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聊斋志异》所记的故事，所处在当时的社会背景如何？
引言
当明朝立国之初，明太祖为了维护其统治阶级的利益，曾经缓和过阶级矛盾，发展了生产，使全国人民生活多少有了一些改进，于是这时全国人士都拥奉明朝的藩王宗室，举起了抗清的旗帜。
蒲松龄所生的时代，正当明末清初之际。蒲松龄《聊斋·自志》上说：“独是子夜熒熒，灯昏欲蔬，萧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蒲松龄《小像自题》上说：“江南朱湘麟为余肖像，作世俗装，实非本意，恐为百世后所怪笑也。”在他《自志》里面所说：“仅成孤愤之书”和他孙子立德的跋上所说：“触时感事，以劝以惩”。《自题小像》又说：“作世俗装，实非本意。”
由上面所说的这些话，决非是“无病呻吟”而一定是有所寄托。但是他所寄托的在哪些地方呢？我们除了从《聊斋志异》所记的故事中来体会他的含意外，还要看看他所处的当时社会背景。清兵在崇祯年间，已由直隶（河北）进入山东，四处骚掠，加上明朝自万历、天启以来，横征暴敛，茶毒百姓，于是在山东发生了以徐鸿儒为首的借着“白莲教”宗教色彩的农民暴动，接着李自成、张献忠在西北掀起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
崇祯皇帝宁肯撤回宁远的防守，而不肯放弃杀戮人民的屠刀，终于导致在公元一六四四年五月汉奸吴三桂勾结清兵闯进山海关，攻陷了北京。当明朝立国之初，明太祖为了维护其统治阶级的利益，曾经缓和过阶级矛盾，发展了生产，使全国人民生活多少有了一些改进，于是这时全国人士都拥奉明朝的藩王宗室，举起了抗清的旗帜。一六四四年五月史可法在江上督师，南京建立弘光王朝，各地人士纷纷响应，山东的人民也不让于江南，在登州的诸生（秀才）杨威等首先起兵，宣称拥护弘光政权。
大顺农民军的将领赵旗鼓由北京率师进入胶东，曾经施行过叫地主交还占有农民田地的均田政策，也在登州起兵抗清。但在江南的弘光小朝廷，荒淫昏愦，没有恢复的宏图。当时驻军扬州、主张抗清的民族英雄史可法，虽然有他的学生、曾参加过山东榆园农民军的、明末爱国志士阎尔梅，曾上书劝他：“若能选锋锐进，北渡长征，所至之处，不烦血战必将倒前途之戈，如田单一呼，而下齐城七十，此非纯用兵威者所能喻也。惜也竟以擒伪官终也。”
但他不听阎尔梅的话团结山东、河北的农民军率师北伐，而仗着明朝腐朽官军“四镇”的势力，退保扬州，终至于失败。正在阎尔梅《惜扬州》七古诗的庐上所说：“予劝阁部西征徇河南不听，劝之渡河北徇山东又不听，一以退保扬州为上策，盖公左右用事诸人，悉在南中故也。未几而扬州破矣。”南明的小朝廷已经烟消云散，而山东以及全国各地的农民军却纷纷起义，前起后继，抗拒清军。从顺治初年起到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收复台湾为止，农民起义的抗清差不多有四十多年之久。
就是到康熙四十七年（一七O八）浙江宁波、四明大岚山还有朱三太子朱慈焕的结寨抗清（见世所流传的朱三太子案）。其时山东全省燃遍了农民起义的烽火。这可分为三个重要部分：在山东东部登、莱、青一带，便有农民领袖谢迁、于七等的起义；在西部曹州一带便有以李化鲸为首的“榆园军”的起兵拒守；在滕、沂、兖州一带，还有九山王俊以及济宁满家洞宫文彩为首的农民军，他们杀死了清军进入山东所设置的招抚官吏王鳌永等，战败了满洲贵族肃王豪格。
清朝统治者视山东为畏途，所以称为“山东响马”。在清朝顺治十七、八年间，山东农民军起兵抗清的，据《清实录》和《清史稿》上所记载，就有二、三十次之多。尤其是登州于七所领导的农民军一直到清康熙二年才被清军所平定。清廷镇压了抗清的义士，把山东沿海宁海州一带海岛的农民内迁三四十里，把膏腴的田壤，变成了废墟，山东东部的人民遭到一次大屠杀。由于全国人民起义力量的伟大，才支持了残明的危局；又由于南明统治政权的腐朽，而终于崩溃。
当一六四七到四八这两年间，荆襄十三家军和李定国所领导的大西农民军的兴起，把垂危的永历政权重新建立起来。各地的农民军风起云涌，在西北山西和陕西的农民军围攻了太原和西安，使清朝陕西总督孟乔芳、山西巡抚祝世昌慌恐万分，无所措手足。因之明朝的降将姜瓖在大同反正（复明）了。在东南广东沿海的疍户、渔民也举起了抗清的义帜。
尤其是福建、湖南以及江西南赣山区宁都、瑞金各地以彭顺庆、罗荣等为首的农民军，据有险要的山区，出没于赣粤之间，使清江西巡抚刘武元用兵十余年，费尽了力气，大肆杀戮，弄得“庐舍邱墟，人烟沓绝，诚亘古所未有”，然而终没有把农民群众吓倒下去。当清兵攻下南京、松江、嘉定以及广州之后，无不大肆掳掠，抢夺民间财物，掠劫良家妇女，来饱其私壑。在兵荒马乱之后，清廷又颁布种种禁令，如满洲八旗在各地驻防，用编立保甲的方法，监视人民的行动，捏造人民的罪状，不是说“于七党”，就是说“通海”（通郑成功）。
又把从入关以来所俘虏的人口，叫做包衣，充当旗下劳役，施行种种虐待，颁布严禁“逃人”命令严加防范，不许逃走。各地的官僚地主首先投降清朝，与满洲贵族互相勾结起来，统治压迫人民。例如清顺治初年魏忠贤余孳涿州冯铨投降清朝，一两月之间就向摄政王多尔衮保举了大批官吏，形成了北方的地主集团，江南东林党人陈名夏等也降了清朝，形成为南方地主集团。他们首先薙发改换满洲衣冠，服从清朝的命令，把持朝政。
除压榨百姓之外，又助纣为虐，帮助清朝统治者施行其苛虐卑鄙无耻的手段。清廷在顺治年间派太监到江南以采办织造为名，而实际上是选择良家妇女，到清宫里去充当秀女供皇帝的役使和享乐。到康熙时还有强迫人民捐纳而以“乐输”为名等等的虐政，这都是鲜明的例子。以上的情况，都发生在蒲松龄所处的时代里。这样，他在所著的《聊斋志异》中，要发舒其“孤愤”，决不会对于这种惊心动魄的事情熟视无睹。
我们再就《聊斋志异》中所叙述的故事，来考察他所涉及的当时的事实。蒲松龄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他父亲蒲磐，住在淄川蒲家庄，有着一部分田产，出外经商，而且是兼放高利贷的商人。当一六四七年（清顺治四年、明永历二年）。蒲松龄八岁的时候，各地农民群众纷起抗清，山东高苑县农民军领袖谢迁攻克淄川，蒲磐起来号召，修筑蒲家庄的围墙，与农民军相对抗，在阶级立场上，蒲家显然是与劳苦大众对立的。
但是后来蒲磐经商蚀本，家境日坏，到蒲松龄时代，时常受到大地主的压迫，已经是以处馆教读为生，拾阔人的残羹冷饭，体仰豪绅地主的鼻息，维持其最低的生活，哪能不有牢骚和愤慨？他看见当明、清之际满洲贵族入侵的时候，官僚地主的腼颜事仇，卑鄙无耻，和倚势凌人，穷凶极恶，达于极点。又看见各地的农民群众，怀着无比的愤怒，掀起了农民大起义，举起了义帜抵抗清兵。这样伟大的举动，稍有心肝的人决不能无动于衷，而况蒲松龄又是富有情感而怀着悲愤的血性男子，自然是会抛弃对农民军歧视的心理，转变而为对农民军表示同情了。因之在他的书中，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提到许多农民军抗清的事实。
结语
由于全国人民起义力量的伟大，才支持了残明的危局；又由于南明统治政权的腐朽，而终于崩溃。当一六四七到四八这两年间，荆襄十三家军和李定国所领导的大西农民军的兴起，把垂危的永历政权重新建立起来。清廷在顺治年间派太监到江南以采办织造为名，而实际上是选择良家妇女，到清宫里去充当秀女供皇帝的役使和享乐。到康熙时还有强迫人民捐纳而以“乐输”为名等等的虐政，这都是鲜明的例子。以上的情况，都发生在蒲松龄所处的时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