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热播的电视剧《太平年》引发了大家对五代十国的兴趣。大家茶余饭后都在讨论这部剧的剧情，剧中主角们的命运也特别引人注目。比如，钱弘俶、孙太真、赵匡胤、柴荣等。

围绕这些人物的话题层出不穷，讨论度非常高。其中一个话题是：柴荣为什么没有安排心腹之人辅佐幼子，治理朝政？

有网友回答：“柴荣不仅安排了，还安排了一个各方面都很优秀的人，这个人就是他的心腹赵匡胤，奈何这个心腹变成了心腹大患。”

虽然这是网友的戏言，但历史的轨迹确也印证了这句话。

后周世宗柴荣（921年-959年），本姓柴，因被周太祖郭威收为养子，故亦称郭荣。在五代普遍短视、暴虐的君主中，柴荣的文治武功、政治品格与理想情怀，堪称鹤立鸡群，被称为“五代第一明君”。

他曾提出“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三十年长远规划，展现出非凡的政治远见。他最大的遗憾是在北伐契丹时病逝，年仅三十九岁。

他生前最大的布局与无奈，皆系于对禁军体系的绝对掌控与对赵匡胤的格外器重。这为他身后“陈桥兵变”埋下伏笔，其江山被所托之臣赵匡胤取代。

面对历史的悖论和命运的嘲讽，柴荣当时该不该重用赵匡胤呢？这看似矛盾的结局，其根源可归结于2个相互交织的核心层面：

1、柴荣重用赵匡胤

时局艰危，求才若渴，是柴荣擢升赵匡胤的核心原因。

后周世宗柴荣登基之际，中原尚处四分五裂、诸国对峙的困局之中。他胸怀一统天下、开创太平的志向，却不得不直面新君即位、根基未稳的严峻现实。

在这一宏大志向与脆弱根基的矛盾之下，柴荣深刻意识到：他必须拥有一支绝对忠诚且战无不胜的军事力量作为倚仗。

赵匡胤，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脱颖而出。他早年追随太祖郭威，凭借勇毅与智谋崭露头角。

954年，北汉联合契丹南犯，后周朝廷一片主和之声。世宗柴荣力排众议，决意亲征。两军会战于高平，初接战时，右军主将樊爱能、何徽竟临阵溃逃，并散布周军大败的谣言，致使战线濒临崩溃。

值此危亡之际，时任宿卫将的赵匡胤挺身而出，厉声疾呼：“主危如此，吾辈岂可不效死！”随即与禁军大将张永德分兵两千，自左右两翼冒死突入敌阵。柴荣亦亲率亲兵督战，周军士气复振，终获高平大捷。

战后，赵匡胤又随军乘胜进攻太原，身先士卒，左臂中箭犹不退。柴荣因其忠勇，深为器重。此役后，柴荣痛斩樊爱能等七十余名溃将，并借此契机大力整顿禁军。

赵匡胤因战功被擢升为殿前都虞候，自此执掌皇帝亲军，成为柴荣身边最受信赖的军事统帅之一。急需军事支柱以荡平天下的柴荣，与凭借战功证明其价值的赵匡胤，便在时代需求的推动下，结成了一种紧密的君臣联盟。

随后，赵匡胤在原有的侍卫亲军司之外，协助柴荣创立并主导了全新的殿前司系统。改革前，禁军主要由侍卫亲军司统领，权柄过重，高平之战的溃退即暴露其弊端。

改革后，形成 “殿前司”与“侍卫司”并立的“两司制”。殿前司所辖多为从各地精选的骁勇之士，装备待遇更优，逐渐成为禁军精锐中的精锐。

这一设计不仅加强了中央禁军，更通过机构分权实现了内在制衡，降低了单一将领掌控全部禁军的风险。对后周而言，改革在短期内极大提升了禁军的战斗力与忠诚度，成为其南征北战、开创统一局面的核心利器。

可以说，柴荣对赵匡胤的重用，既是对个人才能的认可，更是时势与权力逻辑下的必然抉择。

2、重用赵匡胤的结果

赵匡胤凭借所授的权柄发动陈桥兵变取代后周，却又以此为基础终结百年乱世，完成了柴荣未尽的统一大业。

禁军改良的成果，既是后周强盛的军事基石，也成了其政权意外早夭的关键制度性原因。改革过程无形中使赵匡胤掌控了禁军最精锐的部分，并在此系统中建立了无人能及的个人权威。

其实柴荣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去世前对权力做了精密安排，比如让赵匡胤担任殿前都点检（禁军最高统帅），却将实际兵权交于韩通，并设三位宰相共同辅政。

但问题在于，这套制衡依赖于关键岗位上的人相互牵制，且都忠于职守。而赵匡胤用短短半年时间，就将禁军各级关键职位换成了自己的“义社十兄弟”，迅速架空了这套体系。

960年，赵匡胤率军北上御敌，军队行至汴京东北的陈桥驿，赵光义与赵普策动将士，将黄袍披于赵匡胤身上，赵匡胤“被迫”同意兵变。

赵匡胤与将士约法三章：不得劫掠都城，不得伤害太后幼主，不得欺凌旧臣。随后率军返回汴京，守将石守信等早已接应，开城放行。柴宗训被迫禅位，赵匡胤登基，改国号为“宋”，史称北宋。

赵匡胤对待对柴荣子嗣的处置极富策略，旨在以怀柔示天下。他降封柴宗训为郑王，迁居房州。符太后被尊为周太后。赐柴氏“丹书铁券”（免死金牌），誓言保其子孙永享富贵。

之后，北宋逐步收服了南方多个割据政权。978年，割据福建的清源军（泉、漳二州） 和吴越国先后纳土归宋。

北宋带来的统一与和平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它终结了五代十国的分裂，让绝大多数老百姓告别了朝不保夕的杀戮与掠夺，获得了稳定的生活环境。

综上所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柴荣重用赵匡胤，很可能是一个雄主为实现宏大目标而不得不冒的风险，甚至是最优解。

试问，如果柴荣重用的是李重进、高怀德或者其他人，后周的结局会不同吗？

在五代十国的结构性困局中，柴荣的悲剧性不在于选错了赵匡胤，而在于任何被他赋予同等权力和信任的军事强人，在“主少国疑”的相同条件下，几乎都会走向相同的终点。

诚然，若与五代时期其他亡国皇室相比——如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子孙几乎被诛杀殆尽——赵匡胤对后周皇室所采取的处置方式，堪称那个残酷时代里最为克制和温和的范本。

在这个意义上，重审柴荣的决策，可以说他重用赵匡胤不是“识人不明”，而是无法超越时代的困局。他最大的失算，并非选错人，而是英年早逝。

再英明的君主也有局限性，这其中的悲剧性，正在于决策者的清醒与历史的无情。

好在，北宋终结了持续半个多世纪的核心分裂，基本恢复了汉唐故地，完成了柴荣“还江山以清净，还百姓以安宁”的心愿，只是其方式与结局，充满了历史的讽刺与必然。

最后，谨以好友宛承的一首咏史诗作结，其诗精炼地概括了这段历史的宿命与结局：

《感柴荣》

雄图暗寄禁军前，天不假年志未全。

幸有黄袍承九鼎，山河终入太平年。

参考文献:

《旧五代史·周书·世宗本纪》

《新五代史·周本纪》

《周世宗实录》

《宋史·太祖本纪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