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春秋战国时期,奖励活动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在春秋战国的历史上,奖赏制度发挥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原有的经济基础遭到破坏,导致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发生变化。奖励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必然会受到社会变迁的影响,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赏赐引发的系列问题
1、王室衰弱
王室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王畿不断缩小。王畿是周王室的统治核心,“王室成员的生活费用,王朝的各类宗教活动、军事活动,各项行政费用的开支以及王朝官吏的全部俸禄等等,主要都依靠王畿的赋税收入来支付。
王畿对于维护周王的政治统治,保障王室的财政收入都是极重要的,王畿的存亡、大小直接影响王室的盛衰强弱,东迁以后王权急剧衰落。王畿不断缩小,导致王室无法再如西周时封建子弟,王子此时既没有出封的机会,也很少有机会获得畿内采邑,这正是王子们不断发生叛乱的根本原因之一。
王子叛乱,诸侯平叛,于是周王室对诸侯大行赏赐,导致王畿更加萎缩。这样的结果则导致范围更大火力更猛的王子叛乱。于是,王室在一次次“叛乱——平定——赏赐——再叛乱——再赏赐”的过程中日益卑微。赏赐——诸侯愈强——王室愈依赖诸侯——愈加赏赐——诸侯愈强——王室愈卑。春秋时期,天子日益卑微,礼坏乐崩,在诸侯日益不把王室放在眼里的社会背景下,对于勤王的诸侯,尽管其用心并不是孝忠于王室,但王室会给予丰厚的赏赐。
于是就会造成赏赐越多,王室越衰微,诸侯越强大,王室越依赖诸侯国的帮助,不得不给予更多的赏赐,循环往复,直到春秋末年,周王室再无力支付这些昂贵的赏赐,可以说,这样的循环以周王室的衰亡为终点,宣告结束。春秋时期,天子在赏赐活动中的地位下降,周王室的赏赐不依礼进行,往往伴有强烈的动机——天子卑微,日益需要诸侯的保护。
总体来讲,以土地为主要赏赐内容,这是王室日益贫困和动荡的根本原因;以诸侯为主要赏赐对象,表现出重同姓轻异姓的特点。随着诸侯实力增强,天子渐渐丧失赏赐的主角身份,换而代之的是霸主国君。
2、军功贵族的赏赐是双刃剑
以土地为赏赐内容的大规模的赏赐活动,促进了卿大夫家族的发展。晋国自献公起无公族,使得异姓卿族走进晋国政治核心。至晋文公时更是大量任用异姓军功贵族,他们为晋国霸业带来勃勃生机的同时,也成为晋国政治、军事、民事的垄断者,终于形成六卿专政的局面,至晋厉公时,欲去卿族而不能,直至春秋末年,三家分晋,卿族终于取代公族挤入战国七雄的行列。
大规模的土地赏赐使得这些军功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实力迅猛增长,他们的赏地世代相传,并不断扩大,实力不断膨胀的贵族不仅作威一方,而且威逼君主,非常典型的例子便是郤氏家族,郤氏是晋卿中最早兴起、势力最大的一个,郤芮因功得冀,又因过失冀,郤缺复得冀地,一直默默无闻的郤氏家族终于又得以新生,晋成公六年,郤缺任中军元帅,开始执政,郤氏很快发展成为晋国最强大的卿族之一。
二、爵禄带来的变化
1、军功爵的激励作用
自商鞅变法制订军功爵制,“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彻底打破了血缘与赏赐之间的关系,为下层人民提供了平等的机会,军功成为获得赏赐的必要条件,而军功爵又包含着丰厚的物质赏赐,从此,秦国军队的士气大为提高。
在秦国,奋勇杀敌的将士将会得到爵位,又益田宅、除庶子,不断立功,不断受赏,一个普通人完全可以通过参加战斗而成为军功地主,因此,秦国“是为众强长久”,“四世有胜”。自从商鞅建立了军功爵制,经过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五代君主的发展,至秦始皇统一六国,军功爵制已经确立为一种完善的政治制度,对秦人的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秦国实行严格的军人荣誉制度,势必极大地激发士兵的战斗热情,为军人荣誉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但是,这种“计首授爵”的军功爵制必然带来严重的后果,那就是残酷的大屠杀。朱绍侯先生在其研究中详细罗列了一次次秦军大屠杀的记录,其数字是触目惊心的,秦军为了增加斩首的数量,甚至不惜杀害贤良伪造军功。
这样做的后果导致山东六国的强烈仇恨和反抗,称秦为“虎狼之国”,“天下之仇雠”,这使秦军一度在战争中四处碰壁。吕不韦当政后,反对滥杀无辜,血腥的局面才得以扭转。
2、封君的权势及危害
为了制约封君,各国君主普通采取的办法是不允许封君长期占有封地,秦国也是如此。在这样的制度之下,纵使权势最大的封君也无法凌驾于君主之上,“得君主之信任,则即受爵禄。当封君有罪被罢官时,封君称号的封地就要被收回。
而复加的封地,应该就是“定身封”,魏冉拜相受封二十一年后,被罢免了相位,于是秦昭襄王“收诛侯之印,使归陶”,可见,加封的定陶可作为魏冉的养老之地,即使罢官也不会收回,直到封君生命结束,“穰侯卒于陶,而因葬焉。秦复收陶为郡。”可见,即使养老之地也不可能世袭。
总之,自商鞅制订了严格的赏赐制度之后,秦军士气大大提高,赏赐制度的制度与实施,在秦灭六国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商君书》蕴含着丰富的赏赐思想
1、赏赐的重大作用
先秦诸子,特别是法家,都充分肯定赏赐在治国中的重大作用,而《商君书》对此分析最为透彻:如果说刑罚能够使人由胆怯变得勇敢,那么,赏赐则使勇敢的人忘却生死、为国效命。
商鞅认为,一方面,民贫则国贫,民富而无术以节之,则淫佚导致败国,所以,民不可贫更不可富;另一方面,民越贫,越渴望赏赐,则越勤于立功,而且只有民贫才更能反衬出赏赐的厚重。
针对当时游说之士受到厚重赏赐的现象,商鞅认为,如果以巧言辩说就能取得官爵,这就使百姓不专于农事和战事,纷纷务于巧言辩说,这是劳民伤财的亡国之赏。商鞅主张轻赏,也就是严格控制赏赐对象,非大功不能获得赏赐。
一方面,轻赏杜绝了侥幸赏赐的现象,民必须死力以求得财富;另一方面,轻赏则爵尊。滥赏则导致赏赐分量减轻,不能够引起民众的重视,唯有轻赏才能使赏赐更加尊贵,民众才会为求得赏赐效死力。
2、春秋战国时期国家都实施慈惠之赏
韩非认为贫富差距是“由于劳动勤惰与生活侈俭造成的,国家不应征富济贫,否则就会导致大家都不去‘疾作而节用’的严重后果。”因此,根本不用救济穷人,即使发生饥荒,也不必开仓救济。
韩非将法、势、术完美结合,运用在赏赐思想中,以赏赐之术稳固赏赐之势,以赏赐之势执行赏赐之法,以赏赐之法行使赏赐之术和赏赐之势,这样的赏赐才能在战争纷纭的战国时代起到最大的鼓励作用。
结语:
春秋时期,礼坏乐崩,王室动荡,多次叛乱都是由强大的诸侯国出兵才得以平定,于是周天子大行赏赐,一方面是奖励军功,另一方面则是渴望这些霸主国永久的保护。然而,大规模的土地赏赐导致王畿缩小、王室贫困,诸侯日益坐大,进入恶性循环。随着诸侯实力增强,天子渐渐丧失赏赐的主角身份,换而代之的是霸主国君。
参考文献:
《十三经注疏》
《诸子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