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一年(1861年)的六月,一因“北狩”热河时车马劳顿,二因军情不断而宵旰勤劳,三因逃避现实的纵情声色,时年31岁的咸丰皇帝终于病倒在了承德避暑山庄。
因为自知即将一病不起,所以比起自己的病情,咸丰更在意的是如何安排自己宾天后的大计,即让唯一的皇子载淳顺利继承大统。若赖神明庇佑,载淳能像清圣祖康熙爷一般英明神武,平内乱拒外侮,力挽狂澜,开创大清的中兴盛世,那是最好不过。但若不幸大权旁落,丢掉了祖宗基业,那咸丰在九泉之下,便再也无颜面对大清的列祖列宗了。
诚然,大清江山的命数,就像咸丰的病一样,终归要听天命,但人事却不能不尽。幼主登基,按清朝祖制,是要指定顾命大臣。顾命大臣的名单,咸丰心中已有大概的人选,但难题在于,咸丰不知道该对自己的亲弟弟——恭亲王奕訢,作何处置。
奕訢既亲且贵,能力出众,且因促成与英法联军和局一事,深孚众望。于情于理,奕訢都应受顾命之任。但咸丰没有忘记,当年他们的阿玛道光皇帝,曾经动过传位给奕訢的心思。且自木兰秋狝以来,行在经常传出流言,说奕訢想谋反,咸丰不得不防着这位六弟。万一他忍不住诱惑,当了篡位的朱棣,自己留下的孀妻稚子该怎么办?
当然,对于与恭王对立的肃顺一党,咸丰也未尝没有戒心。肃顺现在是一副毕恭毕敬的态度,但谁也难保自己死后,肃顺不会当揽权的王莽。只是跟奕訢比起来,肃顺的威胁要小得多——或许咸丰还想起了当年康熙诛杀奸臣鳌拜的故事,若肃顺真敢把持国政,那等载淳长大以后,再慢慢料理他不迟。
据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的记载,在七月十五日,咸丰病情突然加重,遂至弥留。“忽晕厥,嘱内中诸侍臣缓散值;至晚苏转,始定大计。十六日子初三刻,神情清楚,乃再召见御前诸臣,遂传谕:‘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又谕:‘皇长子载淳现为皇太子,兹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杜翰、匡源、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特谕。’”
咸丰趁着自己回光返照的时刻,拼着最后一口气安排了后事。对“顾命八大臣”的安排,既在情理之外,又在意料之中。咸丰的的确确直到临死,都没放下对恭亲王奕訢的猜疑。
这是咸丰多番权衡之下所能作出的最好安排。有“顾命八大臣”在,奕訢断不可能咸鱼翻身,相信刚刚握得大权的肃顺一党,也是如此心思。不过,无论是咸丰还是肃党,都太过把注意力集中在恭亲王一人身上,以致忽略了一直在身边潜伏着的一个重大隐患,即载淳的生母,马上要晋升为慈禧皇太后的懿贵妃。对懿贵妃的轻视,其实也是人之常情。在身边的人看来,懿贵妃只是一个深居后宫,脾气有点暴躁的妇人,从未显露过有什么特殊的政治才能,因此“顾命八大臣”自然不会把她当作对手。
但偏偏就是这位不显山不露水的慈禧,在咸丰死后的一系列政治斗争中充当了关键人物,引发了晚清以来第一场宫廷政变,史称“祺祥政变”或“辛酉政变”。慈禧后来临朝称制,垂帘听政40余年,此即为初出茅庐的第一仗。而这一场政变的结局,也深远地影响了之后的晚清政局乃至近代整个中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