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一进入社会时代，就有约束、惩罚不守规矩成员的措施，它就是最初的“法”，专门用于约束、惩戒，中国古人叫“刑”，现在还管犯罪及处罚的法律叫刑法。商代“刑名”已较丰富，周代以礼制为社会制度，礼制有道德教化功能，但也要靠“刑”维护。

可以认为，法家主要属于现在的社会管理学，相比于商、周时代，法家订立一套更为广泛的制度，包涵政治、经济、军事等国家、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叫法制。

法制有两层意思，一是指所订的律法（法律）制度，二是以法制国，以法强国，但不是现代意义的依法治国，是法制，而非法治。前者以法作为统治工具，律法由统治者订立，不用征询民众意见且不说，统治阶层遵不遵守也难说，因为有“刑不上大夫”之说，是不平等之法，以法来“制”国，靠法来行人治；后者的法治，主要在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不管是立法还是守法，立法时大家商量，兼顾各方利益，成合理公正之法，守法时真正做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把法律真正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以法治国，而非人治。

法家之“法”即是法制的法，也是方法的“法”，君主专制的治国方法。

因为法家不单只有“法”，还有“术”与“势”。

法、术、势。

法家之法和儒家的礼一样，别贵贱、明等级是重点。是等级之法，不平等之法，不是今天说的人人平等的法治，而是管理百姓的“治众之法”，乃至只要官方明文规定的法令，都是法。像秦国将法家的“法”用到了极致，以赏、罚之法鼓励生产与作战，以严刑酷法管理社会。

术，是“帝王之术”，就是教人如何当皇帝的。

含两方面：任免、监督、考核臣下和驾驭臣下、防范百官。后者是政治手腕与权术谋略。如“听言术”，君主装作不懂，来听臣下的进言，以洞察“奸情”，或根据臣言给臣事做，结果与他言语相符就赏，不符就罚。与法要公开不同，术通常越隐藏越好，法、术要和谐共用，不可冲突。

势，是权势。因权而势，帝王、中央政权要大权在握，不可旁落，保持绝对权威。法家学者慎道说，权势就像飞龙腾云驾雾的云雾，国君没有权势，就像飞龙没了四周缭绕的云雾，跌落地上，跟蚂蚁、蚯蚓没什么区别。

“法”管理百姓，“术”驾驭官员，“势”确立权威。“势”是“法”与“术”的基础，无“势”则“法”、“术”难行。

看得出，法家理论实为中国帝王的职业教材之一。

法与儒也实为一家，或说是儒家的分支，不是因为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是荀子学生，且法家思想基础是荀子关于人性的性恶论，而是两家都为统治阶级着想，为君王服务，是统治者的学问。

法、儒殊途同归，儒家说的动听，侧重意识形态的思想工作，法家则是实际可依靠的技术路线，共同维护与推行等级制、极权制。后世虽无公开提倡法家思想，但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实是“外儒内法”，一手软、一手硬。

法家之法，固然是该批判的极权专制之法，可也有真理与真实之处，其在于人性本恶论，在此基础上，勾勒出了权力的真实面目。

法家实际也分齐法家与三晋法家，区别在于齐法家重法，但兼以礼的道德教化，对君权有些抑制，后者舍弃“礼”，强调君权的绝对权威，韩非属三晋法家。

法家多为改革者，其才华加上改革对既得利益者的侵犯，常为当世所不容，商鞅的《商君书》有名言：

“智者见于未萌，愚者暗于成事。”就是智慧的人能预见以后，有先见之明，而愚笨的人面对别人已成就、已成功的事，也搞不明白原因，不懂因何成功。

再是：“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就是有卓越德行、思想、才华的难合流于世俗，有远见卓识能干成大事的不同谋于众人，因为“论至德”的思想、“成大功”的远见卓识常无法被世俗接受，难以被众人理解。

法家代表人物有李悝[kuī]、商鞅、申不害、慎到、李斯、韩非、管仲。

李悝汇集、参考诸国法律编著有《法经》，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法典，佚失没有流传下来；商鞅著有《商君书》，韩非为法家集大成者，著有《韩非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