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八、九月间爆发的集宁战役，又称大同集宁战役，是解放军华北部队遭受的一场较为沉重的失利。这场战役我军的对手是傅作义，由于对他的作战特点不了解，我军连连失利，最终城也没打下，部队还损失不少。

更为严重的是，我军屡试不爽的3套王牌战法：围点打援、运动歼敌、分割歼敌，似乎都被傅作义破解。

一、最大失招：华北部队指挥不统一

首先说说战役背景。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华北战场我军总目标是打通平汉铁路北段，即北平到石家庄段铁路，以打通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几个重要的解放区之间联系。

当时中央还提出过更为详细的夺取“三路四城”计划，由于涉及地名太多，此处不用一列举。

原本这个庞大的作战计划，需要晋绥（贺龙）、晋察冀（聂荣臻）、晋冀鲁豫（刘邓）三个解放区的部队共同出马。但刘邓大军重点在南下作战，华北作战就只能由贺、聂部队担负了。

为什么要说这个作战之外的细节呢？因为关系到指挥调度问题。

贺聂刘三位，资历、地位、名望都不相上下，三大区的部队数量也没有明显差别，如果中央调三大战略区的部队同时出兵，那么谁来统一指挥是个重要的问题。

让这三位中任何一位，去指挥另外两位，可以想见，都会抹不开情面。

参考前后的战例，要么中央派出一位重量级老帅，如朱总、彭总，亲自出马坐镇指挥，这方面如之前的百团大战、东渡黄河作战；要么成立总前委，由兵力占优势的一家担任主要领导，如之后的淮海战役、平津战役。

但刘邓大军没有参加，只剩贺聂两部，人数大大减少，中央就没再多考虑这方面的因素。大概认为协调难度不大，而且贺聂二位都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不会在统一指挥方面出现什么问题。中央没有统一委派指挥员，而由两家共同指挥。

这就埋下了失利的种子。

1946年7月下旬，两家部队召开了联席会议，商定先打大同。

贺老总没有出席，只派了副司令员张宗逊参加，这虽然充分尊重了晋察冀部队以及聂荣臻，但下面的部队却没有这样的觉悟，一些旅团部队还有抢功意识，竟然不顾联席会议商定的8月12日开打的决议，陆陆续续于7月31日就展开了行动。

足足提前了十二天！

等到联合指挥部匆匆率主力投入战斗时，大同国民党守军早已打草惊蛇，加固了城防。

作为平汉战役的头一战，大同战役开战就没有打好，过早陷入僵持。直到大同集宁战役结束，我军也没能攻下这座城。

而其根本原因，就是指挥不统一，部队行动散乱。

从这个意义上讲，《亮剑》里的平安县城之战，没有统一指挥的晋绥区部队不约而同地围攻一座县城，通信协同、阻援协同、攻城协同全都没有，居然打得那么整齐，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二、没料到傅作义这么快

不过得益于我军超强的落实力，以及灵活的战术战法，大同城还是被围住了。

围城的同时，从中央军委到聂贺二帅，都考虑到了傅作义来解救大同的可能。傅作义就在西边不远处的绥远，距离大同最近。

傅作义也确实顾全大局，不顾大同是阎锡山势力范围，出动其主力35军全部，兵分三路来援大同。

前线负责具体指挥的张宗逊（晋绥军区野战军副司令员）、罗瑞卿（晋察冀野战军政委）已有考虑，具体的战术，就是我军惯用的三套王牌战术。

1.围点打援。我军分出一多半部队，在集宁、卓资山一线设置阻援阵地，而以一少半部队继续围攻大同，力求同时攻下大同和消灭傅作义援兵。

2.运动战歼敌。迫使傅部在卓资山至集宁一线运动，离开其老巢，寻机击破其一部，进而瘫其大部，甚至于野战中全部消灭。

3.分割歼灭。多点设障，多方牵制，使傅作义三路人马互不相顾，各个击破之。

总的原则没错，用兵方向也没错，然而谁也没想到，我军与傅作义部队接触后，居然连连失误。

第一个失误就是卓资山阵地迅速失守。原因是什么呢？之前在联席会议上，我军将领大多认为傅作义援军不会来太多人，而且也不会来太快，毕竟大同不是他的地盘，不会给蒋介石、阎锡山出死力气。因此，我军只派了晋绥军区独立第一旅防守卓资山，而且进入阵地时间也不长。

过于轻敌！

傅军主力很快杀到，傅军大将董其武投入三个师的兵力打一个旅，结果可想而知，卓资山没守住。

第二个失误是兵力分配背离了运动战要求。聂贺张罗都吃不准傅作义采取什么路线，到底是按我军既设的近路卓资山—集宁—大同一线进攻，还是绕开集宁走远路直接救大同，心里没有底。为了保证大同之围绝对顺利，指挥所错误地将四个旅的兵力放到大同附近，而没有集中优势兵力反过去迎击，这就犯了困守要点的错误，失去了运动中歼敌的灵活性。

后来的事实也令华北部队首长痛心疾首，这四个旅直到战役结束也没用上，因为傅作义就是老老实实地走的卓资山、集宁、大同路线。我们的兵力浪费了！

第三个失误是完全用错了围点打援战术。这是最为关键的错误。傅军中路军占领卓资山后继续攻击集宁，在我军守军顽强坚守下，增援的主力部队赶到集宁城下，将敌董其武部三万多人围住，经过一番苦战，董其武部被打散。

就在这时，傅部后续主力赶到，威胁我军侧后。

怎么办呢？例来围点打援，重心只能有一个，要么吃掉包围中的敌人，要么全力干掉来援之敌，除非有绝对优势兵力，才能同时打两个敌人。

但张、罗二位偏偏就犯了最不该犯的错误，留少部分兵力（只有一个旅）围董其武，主力部队转过头去迎击刚杀过来的35军。

这个倒也算正常反应，毕竟35军是傅作义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应付不慎有可能被他突破防线。但错就错在，被围的董其武所部已经濒临崩溃，只需要再使劲攻一下，就能将董其武全歼。

调走主力后，剩下的一个旅对董其武三个师，小猫按大老鼠，根本按不住。董其武获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趁我军不具备总攻的条件，收拢部队，凶悍地向解放军发起反攻，并逐步向35军部队靠拢。

傅作义反应也非常快，一发现集宁城下打成僵持之局，立即发挥其骑兵多的优势，火速调其骑四师等快速部队进至集宁。此时傅军兵力已达6个师之众，而我军只有4、5万人，兵力居于劣势。特别是我军刚刚经过集宁城苦战，连夜徒步西调，战斗力打了折扣。

激战之后，发现情况恶化，再战必然吃亏，军区首长便下令各部撤出了战斗。

傅作义乘胜向大同前进，我大同围城部队因为兵力单薄，之前也没能攻下城，此时敌军大部涌来，也只好撤出了战斗。

大同集宁战役，以华北我军部队失利而告结束。

三、战后之思

大同集宁战役为何为何得如此狼狈？

从外部条件看，敌人城池坚固、傅作义部队战斗力较强，以及我军对地形不熟，都影响了战役走向。

但主要原因还在于我军指挥决策出现了不应该的失误。

围点打援、运动战歼敌、分割歼灭，虽然都是非常好的战术设计，但再好的战术，也要靠实际作战行动来实现。

特别是董其武问题，是此战的关键。如果张、罗稳得住，拼着后背挨一刀，先吃掉董其武，干净利索地转过头来打35军，情况将变得很不一样，既避免了两面受敌，也能在士气上极大打击敌人。

这方面其实有很多例子。

比如孟良崮战役，华野部队重兵包围整74师，而周边敌人几个主力兵团，已经从更大范围上将华野部队包围。但陈粟首长坚持大刀剜心，拼着把外围阻援部队打光，也要优先解决包围中的74师，这个重心决不受任何敌情变化干扰。

战局变幻莫测，往往胜机就在一念之间。

名将之所以成为名将，就看能否把握住机会。

战后傅作义非常得意，9月20日，他在绥远的《奋斗日报》上发表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电》，对解放军表示极大蔑视：

“当你们溃退的前一天，延安广播已经宣布本战区国军被你们完全包围，完全击溃，完全歼灭，但次日的事实，立刻给了一个无情的证明，证明被包围击溃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所谓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以及张宗逊、陈正湘、姚喆等全部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