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第一大案胡惟庸案，历时长达十年，期间前后共诛杀了三万多人。再加上洪武年间的蓝玉案，朱元璋一口气便斩杀了近一万五千人。那么，像朱元璋这样擅长处置政敌的皇帝，为什么会深受百姓的爱戴？为什么几乎所有开国皇帝都选择杀掉那些开国功臣呢？

洪武初年，朱元璋召见了刘伯温，商讨关于丞相人选的事宜。那个时候，明朝的丞相是由两人担任的，分别是左丞相李善长和右丞相徐达。李善长是一个忠诚的支持者，他跟随朱元璋多年，深得朱元璋的信任，一直主掌朝政。李善长拥有极大的权力，手下有很多人脉，他的一句话几乎能够决定朝堂上的一切。相比之下，右丞相徐达则始终把精力集中在领兵打仗上，对朝堂事务几乎不闻不问。因此，李善长的权势逐渐发展到了一种单一的局面，严重威胁了朱元璋的皇权。为了削弱李善长的势力，朱元璋决定寻求刘伯温的帮助。

刘伯温，是大明帝国的第一谋士。朱元璋曾多次将自己与刘邦相提并论，而李善长则被他比作萧何，刘伯温则是比作张良，张良的字为子房。朱元璋对刘伯温极为尊敬，甚至不敢直呼其名，总是称其为先生，就如同刘邦从不直接称呼张良的名字，而是尊称他为子房。

那一天，朱元璋提出了撤掉李善长、徐达，重新选拔第二任丞相的提议。然而，刘伯温坚决反对，他认为明朝刚刚建立，国家需要稳定。李善长作为龙兴之臣，徐达更是有着极高的威望，这两位丞相就是朝廷中的定海神针。如果贸然撤掉他们，必然会导致朝廷动荡。刘伯温心中所想的是朝堂的稳固，而朱元璋心中所担忧的却是自己的权力可能会被架空。 然而，朱元璋显然并不打算听从刘伯温的劝告，他心里已经决定了，丞相一职必须进行更替，唯一的问题是该换上谁。于是，他提供了三位候选人：杨宪、汪广洋、胡惟庸。刘伯温一一否定了这三人，他认为杨宪虽有安邦定国的才能，但缺乏包容之心；汪广洋则左右逢源，但缺乏坚定的立场；胡惟庸则更是没有能力，他有野心但却没有足够的实力。

朱元璋被刘伯温一口否定所有候选人，心生不满，愤怒地对刘伯温说：他们不行，那你来呢？刘伯温赶忙摆手表示：最后这任丞相，我可不敢做。朱元璋听后冷笑道：最后一任丞相？刘伯温急忙解释：不不不，我是说，我没有能力安邦定国，出谋划策还可以，做个相国的职务我可做不来。

事实上，朱元璋的心里早已有了打算，他邀请刘伯温来讨论丞相人选，不过只是走个形式而已。等刘伯温一离开，朱元璋便任命了杨宪和汪广洋为左右丞相，同时放出消息，胡惟庸没能被选上完全是刘伯温的主意。于是，胡惟庸成为了刘伯温一生中的宿敌。

杨宪上任后，并不属于淮西、浙东两派中的任何一方。正如刘伯温所言，杨宪虽然具备丞相的才干，但他缺乏真正的胸襟。他上任之后，便清除旧臣，安插自己的亲信，甚至杀掉了侍御史刘丙，并弹劾右丞相汪广洋。这一系列举动引起了淮西和浙东两派的不满。很快，杨宪便遭到了李善长的弹劾，最终被朱元璋处死。

杨宪之后，胡惟庸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朱元璋重新启用汪广洋。然而，汪广洋此时已失去了斗志，对胡惟庸言听计从，无法起到制衡胡惟庸的作用。朝堂上的权力逐渐落入胡惟庸一人之手，皇权与相权之间的斗争也愈发激烈。这时，朱元璋发现，无论自己选用谁，最终丞相都会独揽大权，成为对皇权的严重威胁。于是，朱元璋想起了刘伯温曾经说过的话：这最后一任丞相，我可不敢做。刘伯温的话让朱元璋意识到，如果废除丞相制度，或许可以避免这一切。 朱元璋开始放松对朝堂的干预，他允许胡惟庸自由施展拳脚，最终让胡惟庸自取灭亡。果不其然，在朱元璋的放任下，胡惟庸逐渐变得权力膨胀，开始培植自己的党羽，掌控朝政，逐渐架空了朱元璋的权力。朝中的事务，胡惟庸再也不请示朱元璋，官员的升迁、罢免也完全由他一手操办。他对自己有利的奏章便加以呈报，而对不利的则暗中扣留。渐渐地，胡惟庸的势力开始伸向军队。 大将军徐达察觉到事态严重，开始向朱元璋告发胡惟庸。胡惟庸为了报复徐达，竟收买了徐达的守门人，企图刺杀徐达。然而，守门人胆怯，最终将此事泄露给了徐达。 洪武十二年，即1379年，越南使者来朝进贡，胡惟庸竟将此事隐瞒不报。直到使者已到宫门，出门办事的宦官才发现使者的到来，随后立即回宫禀报朱元璋。朱元璋压抑已久的怒火终于爆发。他下令彻查此事，然而礼部与中书之间互相推诿，胡惟庸将责任推给了汪广洋，最终汪广洋被赐死。随后，朱元璋鼓励百官弹劾胡惟庸，开始有人向皇帝揭发胡惟庸的谋反行为。胡惟庸明知大势已去，只得认罪。胡惟庸案历时长达十年，涉及朝中众多大臣，最终因罪被杀的总人数超过了三万人。 朱元璋顺势废除了丞相制度，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的丞相历史，胡惟庸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丞相。 胡惟庸案过后，朱元璋又发动了蓝玉案，导致蓝玉案中约有一万五千人因此丧命，包括许多开国元勋、有功之臣以及他们的亲友。 事实上，这一系列事件反映出的是一个委托代理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皇帝与大臣之间，实际上是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关系。皇帝掌握国家最高的权力，但他无法亲自管理所有事务，因此他将部分权力下放给了在朝为官的人。在战争中，皇帝也将军权交给大将。这时，皇帝需要设立激励制度，激励大臣们为国家尽心尽力，这便是升迁制度。大臣们如果表现得好，就会不断升迁。然而，一旦他们升到一定的高度，皇帝就会担心他们会不会有反叛之心。此时，信息的不对称就显现出来——皇帝无法知道每个大臣是否会造反，但他可以通过大臣是否具备造反的能力来做出判断。像刘伯温、徐达、李善长、胡惟庸、蓝玉这样的人，最终的结局几乎只有一个，那就是死。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死，还会全家被抄斩，因为只解除他们的职位和军权并不彻底，声望、能力、人脉等无形资产仍然存在。刘伯温早已洞察这一点，因此他早早保证，自己的儿子们不会再接触兵法，也不会介入权力的核心。 朱元璋虽然大肆处决开国功臣，但他对百姓却是非常仁爱。他减轻赋税、放松统治，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因此深受百姓的爱戴。从这一点来看，他无疑是一个有道明君。而那些像李善长、胡惟庸、蓝玉这样的人，虽然忠诚，但却因不断培植党羽、深处权力中心，始终对皇权构成威胁。也许他们本心忠诚，但正是他们的能力，使得他们最终走向了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