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对洛阳公卿的笼络，展现了草莽英雄的深远智慧。 中平六年（189年）八月，董卓带领军队进入洛阳。尽管他因暴虐无道留下了恶名，终至成为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人物，但在初期，他确实在某些方面做到与士族共享权力，并非历史上描述的那般独擅朝纲。《后汉书》也曾如实记录：卓虽行无道，犹矫情任性，擢用群士，这反映出他在早期政治操作中，具有一定的耐性和策略。 董卓虽然是负面人物，但他无疑是一个被历史严重污名化的个体。关于他暴行的辩驳，我在其他地方已有过详细论述，本文则主要探讨董卓与洛阳士大夫的关系与交往过程。

受到董卓提拔的官员，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党锢名士与关东豪族，他们无疑是董卓为了遮掩门面而拉拢的棋子；另一类则是掌握政权核心、依靠乡党政治的人物。这些人或是董卓的凉州同乡，或是关中子弟，或是他早年交情深厚的同僚。 董卓上洛初期，的确做到了矫情忍性。凉州集团的成员依然局限于军界，并未插足政务，正如《后汉书》所言：卓所亲爱，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董卓的治理手段之一便是通过控制吏部，来任用那些仕途受阻的士人。以吏部掌控人事选举，成为他笼络人心的重要工具。 董卓时期的吏部尚书是周毖。据《后汉书》记载，周毖是汉阳人，而《英雄记》则称其为凉州武威人，与关中集团的张济、张绣、贾诩等人同乡。董卓执政时，任命周毖为吏部尚书，并且把许靖作为其副手。周毖与许靖这两位均与董卓关系密切。周毖出任吏部尚书，体现了董卓对选举人事的深远考量，尤其是他注重通过州里人来掌控这项权力。

许靖来自汝南，早在董卓上洛初期，董卓与袁绍的关系并不像《三国志》所言的那样紧张。他甚至曾提升袁术为后将军，并任命袁绍为渤海太守。董卓的政治手腕中，袁隗与他有过短暂的合作关系。直到初平元年（190年）袁绍在关东起兵，董卓才因为袁隗的死，终结了这段合作。 周毖和许靖能出任要职，其实是董卓通过乡党政治操作的产物。周毖是董卓的凉州老乡，许靖则与董卓的盟友袁隗来自同一地方。他们在董卓的治下被赋予了重任，但在与关东士族的互动中，他们的心向关东，逐步使局势复杂化，最终酿成了更大的混乱。董卓的乡党政治最终也让这些人走向了反抗他的道路，周毖被杀，许靖则出奔。 董卓的暴政不仅仅是阉党乱政的延续，他上洛恰逢宦官之乱，因此清算宦官，平反党锢冤案，成为他提升名望的重要机会。当时刘协年仅九岁，完全是个傀儡，而董卓通过平冤、增名望之举，把自己从太尉晋升为相国，董相的名号由此确立。 这场表演可谓规模宏大，三公齐上朝，带着斧钺仪仗上书，体现了董卓的政治手腕。而与董卓共同参与的黄琬和杨彪，在仕途上的背景也值得注意。黄琬是荆州江夏人，原本为豫州牧，被董卓征召为司徒。杨彪则是弘农人，董卓长期活跃在关中地区，正因如此，两人与董卓的关系十分密切。 黄琬与杨彪之所以能成为董卓的左膀右臂，除了政治上的相互依赖，还有他们与关中士族的渊源。杨彪的祖父杨震被誉为关西孔子，而杨彪的父亲杨赐则为黄琬仕途的引路人。无论从血缘关系，还是仕途履历来看，黄琬和杨彪与董卓之间的关系早已深厚。 然而，董卓最为突出的政绩之一却是提拔了蔡邕。蔡邕出身兖州陈留，原本与董卓毫无关系，但他凭借自身的才学与政治理念，最终得到董卓的赏识。蔡邕与关中士族的交情尤其深厚，尤其与杨彪、马日磾等人的亲密合作，让他得以快速晋升。

蔡邕与董卓的关系，不仅限于仕途上的提携，更多的是在思想上形成了某种联盟。蔡邕反对三互法，而董卓恰恰在这方面展现了极大的支持。董卓敢于打破这一长期束缚，为自己安排了更多来自不同地方的能人，使得政局变得更加复杂与多变。 董卓的笼络与提拔，虽然有其政治目的，但他不失为一位极具远见的政治家。董卓的失败，归根结底还是源于士族与庶族之间、京官与边将之间、文人与武夫之间的立场冲突。正如我在之前提到的，董卓是汉末局势的先行者，而群雄们则是跟随其后，寻迹而来的后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