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迎着晨光，静静地注视着长安街上川流不息的人群。每一个来北京的人，几乎都会在这里驻足，抬头望一望那张熟悉的面孔。可是，有多少人想过一个问题：这张画像，究竟要挂多久？ 一九八〇年，一位意大利女记者，就把这个问题直直地甩给了邓小平。当时，在场的记者们一下子都安静了，耳朵竖得老高。这个问题太敏感，也太犀利了——新中国换了这么多领导人，为什么天安门城楼上的画像，始终是毛主席？

邓小平没有回避，也没有犹豫。他说：我们会永久保留。因为毛主席不仅为中国奉献了一生，更是新中国的缔造者。这句话，没有多余的解释，却掷地有声。 其实，天安门城楼上并不是一直都只挂着毛主席一个人的画像。在漫长的历史中，这里曾悬挂过十一位不同人物的照片，这当中甚至还有一位外国领导人——斯大林。

那是在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的消息传到中国，整个国家都沉浸在悲痛之中。为了表达敬意，天安门城楼上破例挂起了斯大林的画像，画像两侧还挂着条幅。可这个画像，只挂了一天。 除了毛主席，还有朱德等几位领导人也曾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特别是在一九四九年七月，为纪念抗战的伟大胜利，两位领导人的画像曾同时悬挂。那之后，城楼上的画像就再也没有变过，始终是毛主席。

很多人不知道，毛主席画像并不是一挂上去就永不更换的。从一九四九年到现在，这幅画像已经更新了八次。每一次更换，都凝聚着画家的心血。 一九四九年九月底，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周令钊接到了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为开国大典绘制毛主席画像。这可不是普通的肖像画，它要挂在全世界都会注视的地方。周令钊压力很大，翻遍了主席在北平和谈期间的照片，反复揣摩主席的神态，最后带着学生扎进天安门城楼里，日夜不停地画。

二十多天里，他们几乎没出过门。饿了就啃两口馒头，困了就靠在墙角眯一会儿。当那幅宽四米多、长六米的巨幅画像完成后，周总理特意赶来审看。总理先是夸赞画得很传神，紧接着话锋一转，说：加上‘为人民服务’这几个字吧。 那时距离开国大典只剩一个晚上了。周令钊没有抱怨，也顾不上疲惫，连夜在画像上添上了那行字。凌晨时分，修改完成。几个小时后，开国大典如期举行。

当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刻，数万同胞热泪盈眶。画像就在他头顶正上方，仿佛正见证着这个民族从黑暗走向光明的伟大时刻。从那以后，毛主席的形象就和天安门紧紧连在了一起，再也没分开过。 后来，伟人离开了我们。再后来，邓小平站上了历史舞台，提出改革开放。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一九八〇年，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那位意大利女记者的专访。

那位记者叫法拉奇，在世界新闻界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她采访过不少国家领导人，以问题刁钻、直接著称。很多政要一听到她的名字就头疼，因为她从不按套路出牌，而且采访过程全程录音，发表时绝不改动一个字。她有一个习惯，就是会把自己的想法写在采访稿旁边的空白处。 法拉奇从小在战火中长大，父亲参加了抵抗运动，她年纪轻轻就跟着参与了一些斗争。后来凭借自己的努力，一步步从基层记者做到了国际新闻的领军人物。她采访过玛丽莲·梦露，也穿梭过枪林弹雨。为了拿到第一手资料，她连命都可以不要。

这次采访邓小平的机会，是她好不容易争取来的。起初，中央领导人并不太想接受她的采访，因为她的风格实在太犀利了。可邓小平不这样想。那个时候，新中国需要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法拉奇虽然言辞尖锐，却从不为博眼球而胡编乱造。凭这一点，就比许多断章取义的记者强太多了。 于是，采访如期进行。法拉奇也没让人失望，一上来就问出了那个盘旋在许多外国政客心头的问题：天安门上的毛主席画像，还会挂多久？

邓小平的回答干脆利落：我们会永远挂下去。这话不仅是说给法拉奇听的，更是说给全世界听的。 采访结束后，法拉奇对邓小平的评价相当高。她说，这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政治家。这段采访传遍了大江南北，也让那些想看中国笑话的人彻底闭了嘴。

其实，天安门城楼上的画像，挂多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心里有没有给那些为新中国付出一生的前辈们，留一个位置。和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我们能有今天，是无数人用鲜血和汗水换来的。 每逢节日，当天安门广场上再次响起国歌，当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那些远去的伟人们，也会通过这画像，看一看他们深爱的这片土地吧。

毛主席画像会挂多久？我想，只要这个国家还在，它就会一直挂下去。不是因为某个人，而是因为那段历史，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