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元帅为人敦厚谦恭，是出了名的老好人，因为这个特点，他一生受了许多挫折和屈辱，但他基本不怎么计较，一切以国家和民族为重。

然而他又是身具刚骨之人，虽对个人得失从不介怀，涉及大是大非，却从来黑白分明绝不糊涂。我们从几件事情，说一说徐帅的光辉风范

一、救了周希汉，得罪了张国焘

周希汉是谁？徐向前为什么要救他？这事还有从张国焘说起。

1931年8月，张国焘拿着王明的旨意到鄂豫皖苏区，接管了党政军大权。此人一来就各种刷存在感，又是撤销原有的党政组织、机构，又是调整红四军的领导人。

徐向前起初并不怎么搭理张国焘，毕竟当时军事形势很紧急，只要他不插手军事，大家就相安无事，徐向前威名震于边区，却从来不耍架子。

但张国焘显然不是安分守己之人。党政军大权在手，他还要插手具体的作战事务，然而他在军事上又是十足的庸才。当时红四军以南下发展大别山根据地为上策，张国焘却要部队向东打，进攻国民党统治区。

红四军政委曾中生不同意，径自写信给上海中央，请求南下而不是东进。这一下触了张国焘的逆鳞。他本来就心心念念彻底抢抓所有权力，曾中生这么干，无疑是夺权的天赐良机。

张立即下令罢免曾中生，改任陈昌浩为红四军政委。接着在红四军中执行大规模肃反，史称白雀园大肃反，许继慎、周维炯、姜镜堂等师长、师政委级别的高级干部被杀，其余团以下干部战士被杀者多达二千余人。

徐向前一贯为人比较低调，没有公开反对过张国焘，而且又是军事上的台柱子，张国焘暂时没有动他。徐向前不忍心那么多优秀的同志被杀，在会上提出过一些质疑，引起张国焘不满，后来被重新分了工，只管训练和作战指挥。

徐向前忍气吞声，每到一地，便自己找一个僻静的屋子，专心研究地图，研究军事指挥，倒也省了不少麻烦。

他也力所能及地利用自己的地位，保护了一些级别比较低的人，周希汉就是其中一个。

周希汉，是麻城人，红四军十三师三十八团的普通战士。肃反针对的主要是干部，按理说他一个普通战士不至于遭难。也是命里合当有灾，周希汉当时在军部当书记员，因为记录一个地名有误，被张国焘发现，张一怒之下命人把他绑走，随口定性他是反动分子，要枪毙。

徐向前看见了，亲自去保卫局质问办案人员。办案人员说周希汉是改组派，这是大罪，必须杀。徐向前大怒说，什么改组派，他是贫农子弟，给我当书记员，我最了解他，把他给我放了。

保卫局的人无奈，便把周希汉放了回来。

后来，周希汉屡立战功，成为我军一员骁将，1955年授衔为中将。

若非徐帅当年力救，共和国将星又提前陨落一个。

但这事无疑得罪了张国焘。

张国焘对徐向前一直是用而不信，周希汉事件激化了张国焘的猜忌。没过多久，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被逮捕，张国焘为了搞倒徐向前，反复逼迫程训宣写黑材料，诬陷徐向前是改组派、AB团。程训宣虽与徐向前结婚时间不长，却深深地了解徐是大英雄，对党绝对忠诚，绝不是什么改组派、坏分子。虽然屡遭拷打，却始终不屈。

徐向前连自己的妻子被关在哪、什么情况都不知道，遍观当时的边区，没有人敢对他透露半点消息。程训宣到底是何时被枪毙的，他都不知道。

即使蒙受这么大的冤屈，徐向前仍然顾全大局，在前方指挥红军打仗。

徐帅难道对妻子没有感情吗？自然不是。他与程的结合是真诚的相爱，生活上互相关照，革命事业上互相支持，岂能没有感情。只不过当时形势实在太过没天理，徐向前连自己的命运都左右不了，何谈妻子。

程训宣死后数年，徐向前一直郁郁寡欢，不愿再娶，心中那块隐痛，直到年老时都不曾消退。

二、5小时电话事件

徐帅心中对革命事业充满着无限的忠诚和热忱，这是他经历了肃反那样的惨事之后，仍能屈从于张国焘的精神依托。不管跟着谁，只要还能干革命，那就在所不惜。

而5小时电话事件，就是这种信念和担当的直接体现。

1934年8月，川陕苏区进行反六路围攻作战。

徐向前任总指挥，经过艰苦的作战，不仅顶住了川军20万大军的六路围攻，并且成功地调动拖疲敌人，找到了反击敌人的胜机。

8月9日，徐向前将一直处于休整状态的22个团的兵力，骤然间投入反攻，以猛虎下山之势，杀向川军第五、第六路军的总指挥部青龙观。

川军打到现在已是士气尽丧，本以为红军和自己一样都是半死不活了，哪料到还有这等猛烈的攻势。只两个小时，便被歼灭了一个旅部，死伤两千余人。

此时川军部队被红军分割为东西两部分，正在徐向前准备向东部敌人一举卷击过去时，突然来了个诡异的电话，搅乱了徐向前的计划。

电话是张国焘打来的。

张国焘不想让功劳都归徐向前，盯大了眼要分一杯羹。

但仗都是徐向前指挥的，怎么才能体现他张国焘的功呢？否决徐向前的决定，是个最快捷的办法。你虽然打了不少胜仗，但关键的反击作战，是我张国焘决定的。

张国焘的意见与徐向前完全相反，你想向东部卷击？那是不对的，应当向西卷击，先消灭相对较弱的范绍曾师。我军不是历来主张先打弱敌再打强敌嘛！

徐向前反对。范部虽弱，但与我军位置平行，且敌之地势开阔，一打肯定跑，打成击溃战。

如果向东部敌军卷击，虽然敌兵力较强，但我兵力亦强。且东部敌军处于河谷中，只有一条山口可出来。如果扼住山口，就能包了敌人的饺子。

张国焘不同意。听徐向前的，岂不是自己一点功劳也没有了。两人在电话中反复争论，张国焘越争火气越大。徐向前便让陈昌浩接电话再劝。

这通电话反反复复，一直僵持了5个小时，双方都不肯让步。

张国焘最后撂了底：“听我的，你们就赶紧照办。不听，就随你们的便。”

徐向前最后时刻服软了，再这么僵持下去，煮熟的鸭子都飞了。

谁都不让，那还是我让。

徐帅的性格中，确实也有软弱的一面。

部队按张国焘的命令，向西卷击。

果然如徐向前所料，范绍曾见红军迅猛地迂回过来，连打也不打，狼狈地逃走，5天5夜跑了400余里。徐向前苦追不上，只好撤了回来，准备再去打东部的敌人。

但打草惊了蛇，这部分敌人目睹了红军猛若雷霆的攻势，早就撤出了险地，筑垒固守，迂回兜击敌人的战机失去了。

徐向前后悔不迭。

反六路围攻作战，本有可能提前结束，因为张国焘这么一搅和，多牺牲了多少战士宝贵的生命，浪费了多少来之不易的弹药。

但徐向前一无所怨。事后总结战斗，徐向前说得最多的，还是自己临事不决，把握战机不够准确，动作不够迅速。

至于那5个小时的电话，由他去吧。张国焘自知理亏，也没再说什么。

三、百丈关战役：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黑锅

六路围攻这个小锅倒不至于多么严重，毕竟最后打胜了，而且完全凭得是徐帅杰出的军事天赋，再度捕捉住了战机。

而百丈关战役的锅，徐帅没能甩得掉。以至于许多无知者论史时，把此役当作徐帅军事生涯的黑点。

百丈关战役，发生于1935年10月。是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分开，独自南下转战进程中，一次标志性的败仗。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见中央红军人少装备弱，从江西万里迢迢打到四川，力量已远远不如红四方面军，于是野心顿起，不顾大多数同志规劝，执意率红四方面军南下再入四川腹地。

这是党史军史上一件极令人痛心的分裂。张国焘自封老大，另立中央，还把朱德、刘伯承扣留于红四方面军中，党内无不痛恨。两大红军甚至互相放了警戒哨，一度剑拔弩张。

有人来问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中央红军放了警戒，是不是要打。徐向前虽然不敢违背张国焘南下的决定，但在事关红军生死存亡的底线上，他是毫不含糊的。

陈昌浩也打电话问徐向前，打还是不打。徐向前斩钉截铁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指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坚决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陈昌浩是政委，有最终决定权，他最终受到徐向前的感染，下令不能打。

红一方面军北上之时，领袖连夜来找徐向前——领袖亦知，徐向前是红四方面军中较有担当之人，问他：“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到底是北上，还是南下。”

徐向前非常为难。

一方面，自遵义会义来，领袖在党内军内已经得到绝大多数同志的信任，红军逐渐走出了危机，听他的自然是没错。

另一方面，他又长期在红四方面军中，自己逐渐带出来的七八万大军，还是有感情的。而且，张陈徐共事多年，张在政治上对徐也有一些威信——其实难说是威信，一定程度上徐帅被张欺负惯了，听他的命令也成了习惯。

徐向前当时表态有些含糊。

第一，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合，就不宜再分开。

第二，红四方面军分成两半也不好（指一部分跟着中央红军北上，一部分南下）。

领袖何等敏锐英断之人，见徐向前这么说，知道他为难，又是个老实人，不好逼他做什么，毅然离去了。

之后红四方面全军南下，再次穿过草地，翻过邛崃山，在川西平原与川军大战，企图在川康一带开辟新的苏区。

川西平原的生产力水平要比川陕边区好得多，而且靠近成都，是四川的核心区。

起初，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指挥下，一路势如破竹，连战连胜，逼近雅安、天全、大邑一带，前锋攻至百丈关一带。

就是在这里，红四方面军遭遇了成军以来最惨烈的失败。

11月19日，川军集中十几个旅的精锐兵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从东北南三面，向红军阵地发起猛攻，血战7个昼夜，红四方面歼川军1.5万人，自身亦损失1万余人。

再这么死拼下去，红四方面军撑不下去了。徐向前无奈指挥部队撤出战斗。

川军乘胜追击，红四方面军无法在川西立足，再向西退，山区人口极为稀少，根本不足以支撑起数万大军。张国焘只好灰溜溜地重新北上。

百丈关战役是红四方面军南下的转折点，有人视此为徐向前指挥的失败，认为川军在六路围攻中战斗力弱到爆，现在怎么一反常态，能击败红军。

实际上两次战役对比，攻守之势殊异，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六路围攻之役，川军虽然倾巢出动大战徐向前，但其时川陕苏区偏在川东北，处于大巴山深处，并不是四川最核心的地方，川军击之能胜固然光荣，不能胜也不影响大局，是以诸路川军作战并不积极。

然而红四方面军南下川西，企图在川康一带立足，这里极度靠近成都，威胁到刘湘、刘文辉等一众川中军阀的根本利益，谁敢丢？丢了去哪里生存？

在如此重大危机之下，川军爆发出强大战斗力，并不能理解。

何况，雅安邛崃大邑天全诸地，均在川军腹地，补给、运兵极方便，川军又熟悉地理民情，打起仗来得心应手，徐向前客军作战，人数少，装备弱，补给缺，天然有许多不利。徐向前叫后方部队想办法在大雪山收集牦牛，根本做不到，许多战士入雪山都得了雪盲症。

就算徐向前有天纵之才，巧妇何能为无米之炊呢！

不过，即使现实条件如此，徐帅后来总结百丈关之战时，仍然避而不谈政治上的事，只说自己指挥上的失误，例如：“对川军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作战能力，估计不足，口张得太大……我军高度集中兵力不够……战场的选择失当……如此种种，都与我们在战役指导思想上的急躁和轻敌有关。”

多么有担当、有城府，有时看到徐帅作此之语，不免为其感到不公平。

四、太原战役高风亮节

1949年1月，徐帅又在关键时刻展现了他的大度胸襟。

徐向前自1947年开始率兵进攻山西，与阎锡山大战一年多。

徐向前手中并无多么强有力的兵团，而只带着华北野战军的数万弱兵，而且大多数是军区地方武装，战斗力很弱。这副家当，与东北野战军七十万大军、华东野战军三十万大军自然无法相提并论，而他要对付的，是堪称国民党诸路军阀中最有鬼点子的阎锡山。

徐向前硬是把数万弱兵训练调教得颇有章法，各路部队的指挥高度统一，克服了游击习气与不善打阵地战的弱点，运城、晋中诸战把阎锡山的军队痛打一番，双方实力居然此消彼长，阎锡山的基本部队消耗殆尽，最后只能死守太原。

1949年1月徐向前率主力对太原外围发动猛攻，虽然攻克太原城外四大山地要塞，歼敌2.2万人，但自身伤亡已达1.65万。

正巧在这时，中央决定让彭德怀代替徐向前，任太原总前委书记兼总指挥，接替徐向前完成了攻打太原最后的战斗。

有的人便说，徐向前作战不力，伤亡过大，彭德怀才来接替他指挥。

实际这完全是瞎说八道。

真实情况如何呢？

太原战役本已是瓜熟蒂落之势，整个山西的解放，功劳是徐向前的，这是天下人所共知的。打太原虽然付出了牺牲，但无论换谁，想打太原必须硬啃太原外围的坚固工事。阎锡山曾吹嘘外围工事顶得上50万精兵，徐帅用1.65万人的代价换来一座省会，并不算多么不可接受。

那为什么要换彭总来指挥呢。原来徐向前早年劳累过度，身体非常虚弱，1948年又患了肋膜炎，现在长期劳累，旧疾发作，已经无力再指挥作战。参照当时的照片可以发现，他的瘦已经明显超出正常的范围。徐向前其实在指挥四大要塞争夺战时，已经无法骑马参战，有时竟需要警卫员抬着担架上山。

恰在此时，西北战局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一野在与胡宗南、马家军作战时，兵力不足已成为首要制约因素。军委已有意抽调部分部队进入西北助战。

1949年3月底，解放军副总司令员兼一野司令员彭德怀从河北参加完会议，返回西北指挥作战，途经太原，受中央之委派，代替徐向前指挥进攻太原战役。其实中央的潜台词很明显，彭总接棒进攻太原只不过是举手之劳，也算不得什么掠人之美。打完太原后，华北无大战，彭总顺手把参战的一野7军带走，再把华北野战军的部队带走一部分。

徐帅为人襟怀坦荡，心中装着的全是革命事业，至于个人荣誉和地位，并不那么挂在心上。彭总来指挥作战，替他分担了繁重的军务，他反而很是感激中央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