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面具拥有悠长的发展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不同时期的面具材质不同，造型各有特色，或用于歌舞或用于丧葬，如汉代贵族丧葬使用的玉覆面、民间艺人表演傩戏时使用的面具。至辽代，丧葬面具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在我国面具发展史上极具影响力。金属面具当是辽代墓葬中极具特色的丧葬用具，文献《辽史拾遗》记载：“北人丧葬之礼，盖各不同...惟契丹一种，特有异焉。其富贵之家，人有亡者，以刃破腹取其肠胃涤之，实以香药、盐矾，五彩缝之；又以尖苇筒刺于皮肤，沥其膏血，且尽，用金银为面具，铜丝络其手足。耶律德光之死，盖用此法。时人目为‘帝羓’,信有之也。”从这段记载，我们得知面具为契丹特有。考古发现也印证了文献记载，面具几乎都在契丹墓葬中出土。面具的最早发现可以追溯至20世纪初，一些日本学者在热河省建平县（今辽宁省建平县）发现了几件银、铜面具。但这些面具缺乏严谨的背景信息，故当时的学者无法得出准确的认识。之后，随着更多的金属面具出土，研究资料越来越丰富，学界对面具的认识才逐渐深刻。

本文将从考古发现、发展特点以及使用人群演变上对这一奇特葬俗进行分析，讨论面具在辽代的发展演变规律，以增强对契丹民族丧葬制度的了解。

考古发现

辽代金属面具的发现主要在上京路和中京路头下军州集中的地方，即今内蒙古赤峰，辽宁省阜新、朝阳等地。据已发表资料统计，目前公开报道出土金属面具三十余件。

内蒙古：昭乌达盟小刘杖子辽墓1号墓出土铜鎏金面具1件，2、3、4号墓各出土铜面具1件；阜新县车新村辽萧德温墓见铜面具1件；达盟上烧锅5号墓出土了银面具1件和铜面具2件，其中一件铜面具为小孩形象，乃首次发现，另一件为一女性面具；解放营子辽墓出土铜面具2件；赤峰新地辽墓出土铜面具1件；辽宁凌源温家屯1号墓出土铜面具1件；2号墓出土铜面具1件，温家屯3号墓出土铅质面具1件敖汉旗白塔子辽墓出土铜面具1件；豪欠营6号墓出土铜鎏金面具1件；敖汉旗范杖子101号辽墓出土银面具1件；柴达木辽墓出土铜鎏金面具1件；陈国公主及其驸马墓出土金面具2件；内蒙古赤峰十间房辽墓出土铜面具2件，古都河1号墓出土铜面具1件；皮匠沟1号墓出土铜面具1件；科尔沁旗敖瑞山辽墓出土铜鎏金面具2件；通辽市奈曼旗八里罕沟辽代墓葬出土银鎏金面具2件；

辽宁：义县清河门辽墓4号墓出土银面具1件；新民巴图营子辽墓出土铜鎏金面具2件；喀左北岭1号墓出土银面具1件；小喇嘛沟1号墓出土银鎏金面具2件，5号墓出土面具1件，11号墓出土银面具1件；彰武朝阳沟辽墓出土银面具1件；李贝堡1号墓出土铜鎏金面具1件；康平长白山Ⅰ区辽墓群1号墓出土银鎏金面具1件，4号墓出土一件金面具1件。

类别划分

辽代金属面具主要由由金、银、铜三种金属制成，并在此基础上还衍生出鎏金银面具和鎏金铜面具两个种类，极个别墓葬还能见到铁质或铅质面具。按材质的不同可以将其划分为五类。

金面具：目前所见的金面具仅有3件，在所见契丹面具中数量最少，代表的等级最高。以陈国公主墓出土的为例，面具系薄金片锤揲而成。轮廓呈椭圆形，双眼睁开，眼珠清晰可见。宽鼻翼，低鼻梁。公主的面具双耳平伸，与面部为一个整体。驸马的面具双耳与面部分制，被三个金铆钉钉于面具两侧。面具边缘有穿孔，用于与银丝网络连接。

陈国公主金面具

驸马金面具

鎏金银面具：共计3件。以小喇嘛沟M1出土为例，面具双眼睁开，可见眼珠，眼睛狭长，眼尾上挑。鼻子高挺、直线条清晰可见。

小喇嘛沟M1出土鎏金银面具

银面具：共计4件。以小喇嘛沟11号墓出土为例，面具由一整块银片锤揲而成。眼型细长、双眼睁开，眼球清晰可见；鼻子高挺，双耳耳垂无孔，并无耳饰。

小喇嘛沟M11出土银面具

鎏金铜面具：共计8件。以豪欠营M6为例，面具双眼紧闭，眼部錾刻一条细线以示眼缝，耳垂处可见明显的孔洞，面具原应有佩戴耳环。

豪欠营M6出土鎏金铜面具

铜面具：共计9件。以小刘杖子M4为例，面具眼部凿出一条细长的镂空眼缝，耳垂处有一圆孔，面具原应有佩戴耳环。

小刘杖子M4出土铜面具

可以看出，金属面具不仅制作材料多样，涵盖金银铜各类金属，而且风格十分写实，这是它的一大特点。每副面具均是依据佩戴者的五官特征刻划，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主人的真实面貌，所以各件面具风格各异。既体现了男女之别，还展示了老少之分。

面具演变特点

金属面具的使用贯穿辽代始终。根据考古发现，有辽一代，面具在材质和数量上有显著的变化。结合辽代历史分期、墓葬断代与辽代墓葬等级研究，本文将面具的发展阶段划分为三期。

早期：早期发现的面具较少，仅3件，且均为鎏金银面具。出土于辽宁康平长白山Ⅰ区辽墓群M1及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八里罕沟辽代墓葬。

中期：中期发现的面具数量共计13件。其中2件为金面具，3件为鎏金银面具，4件为银面具，1件为鎏金铜面具，3件为铜面具。这个时期佩戴面具的葬俗风靡，且金、银、铜等各种质地的面具在这个时期均有发现，各类面具的数量比较平均，没有较大差异。

晚期：晚期发现的金属面具共计14件。其中1件为金面具，7件为鎏金铜面具，6件为铜面具。可以看出，面具在晚期发展势头不减，在贵族中依然十分流行。但是这个时期金面具只见一件，鎏金银和银面具消失，鎏金铜和铜面具数量激增一跃成为主体。

从数量上看，面具从早期到晚期呈现出向上增长并保持稳定的发展特点，同时也反映了这一葬俗从伊始至大范围流行的发展趋势。但从材质上看，各类面具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轨迹。早期目前仅发现银鎏金一类材质，中期各类面具皆有且数量平均，晚期金银面具的发展呈现衰落的迹象，制作成本较低的鎏金铜和铜面具成为主体。结合史料以及学界研究分析，导致上述情况的原因或许有以下几点。原因之一，统治者直接下令严格管理金银器。《辽史》记载，辽圣宗曾两次下令“禁工匠不得销毁金银器”和“禁丧葬杀牛马及埋藏珍宝”。这无异于直接从源头限制了金银面具的制作。原因之二，统治者严禁厚葬之风。圣宗颁布禁令“召世选宰相、节度使族属及身为节度使之家，许葬用银器，仍禁杀牲以祭”。接连的禁令显然对金银面具的发展形成了严重的打击。以上两个原因恰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晚期鎏金铜面具的发展，契丹贵族无法再直接使用纯金银面具，铜面具鎏金便成为一种既体现身份等级，又不触犯禁令的两全其美之法。原因之三，辽代晚期国家实力衰微。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据《辽代金银器研究》对晚期墓葬中金银器数量的统计，“银器的比例相对早、中期下降严重，金器所占的比例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以上原因直接导致金、银面具在辽代的发展受到较大限制，数量上始终不可观，反而为铜面具的发展提供了较大的空间，铜不似金银那般珍稀，是契丹贵族的理想选择，因此铜面具逐渐流行并在晚期最为风靡。

使用人群演变

《辽史拾遗》记载，死后以金银面具覆面为富贵之家特有，考古发现的金属面具确是出土于契丹贵族墓葬。但是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品规格判断，墓主的身份地位相差悬殊，既有皇室贵胄这样的大贵族，也有普通节度使一般位低权轻的低级贵族。所以，在辽代存续的二百多年间，面具在契丹贵族中的使用范围应是有所变化的。厘清这一变化过程有利于加深我们对这一独特葬俗的认知。

早期出土面具的墓葬有两座，这两座墓葬的主人均为契丹高等级贵族。其中，长白山Ⅰ区辽墓还应与辽代的皇族或后族有关。中期出土面具的墓葬有10座，仅陈国公主墓和小喇嘛沟M1两座墓为高等级贵族墓，墓主为一般王爵或重要节度使。其余墓葬的级别都较低，墓主为一般节度使或者中级官吏的一般贵族。晚期出土面具墓葬共有18座。高级贵族墓葬罕见，仅见长白山Ⅰ区M4一座，其余墓葬的级别均较低。

从以上信息可以得知，面具在不同等级墓葬中的使用情况有所不同。面具最早由高等级贵族使用，到中期时使用范围扩大至各阶级贵族。但是根据各等级墓葬数量来看，中期面具在高级贵族中并没有大范围的流行起来。反观同时期的等级较低的贵族，或许是出于想向高等级贵族靠拢而模仿其埋葬方式的心理，面具在这类人群中倍受喜爱。可以说，在这个群体中面具才算真正的发展了起来。到了晚期，这种现象还在继续，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面具在高级贵族中的使用只见孤例，几乎已经退出高级贵族墓葬，可在低等级贵族中风靡程度却不减反增，明显已经成为面具使用的稳定群体。纵观整个辽代，低等级贵族应是面具使用最庞大的人群，高等级贵族对面具的需求实则很少。

结语

金属面具作为契丹民族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物质载体独具民族特色，是契丹人民丧葬观念的直接反映。面具在不同的阶段体现出了不同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材质、数量和使用人群等级演变上。早期面具数量最少，且只见到金面具；中期面具数量增加，金银铜面具均能见到；晚期面具数量维持稳定，但是铜面具数量增加，银面具消失。这背后反应的是统治者的一系列禁令和国力衰弱的问题。使用人群的演变则是经历了自上而下渗透扩张的过程。早期的金属面具只出现在高等级贵族墓，但是中晚期却被中小贵族广泛吸收接纳，这不仅反映了中小贵族模仿上层习俗、彰显自身身份的心理，也侧面说明金属面具至始至终在高等级贵族中存在微弱。

在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发兵灭辽，契丹政权覆灭后，契丹成为金人统治下的多个民族之一，与其他民族杂居。在与其他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只有极少的契丹人还保留了面具这一独特的埋葬习俗，我们在两座墓葬中发现了辽代面具的余绪，即辽宁朝阳地区一座金代早期墓葬和晚期墓葬中分别出土了一件男性铜制面具，其余契丹墓葬都已经摒弃这一埋葬风俗。金代以后，面具再无发现，这一独特的契丹葬俗就此不复存在。

作者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