土[28]和较多陶片等方面。比如，TG12内的凤雏F9基槽就曾因夯土质量较差而被误认为是灰坑（图六：4）；云塘F1基槽内的夯土结构也比较松，且夯层不多亦不明显，又往往很厚；云塘F6基槽内的土质也比较松散，夯层亦不整齐。与之相比，商代大型建筑基槽内的夯土质量一般都较高，比如郑州商城北大街F1基槽内的夯土质地细腻，结构坚硬，且夯层与夯窝都很清晰[29]。而以往研究表明，凤雏甲组和F3在方位、形制与布局等方面都延续了商代的建筑体系[30]，且凤雏建筑群的施工者亦可能为商人的工匠。但为何同一批工匠唯独对基槽内夯土质量的要求不一样？对此，云塘、齐镇建筑群的发掘者认为这可能与周人在基槽上建夯土高台，遗迹承重柱下有大而深的磉墩等建筑方式有关[31]。但笔者认为，这应与周原遗址特殊的土质情况有关。

陕西是黄土的主要沉积区，其区域范围内的黄土层十分深厚且分布面积广。周原遗址就位于关中盆地西部、渭北黄土台塬上，地跨岐山、扶风两县，北依岐山，南临渭河谷地[32]。生土地基为第四纪新近堆积黄土，土质疏松，固结较差且压缩性较高。这类黄土按以湿陷性为基础的体系多可划分为自重湿陷性黄土，地基湿陷等级一般为Ⅱ～Ⅲ级，对工程建设有一定的危害性[33]，具体表现为土体一旦浸水，其结构会被迅速破坏，并发生显著附加下沉，引起建筑物地基的不均匀沉降[34]。因此，周原地区的施工者在处理地基时，除考虑为建筑提供足够的承载力外，还需注意消除黄土的湿陷性。

在现代建筑基础工程中，湿陷性黄土地基的处理方式主要有垫层法、强夯法、挤密法、预浸水法和注浆法等[35]。就周原遗址而言，施工者下挖基槽并用生土填夯的方式显然属于垫层法，其垫层厚度和换填材料主要由湿陷起始压力决定，当地基土层中的湿陷起始压力大于该土层的自重压力和附加压力之和时，地基的湿陷性就会全部消除[36]。简言之，建筑本身的重量和基槽内填土的自重都会影响地基的湿陷程度。因此，在其他变量保持一致的前提下，提高基槽内的夯土质量虽可增强其承载力，但这无疑会加大垫层的自重，进而导致地基湿陷程度变高。进而言之，在湿陷性黄土地区，基槽内的夯土质量并非越高越好，周原建筑的施工者正是通过降低夯土质量的办法来减小垫层自重压力，从而有助于消除地基的湿陷性。这种做法并不是偷工减料，而应有其工程学上的意义。有学者也曾对陶寺宫城墙基槽夯土及生土进行密实度测试，发现将干密度超过生土作为夯土特征的判别标准是行不通的。后又从土力学角度出发，认为城墙基槽中使用干密度等同于甚至低于生土的夯土是一种科学的工程设计与技术，其目的是通过消除黄土地基的湿陷性来提高地基承载力[37]。

当然，夯土质量的降低是有限度的，在减少垫层自重的同时，还需在土质结构上达到消除湿陷性的要求，且承载力也应满足建筑的最低承重需求。笔者虽未作相关检测，但综合前述分析可以认为，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基槽内的夯土质量是周原建筑的施工者经过多方面权衡之后的选择。至于其他层面的解释，尚有待于田野考古学与建筑学的深入交叉。

三　结语

古今地基营建过程中所需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不变的，即建筑的严重沉降和不均匀沉降。地基处理技术虽然一直在发展，但解决沉降问题的原理是相通的，那就是确保地基有足够的承载力和较低的湿陷性。本文研究表明，周原遗址的施工者可能并无自重湿陷性黄土、附加应力与自重压力、持力层与下卧层等建筑学概念和知识体系，但他们作为高等级专业技能的掌握者，会在施工过程中按照一套相对完整的流程来处理地基。尽管这种处理往往以经验为导向，但其中的若干方式皆可从现代建筑学上得到解释，说明早在西周时期的工程师们就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适用于湿陷性黄土地区的地基处理经验。

附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王占奎和雷兴山两位先生的指导和帮助，谨致谢忱！

[1]诸雨辰译注：《梦溪笔谈》卷一八《技艺》，第378～379页，中华书局，2016年。

[2]〔宋〕李诫撰，方木鱼译注：《营造法式》卷三《壕寨制度》，第49页，重庆出版社，2018年。

[3]郭宝发：《中国早期建筑的地基地面处理》，《文博》1990年第5期。

[4]学界相关研究成果较多，此处仅作部分列举：a.王恩田：《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群基址的有关问题》，《文物》1981年第1期；b.傅熹年：《陕西岐山凤雏西周建筑遗址初探——周原西周建筑遗址研究之一》，《文物》1981年第1期；c.傅熹年：《陕西扶风召陈西周建筑遗址初探——周原西周建筑遗址研究之二》，《文物》1981年第3期；d.杨鸿勋：《西周岐邑建筑遗址初步考察》，《文物》1981年第3期；e.尹盛平：《周原西周宫室制度初探》，《文物》1981年第9期；f.戴彤心：《岐山凤雏西周建筑遗址年代刍议》，《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g.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镐京西周宫室》，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h.杨鸿勋著：《宫殿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i.徐良高、王巍：《陕西扶风云塘西周建筑基址的初步认识》，《考古》2002年第9期；j.张雪莲、仇士华：《周原遗址云塘、齐镇建筑基址碳十四年代研究》，《考古》2004年第4期；k.刘瑞：《陕西扶风云塘、齐镇发现的周代建筑基址研究》，《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3期；l.玛丽安娜：《陕西扶风云塘西周建筑群复原研究》，杨鸿勋主编：《建筑历史与理论》第十辑，第377～386页，科学出版社，2009年；m.杜金鹏：《周原宫殿建筑类型及相关问题探讨》，《考古学报》2009年第4期；n.李栋：《先秦礼制建筑考古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0年；o.白晓银、罗红侠：《扶风召陈三号建筑基址为西周明堂考》，《文博》2011年第5期；p.郭明：《黄河流域商周时期建筑的考古学观察》，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13年；q.吴樾：《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周宫殿建筑设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14年；r.曹大志、陈筱：《凤雏三号基址初步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年第7期；s.辛怡华：《岐山凤雏西周建筑基址为“周庙”说》，《西部考古》2016年第2期；t.宋江宁：《对周原遗址凤雏建筑群的新认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年第3期；u.孙庆伟：《凤雏三号建筑基址与周代的亳社》，《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年第3期；v.郭明著：《居于南土——长江流域商周时期建筑的考古学观察》，科学出版社，2020年；w.张婕菲：《西周宫室遗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20年。

[5]a.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考古队：《1961—62年陕西长安沣东试掘简报》，《考古》1963年第8期；b.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扶风、岐山周代遗址和墓葬调查发掘报告》，《考古》1963年第12期；c.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基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10期；d.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扶风考古队：《一九六二年陕西扶风齐家村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1期；e.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1976—1978年长安沣西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1期；f.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召陈西周建筑群基址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3期；g.郑洪春：《西周建筑基址勘查》，《文博》1984年第3期；h.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陕西长安沣西客省庄西周夯土基址发掘报告》，《考古》1987年第8期；i.徐锡台：《周原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j.郑洪春、穆海亭：《镐京西周五号大型宫室建筑基址发掘简报》，《文博》1992年第4期；k.陕西省文物志编纂委员会等，罗西章编著：《扶风县文物志》，第17～22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l.周原考古队：《陕西扶风县云塘、齐镇西周建筑基址1999—2000年度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9期；m.周原考古队：《2001年度周原遗址调查报告》，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2卷，第395～431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n.徐天进：《周公庙遗址的考古所获及所思》，《文物》2006年第8期；o.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扶风云塘、齐镇建筑基址2002年度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3期；p.胡谦盈著：《三代都址考古纪实——丰、镐周都的发掘与研究》，第42～7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q.周原考古队：《周原遗址凤雏三号基址2014年发掘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年第7期；r.周原考古队：《陕西宝鸡市周原遗址2014—2015年的勘探与发掘》，《考古》2016年第7期。

[6]杨鸿勋：《中国建筑考古学概说》，张复合主编：《建筑史论文集》第12辑，第155～156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

[7]周原考古队：《陕西宝鸡市周原遗址凤雏六号至十号基址发掘简报》，《考古》2020年第8期。下文关于周原遗址凤雏六号至十号基址内容皆出自该简报，不再另注。

[8]周原遗址已发表的建筑解剖资料很少，故本文仅以地基信息最为丰富的凤雏六号至十号基址为主要研究对象，并辅之以其他建筑群的材料。

[9]宋江宁：《自觉地与完整的知识体系对接——对考古学学科性质和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思考之二》，《南方文物》2021年第6期。

[10]杨文昊、宋江宁：《周原遗址凤雏六号至十号基址的新认识》，《中原文物》2022年第6期。

[11]考虑到解剖下的建筑地基并非完整，既可能分属于不同的地基单元，也可能属于同一地基单元的不同区域，故本文将解剖资料所反映的各类地基做法称作“地基局部做法”。

[12]就本文而言，早期夯土是指更早的建筑遗迹；软弱堆积主要指土质松软的文化层和灰坑。

[13]周原考古队：《周原遗址凤雏三号基址2014年发掘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年第7期。下文关于周原遗址凤雏三号基址内容皆出自该简报，不再另注。

[14]周原考古队：《陕西扶风县云塘、齐镇西周建筑基址1999—2000年度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9期。下文关于周原遗址云塘、齐镇西周建筑基址内容皆出自该简报，不再另注。

[15]同[10]。

[16]2022年发掘资料，现存周原考古队。

[17]施工者对大型灰坑的判断标准有二：一是规格相对较大；二是可以被换填利用。

[18]杨文昊、宋江宁：《周原遗址凤雏六号建筑基址年代再论》，《文博》2021年第6期。

[19]2017年发掘资料，现存周原考古队。

[20]杨文昊等：《周原遗址凤雏六号至十号基址地基营建工序复原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3年第4期。

[21]笔者曾于《周原遗址凤雏六号至十号基址的新认识》一文中简要概述过部分观点，本节具体展开论证。

[22]华南理工大学等编，莫海鸿、杨小平主编：《基础工程（第三版）》，第182～187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年。

[23]华南理工大学等编，莫海鸿、杨小平主编：《基础工程（第三版）》，第189页。

[24]梁思成著，陈明达校注：《中国建筑史》，第127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

[25]同[5]h。

[26]陈希哲编著：《土力学地基基础（第4版）》，第429～43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

作者：杨文昊（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张楷文（徐州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宋江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四川文物》 2025年 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