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队途中被俘虏** 我叫刘士礼，曾在日本使用过郝春有这个名字，来自河北省丰南市。记得当时我在日本劳工登记时报的是大光庄，劳工编号为73号。 1944年农历四月初四，我加入了八路军。那是个暑热难耐的夏天，八月初一的夜晚，我与孙绍志一起，被日军特务俘虏。当时我们离家约六十里，一个小庙里，恰好部队的一个排长回家探亲，带着我们五人一同前行。

回程时，当我们经过一个街口时，突然看见日军与特务在村里进行扫荡。庙里也有驻守的日军和特务。排长与他们交涉时，忽然几个人从庙中冲了出来，迅速将我和孙绍志按倒，排长与其他几位战友则趁机逃走，离开了庙里。 那时，我们被押到林西关押了两天，期间受到审讯。因为我们穿着军装，日本人立即开始盘问我们在哪个地区活动。虽然我们回答含糊其辞，但由于我们年轻，缺乏经验，日军并未从我们身上获取重要情报。于是，他们便以拳打脚踢的方式威胁我们，后来也没再深问。 在林西，除了我们，还有一些民间青年与八路军干部被关押。那些八路军干部在审讯时受到了最严酷的待遇。我亲眼见到他们被问及八路军的活动区域，甚至藏粮的地点。那个时候，我深知我们都只是他们手中的棋子，任由摆布。

审讯结束后，日军将我们押送到塘沽的一个叫冷冻公司的集中营。这个地方四周布满铁丝网、电网，岗哨兵密布。进入大院后，我们被要求换上单衣，每人发了一条薄被子和一条毯子，这些被子薄得几乎不能提供任何保暖。生活在这里，每天的食物就是混合玉米面做的大饼子，一天两顿，每人每顿仅一个饼，根本无法填饱肚子，水也少得可怜，偶尔只能喝些海水。我们只能默默忍耐，精神上被极度压迫，不敢乱想。 晚上，我们得脱掉衣服睡觉。更过分的是，有时日本人拿着镐柄巡视，一旦发现有劳工不老实就会用镐柄打我们，直到我们不敢动弹为止。解手时也没有自由，屋里只摆了一个大尿桶，若要用，必须大声报告，否则不能动弹分毫。 在那样的环境下，我们不仅受饿受冻，还要遭受暴力，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日子都如同在炼狱中度过。很多劳工在这里因受虐而死，而那些生病的劳工，日本人根本不提供医疗。更有劳工在逃跑的过程中被抓回，惨遭折磨。

有一晚，一名劳工尝试联合大家逃跑，但不幸被奸细出卖，最终带头的劳工被残忍打死。我们在塘沽关押了十多天后，刚过完八月十五，便被押上了货船，向日本出发。上船前，日军为每个劳工都编上了编号，我是73号，孙绍志是72号，赵洪涛（在日本叫赵景和）是74号。 **船上受苦赴东瀛** 我们一共三百人，由日本人西村带领上船。船舱里原本装满煤炭，顶部仅仅铺了一些炕席，我们只能趴在炕席上，几乎动弹不得。一路上，我们的食物依然是玉米面制成的饼子，虽然每餐只有一个，依旧吃不饱。船在大海上摇晃得厉害，风大浪急，我们肚子空空，恶心得只能吐苦水，根本无法进食。

偶尔日本人允许我们上甲板透透气，但即便是这样，去解手也是一场折磨。我们必须爬过船舷外的护栏，站在外面一块木板上，才能勉强解手。有一回，有劳工在解手时，被大浪打进海里，船还围绕着他转了两圈，才设法压下浪头派船去救他。可当救上来的时候，他已经不省人事，尸体最终被运到大阪处理。 船行了约十天，终于抵达了日本大阪。下船后，我们先被强制脱光衣服，进行消毒清洗。随后，我们坐火车几天，转乘轮船，最终抵达北海道，从北海道再坐火车前往三菱美呗炭山。 **受尽凌辱的大和寮**

在大和寮，日军将我们分为四个小队，每个小队有100人，我们被安排进了木板房。房间的墙壁由外侧的木板和内侧的胶合板构成，床铺是所谓的榻榻米，不过是木板床上铺些稻草。夜晚，许多人睡在一起，依偎取暖。我们根本没有任何隐私，睡觉时也有人看着我们，特别是那位看守的日本人，个头高大，嘴巴大，露出一颗闪亮的大金牙，所以大家都叫他大金牙。 每天，我们都得工作12小时。工作地点是煤窑，往下斜着挖，窑深得让人窒息。工作时，我被安排推矿车，后来又去了风钻工作组，三个人合力打石头铺设铁轨。环境极其艰苦，矿灯的电池里渗漏的硫酸把我们的衣服和皮肤都烧得伤痕累累。 日本人给我们的食物极其贫乏，混合着橡子面、土豆、倭瓜搓成蒸饼，每人每天只有两块，根本无法填饱肚子。即使如此，我们也只能忍耐，什么也不敢说，甚至一度有些劳工病倒，也没得到应有的治疗。

生活在极端贫困与压迫中，许多人因饥饿与劳累逐渐体弱，最终病倒。每当有劳工死去，日军也不会作任何处理，只是将他们的尸体火化。每当回想起这些情景，我心里就无法平静。 **告别亡国奴生活** 在大和寮，我们的生活如同地狱一般。即使日本投降后，我们也才得以解脱，逐渐改善了生活条件。我们的衣服换成了新衣，吃上了大米白面，甚至开始能喝上酒和肉。

从那时起，我们的生活才略有好转，然而当时心中的痛苦和屈辱，却永远无法忘记。 日本投降后，我们的工作也停止了，终于迎来了自由。每个矿坑的劳工都联合起来，要求改善生活条件。我们不仅穿上了新衣，也吃上了正餐。但心中的屈辱和伤痛，始终没有消散。 终于，随着战后局势的变化，我们乘船回国。回到天津时，我们才知道，家人早已以为我死去。直到我踏上家门，才算复活。

我和许子良、孙绍志始终在一起，回国时也是同行。我回到家中的那天，已是农历十一月初六或七。自从被抓走之后，家里仅剩下母亲和两个兄弟，母亲因为思念我，最终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