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有种说法，说像一战这样的浩劫，是历史大势随着时间的发展，必然发生的。

可最近读了理想国译丛的《八月炮火》后，我发现，一战的开端，其实很诡异。

在1914年7月，那些掌控欧洲诸大帝国命运的德皇、沙皇、首相、将军们，他们居然都坚信战争“绝不可能发生”的。

然后，他们又亲手将一场世界大战推上了舞台。

为什么一战前夜，没人相信战争会来？

我们今天借用《八月炮火》中的素材，好好聊聊。

一、“和平幻象”

要理解这个集体误判，我们得先看看，战前的欧洲都是个什么气氛。

那时候的欧洲，被后人称为“黄金时代”的尾声。

自从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欧洲各大国之间已经保持了四十多年的总体和平。

经济空前繁荣，科技日新月异，各国贸易和金融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一种强烈的乐观主义情绪，弥漫在整个欧洲的社会精英阶层之中。

当时有一本畅销书，叫《巨大的错觉》，作者是英国的诺曼·安吉尔。

书里的核心观点，在那时候非常流行，说的是：

在现代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大国之间发动战争是愚蠢的，因为战争会摧毁贸易和金融体系，对战胜国和战败国来说都是经济自杀。

这个“经济捆绑论”听起来很有道理，影响力巨大，深入人心，甚至连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校长都在1913年断言：一直威胁欧洲的大战，永远不会发生。

在1914年之前的十几年里，欧洲经历过好几次重大危机，比如两次摩洛哥危机，还有巴尔干战争等。

每一次，各国都在战争边缘疯狂试探，亮出肌肉，但到最后关头，外交官们总能在谈判桌上找到妥协方案，把大家从悬崖边拉回来。

这就让当时的人们潜移默化的养成了一种思维惯性——危机是可以管控的，战争是能吓阻的，“虚张声势”到最后一刻，总会有人让步。

所以，当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的皇储在萨拉热窝遇刺的消息传来时，欧洲的许多掌权者最初依然没有感到末日来临。

7月，危机开始逐步升级，但许多人的生活节奏也依然如故。

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正在精心筹划他的周末乡村度假；

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望着伦敦的黄昏，对同僚感慨了一句，“整个欧洲的灯火正在熄灭”，然后继续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国内棘手的爱尔兰自治危机上；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最初慷慨地给了盟友奥匈帝国一张“空白支票”，承诺无条件支持后，自己就坐着游轮去北海巡航了。

这种照常度假、照常开会的“日常感”，本身就是一种信号：

这些欧洲各国的掌权者们，根本不认为这次危机会有什么不同。

二、“理性”误判

于是，1914年七月的欧洲外交舞台，上演的更像是一出，所有人都以为能控制局面的“胆小鬼游戏”。

我们来看看当时牌桌上的三个主要玩家，各自握着什么牌，又打着什么算盘。

奥匈帝国觉得自己受了奇耻大辱，铁了心要惩罚塞尔维亚。

但他们心里的剧本是“有限战争”——在德国老大哥的支持下，快速收拾掉塞尔维亚，然后立刻收手。

这样它们既挽回面子，又能巩固在巴尔干的势力，而且战争还能局限在巴尔干半岛内，不要扩大。

德国呢？

德皇威廉二世给出“空白支票”时，情绪多于算计。

他厌恶塞尔维亚，想彰显德意志帝国对盟友的豪气，维护皇室的威严。但这更像是一种外交姿态，他本人和不少德国高层，并不真的认为这样做真的会引发全欧大战。

他们盘算的是，用坚定的支持吓住俄国，让奥匈的行动“局部化”，从而在外交上得分。

至于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此刻已经陷入了两难。

作为斯拉夫民族的“保护者”，俄国不能让塞尔维亚被奥匈吞掉，否则会威信扫地。但尼古拉二世的军队参谋告诉他，动员军队需要时间。

于是，他决定采取一个折中方案——先下令针对奥匈的“局部动员”，以此作为最严厉的外交警告，逼迫奥匈帝国收手。

他给德皇威廉二世（两人是表兄弟）的电报里充满个人情谊，字里行间都是对和平的祈求和对局势“失控”的担忧。

他觉得，俄国此时正在进行的军事动员，是谈判的筹码，而不是开战的号角。

你看，每个决策者在自己的逻辑里，似乎都是“理性”的。

奥匈要惩罚，德国要威慑，俄国要保护。

他们都认为，对方能读懂自己行动背后的“有限”意图，会在最后关头退缩。

这场高风险的赌博，错误的建立在了过去几十年“危机可控”的经验之上。

三、失控的“战争机器”

然而，他们都错了。

当外交官们的辞令和电报还在空中来回飞舞时，另一个庞大、精密且冷酷的机器已经悄然启动，并且很快脱离了政治家的掌控——那就是各国的军事动员时间表。

7月28日，奥匈帝国正式对塞尔维亚宣战。

也就在同一天，在基尔港的游艇上，德皇威廉二世读到了塞尔维亚对最后通牒的回复全文。这份回复措辞极其谦卑，几乎接受了奥匈所有苛刻的条件。

德皇大喜过望，立刻在文件边上用铅笔写下了一段著名的批注：

“非常好的方案。而且在48小时之内！这比理想更好。奥地利赢得了道义上的胜利，但既然赢了，就再没有任何开战理由了。吉斯尔（奥地利外交大使）其实应该安心留在贝尔格莱德。在这份文件上，我实在不应该下达总动员的命令。”

他马上命令外交部：以这份答复为基础，立即调停，他想紧急为战争踩下刹车。

但这脚刹车，踩得已经太晚了。

原因，就是德国自己的“施里芬计划”。

德国地处欧洲中央，同时与法国和俄罗斯两大强敌接壤，一旦发生战争，它最怕的就是陷入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绝境。

为此，德国前任总参谋长施里芬伯爵制定了一个堪称“豪赌”的计划，其核心思想是——利用俄国幅员辽阔、军队动员缓慢的弱点，赌一个“时间差”。

德军必须抢在俄国完成战争准备之前，集中超过八成的兵力，以闪电般的速度先彻底击败法国。

只有在西线取得速胜后，才能将大军通过国内发达的铁路网调往东线，去迎战那时应该才刚刚完成集结的俄军。

因此，这个计划像一套精密而脆弱的钟表机械，对时间的要求苛刻到了极致。

它有一条铁律——任何来自俄国的正式动员迹象，无论规模大小，都会被德国总参谋部视为必须立即启动对法攻击的、不可更改的最终信号。

对他们来说，政治上的任何犹豫和拖延，都意味着将珍贵的、以小时计算的时间优势拱手让给敌人，这在军事上，无异于自杀。

于是，当7月28日，德皇的“止战”命令传到时任总参谋长的小毛奇手中时，这位将军的焦虑达到了顶点。

前线的部队已经开始按计划向集结地移动，庞大的战争机器一旦启动，就像已经离站的火车，调头已无可能，减速则意味着全盘计划的崩溃。

每一分钟的延误，在他眼中，都是德国获胜希望的流失。

与此同时，俄国那边也陷入了自己制造的困境。

沙皇想要的“局部动员”，在技术上根本无法实现，因为俄国陈旧的军事体系就只有一套方案——总动员。

将军们告诉沙皇，要么总动员，要么什么都不做，没有别的选择。

7月30日下午，在极度痛苦和犹豫中，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批准了“总动员令”。

而这个消息传到柏林的德国总参谋部，一切，就都无法挽回了。

此外，还有两个偶然因素，像命运的恶作剧，抽走了最后两次和平的机会。

第一次，是法国当时最主张对德和解的财政部长约瑟夫·卡约，因为一桩妻子枪击政敌的丑闻，在7月被迫退出内阁，政府内的制衡力量消失了。

第二次，是俄国宫廷里，那个对沙皇有着重大影响力的“妖僧”拉斯普京遇刺。拉斯普京是个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他察觉到事态不妙后，立刻拍电报，力劝沙皇不要开战。

但随后，他在西伯利亚遇刺重伤，这封至关重要的电报没能及时送到沙皇手中。

就这样，政治的刹车被军事的油门取代，个人的犹豫被系统的惯性碾过。

8月1日，德国对俄宣战。

3日，德国对法宣战，并入侵中立的比利时。

4日，英国因保障比利时的中立，对德宣战。

欧洲，这个当时世界的文明中心，在几乎所有人都没想真正爆发全面战争的情况下，在所有人都没做好真正的战争准备的情况下，滑入了战争的深渊。

四、开放的余震

于是，战争开始了，而且一打就是四年，吞噬了上千万的生命，摧毁了四个帝国。

那些在1914年的7月里，还自信能操控局面的君主们，命运也随之倾覆。

德皇威廉二世流亡荷兰，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家族，在革命后被处决。

战争也吞噬了无数普通家庭，包括那些最初为之欢呼的人。

补充一个彩蛋吧：

英国作家罗德亚德·吉卜林，是当时最著名的帝国荣耀鼓吹者之一。

他狂热地支持战争，并在儿子约翰刚满18岁时，就动用人脉，将他送上了法国前线。

1915年，约翰在卢斯战役中失踪，尸骨无存。

吉卜林夫妇寻找儿子多年，终无所得。巨大的悲痛和悔恨，就此缠绕了吉卜林的余生。

后来，他为所有像他儿子一样阵亡的士兵，在自己的作品中写下了一句沉痛的墓志铭，而这句话，或许也能为1914年7月那个集体的、致命的误判，做一个无声的注脚：

“假如有人问，我们为什么在战争中失去生命，那是因为我们的父辈欺骗了我们。”

写在最后：

感谢你读到这里。

历史从来不是必然性的简单推演，而是无数偶然、误判与人性局限交织成的复杂舞台剧。这本《八月炮火》之所以是经久不衰的经典，正是因为它用史诗般的笔触和显微镜般的洞察，带我们回到了那个“所有人都错了”的夏天。

书里让我们亲眼目睹了，大厦如何在看似坚固的共识中崩塌。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