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多年前的交大西迁！
1956年夏天，交通大学师生员工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手持印有“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10个字的粉色车证，乘专列从上海迁往西安。至1959年，全校大部分专业及师生迁到了西安。
交大西迁历时四年，迁校总人数近万。他们不是短暂的支援，而是永久的扎根；他们不是被动地“服从命令，听指挥”，而是主动地从国家战略出发，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
从黄浦江畔到黄土高坡，无论对学校、家庭，还是个人，都有反差，都是考验。但西迁人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终于把交大这株在江南鱼米之乡长了60年的大树，移栽到了黄土漫漫的大西北，并生根、开花、结果。
中央布局，支援西北1955年4月6日晚，徐家汇容闳堂二楼，一通电话改变了交通大学数千名师生的命运。
时任交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彭康接到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的电话，电话中他得知了一个重大消息——党中央决定将交通大学由上海迁往西安。
交通大学的前身，是1896年创建于上海的南洋公学，1921年命名为交通大学后声誉日隆，既是钱学森、张光斗等一大批科学家的摇篮，亦走出黄炎培、邹韬奋等时代巨子，还被誉为“东方的MIT（麻省理工）”。如果把交大比喻成一棵树，这棵树已经在上海扎根了近60年。60年一甲子，交大在上海根深叶茂，如今却要移栽到大西北去，这自然是件棘手的事。
尽管正式文件尚未下达，但彭康深知事关重大，在接到电话的第二天，便召集校务委员们开会讨论。当时学校实行的是校务委员会领导体制，校务委员由校负责人和教授、学生代表组成，其中教授代表占大多数。这些教授多是在学界具有很高声望、深受广大师生敬仰的“老交大”，自然也在上海扎根多年，安家立业。
当彭康把“迁校”这一极其敏感的问题亮出来时，让他没想到的是，大家竟然颔首回应，并未感到太大的意外。由于西高东低的地理特点和特殊的历史背景，向西行进，在中国从古至今就带有一种凿空开拓的意味。张骞出使西域、玄奘西行取经，都是悲壮之举，交大西迁，自然也不容易，可这次的思想动员却顺利得超乎想象。
彭康到底说了什么，让教授们集体投了赞成票呢？回看这次会议记录，他只用寥寥数语就说清了中央的意图和决定：
“中央决定学校搬家，搬到西安。为什么采取这个方针？在中国，工业及高等学校的分布不合理，不合乎社会主义建设原则要求。广大西北西南地区高等学校很少，工业也是这样。这种不合理是与社会主义建设相矛盾的，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改变这种情况。这样布置，使得不合理的情况改变，并使西北、西南得到发展。”
这番话的千钧分量，别人可能不理解，但对这些工科教授来说，却是一点就透。教授们知道这件事有多重要：当时全国70%以上的重工业、轻工业仍然集中在东部沿海的狭长地带，只有30%零零散散地分布在内地，广大内陆地区的工业和铁路、公路交通设施，水平低下，与沿海差距惊人。教授们也知道这件事有多紧迫：实现工业布局合理化，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任务。1955年3月“一五”计划审议通过，西安作为新的机械电力工业基地，即将进入规模空前的大建设时期。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中，布局在陕西的有24项，其中西安就有17项。
要想发展工业，自然少不了工科人才，但尴尬的是，整个西北只有一所设在咸阳的西北工学院，与国家发展的需要相去甚远。西迁是必要的，但为什么选中了交大呢？彭康在会上接着讲：
“这样的布置也有国防意义。现在是原子时代，上海又是这样大的城市。我们和平力量在壮大，但帝国主义也在积极准备战争，不得不做万ー打算。”尽管只是短短几句话，但大家心领神会。
在第一次“台海危机”中，上海多次遭到敌机轰炸。1950年2月6日，17架轰炸机在上海市区投下67枚炸弹，造成上海大面积停电、停水，很多教授都亲身经历过。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1954年9月到1955年5月，又发生了第二次“台海危机”。美蒋在1954年12月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搞得东南沿海局势相当紧张。直到1955年2月，解放军把国民党军队的残余力量逐出盘踞多年的大陈岛、一江山岛，浙江沿海岛屿才得以全部解放。3月21日，伟人在1955年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开幕词中说：“帝国主义势力还是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什么是突然事变？就是大战骤然爆发。
从1955年的角度看，国家面对战争进一步恶化的风险，不能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不能把宝贝摆在家门口，仅从战略纵深上讲，也必须开发西部。今天，陕西、四川、甘肃等地，都是我国的工业重地，底子就是那时开始打下的。依据当年的判断，上海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内，要压缩人口、动员疏散，一些重要的工厂、学校最好外迁。当时，一批综合大学，如清华、浙大，已经改为专办工科。全国实力最强的三所工科大学是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和哈工大，其中交大教授最多，又在全国高校最集中的上海，被选中西迁，也在情理之中。
4月7日召开的这次校务委员会，虽然只是个“吹风会”，但大家都认识到，交大西迁是国家行为，与国家大局密切相关。教授们也是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打心底里拥护。
教务长陈大爕第一个发言，他表示，学校搬到西安，靠近工业基地，一定会有很大发展。动力工程系主任朱麟五补充说，去那里办学，对人才培养有利。电力工程系主任钟兆琳更建言道，越早越好，请校长早点去西安，把地方定下来，把基建搞好。至于哪些年级、专业先搬，现在就可以进行研究。与会的成员，包括年龄最长的陈石英副校长，都以简明干脆的话语，表达了对西迁的支持。
在给党中央提交的报告中，最终确定了交大西迁事宜：原计划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后三年新建的十七所高等学校，应将其中十四所改在内地新建，内迁的学校只限于四校(交通大学迁西安，山东大学迁郑州，南京华东航空学院迁西北，上海医学院成立重庆分院)，其余院校只作个别系科的调整。
该迁的迁、该建的建，各地马上行动起来。交大由于4月就得到了高教部的口头通知，更是行动迅速，正式通知下发时，连西安的新校址都选好了。
交大校长彭康与“五大教授”朱物华、程孝刚、钟兆琳、周志宏、朱麟五一起踏勘学校新址，最终选定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唐兴庆宫故址一带，图为教授们在麦浪起伏的黄土地上畅想未来。1955年10月，新学校兴建全面展开，来自全国的八支建设队伍同时开始施工。在施工过程中，先期来到西安的师生员工们也踊跃参加建校劳动。
慷慨西行，顺利开学在彭康的号召下，17位交大党委委员中有16位迁到西安，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年富力强的学术骨干，义无反顾地成为黄土地的高教拓荒者。一些曾经提出过反对意见的人，包括报纸上提到的、反对声最大的沈三多教授，最后都去了西安。 思想交锋后，人们拥护迁校的态度不但趋于一致，而且还更加鲜明，甚至影响到了自己的家人。 高景孟一家，就是祖孙四代8口人一起登上西迁列车的。她和在机械系当教师的丈夫金精，带着3个孩子，扶着3位老人，其中最小的娃还不满周岁，最大的祖奶奶已经80多岁了。此去再无归途，当征求老人家意见时，祖奶奶说：“哪儿的黄土不埋人！一起去西安。”
2015年，从上海带来的只有手腕粗细的梧桐已是参天大树，西迁老教授漫步在梧桐道上。西迁人不辱使命，仅毕业生就培养了28万多名，这些毕业生中的40%都留在了大西北，为西部发展贡献着智慧和力量。
事实证明，交大这棵大树不但没有“迁死”，而且枝繁叶茂，生机勃勃。从上世纪50年代的大西迁，到60、70年代的“三线”建设，再到改革开放后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一带一路”倡议，对今日中国来说，西迁一直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