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仲产《南雍州记》《荆州记》《湘州记》《秦州记》《仇池记》等著作，被清代学者王谟编纂的《汉唐地理书钞》收录。《汉唐地理书钞》是一部地理文献集，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目录为局部）

郭仲产与《南雍州记》

文/李青友

郭仲产是南朝刘宋时代著名的地志学家，活跃于元嘉至孝建年间（424—454年），有《荆州记》《南雍州记》《秦州记》《湘州记》《仇池记》等著作散存于世。其《南雍州记》，记录了当时南雍州的山川、城邑、古迹、人物、风俗，具有重要的地理学价值，对当世及唐宋地理总志有着重要的影响。笔者不揣浅薄，谈谈“郭仲产也《南雍州记》”这个话题。

其一，南雍州与《南雍州记》。

南雍州是南朝刘宋设立的一个州级行政单位，是元嘉26年由荆州分出设置的。它的治所在今天的湖北襄阳，管辖范围在今湖北北部和河南南部一带等。南雍州下辖五个郡，分别是： 襄阳郡，治襄阳（今湖北襄阳市襄城区），领襄阳、中庐、邔县；南阳郡：治宛县（今河南南阳市宛城区），领宛、冠军、郦等县；新野郡，治新野（今河南新野县），领新野、棘阳、穰县；顺阳郡，治南乡（今河南淅川县滔河乡一带），领南乡、顺阳、丹水； 随郡，治随县（今湖北随州市曾都区），领随、永阳、阙西。

南雍州的设立，和当时“五胡乱华”的社会背景是有关系的。

因为“五胡乱华”，西北雍州、秦州大量的流民南迁，并聚集在襄阳一带。早在东晋时，朝廷就在此建立了侨置的雍州，此时的“雍州”有名无实，只是为了安置侨居的流民，并没有管辖范围。到了南朝刘宋时，为了打造北疆防御重镇，刘宋就把雍、秦流民编入户籍，既安定民生、发展生产，又把他们转化为强悍的兵源。 于是从荆州划出五郡，成立有名有实的南雍州。

郭仲产写《南雍州记》，与其在南雍州的仕宦经历是有关系的。郭仲产以从事身份曾随南郡王刘义宣镇守荆州并兼管南雍州事务，长达十余年。在此期间，他掌文书往来、搜集地方民情，辅助刘义宣处理日常军政文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有责任、也有便利写下《南雍州记》。

其二，《南雍州记》的成书与刘宋的北伐。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北伐收复中原都是南朝刘宋的当务之急，而南雍州是北伐西路军的基地，为北伐提供了物质保障和兵员支持。

南朝宋文帝的三次北伐（430年、450年、452年）均在元嘉年间（424—453），郭仲产的著述活动及仕宦生涯完全覆盖这一时段。三次北伐的西路军进军路线基本上是以襄阳为出发地，路过南阳，再抵达鲁阳、弘农、潼关，这正是《南雍州记》记述的核心区域。

在三次北伐中，郭仲产的直属领导南郡王刘义宣发挥着重要作用。他是刘宋宗室核心人员，又是荆州兼督南雍州的最高军政长官，成为刘宋北伐的关键后方支撑者。他全程主导上游荆、雍军镇的兵源、物资调配，统筹军需，防止北伐期间北魏从西线偷袭，同时为前线输送兵力。

在此情况下，作为文人的郭仲产，有条件随北伐西路军踏访南雍州各地，以其所见所闻，写下具有学术价值的《南雍州记》。由此可知，郭仲产《南雍州记》中记录的诸多文化遗迹，都是他步履所及的，目见耳闻的，如其记载“宛城南三十里有一城，甚卑小，相承名三公城”，此条被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引用，并记述“城侧有范蠡祠。蠡，宛人；祠，即故宅也”。

其三，郭仲产《南雍州记》的文化意义。

郭仲产记述不同于徐霞客的游记，他是为国家、民族进行文化重构。

420年刘裕建南朝宋，北朝于439年经北魏而统一；后来形成宋—魏对峙，又演变为齐、梁、陈与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的长期拉锯战。在军事层面，南朝以“北伐”为旗帜，争夺河南、淮北、淮南、巴蜀等战略要地；北朝则以“南征”为旗号进行扩张，展开激烈争夺。在文化层面，双方均以“华夏正统”自居，北朝重构汉文化体系以消解蛮族的标签，南朝则以衣冠礼乐自居，强化自我的文化优越感。

在此种情况下， 南、北各国文人把记录已控制或暂时控制地域上的文化遗迹作为自己的使命，试图在文化意义上保持疆土，寻回记忆。郭仲产《南雍州记》中不厌其烦地记录诸如三公城、乐广宅、博望城、郦邑、方城、马仁陂等，就是这个目的。

总之，郭仲产是一位伟大的地志学家，《南雍州记》是一部有学术意义的著作。郭仲产以南朝笔耕，定格南雍州人文山河，其人其文不容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