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3年7月27日上午9点，彭德怀、李克农等人步履稳健，仪态盎然的走进了朝鲜板门店的谈判大厅。

早已在大厅内等候多时的记者们纷纷举起了手中的照相机，记录下了彭德怀英姿飒爽的样子，就是这样一个人，让美国陆军上将麦克阿瑟颜面扫地。

英国记者阿兰-委卜宁急忙走上前去对彭德怀进行采访，彭德怀丝毫没有一点架子，耐心的回答了委卜宁的每一个问题。

第二天委卜宁就发表了一篇报道，并向世界宣布：“透过这位赫赫有名的大将军脸上的微笑，你们就会知道中国人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9点30分，签字仪式正式开始，彭德怀端庄的拿起笔，在砚台里沾满了浓墨，然后在停战协议上一笔一划的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随后“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也一脸沮丧的在停战协议上签了字，并无奈的说：“我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无比失望和痛苦。”

彭德怀戎马一生，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开国十大元帅中，彭德怀位居第二，仅次于朱德总司令。

但就是这样一位让敌人闻风丧胆的悍将其实也有“三怕”，只不过彭德怀的“三怕”尽显其慎独自律、实事求是的高尚品质，分别是一怕言过其实、二怕出名、三怕老百姓骂。

一、“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

彭德怀之所以“怕言过其实”，主要是因为他那谦虚的性格，从不把战功都归结到自己的头上。

解放战争中期，蒋介石派遣嫡系将领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根据地，当时西北战场的形势非常严峻，敌我兵力相差十分悬殊。

自从红军结束长征抵达陕北之后，就一直在巩固延安根据地的建设，抗日战争时期，我党的大部分重要决策都是从延安发出的，并且军民之间已经培养出了深厚的感情。

所以延安根据地对于我军来说意义重大，毛主席其实还是想要防守延安根据地的，但是也应该时刻准备撤离延安。

当然后者只是下策，如果西北野战军转战边区，边区物资匮乏，群众基础薄弱，我军的处境将会更加艰难。

早在解放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彭德怀就在一次会议中提出：“边区主力部队要决心歼灭进犯的国民党军全部或大部，我军要展开普遍的游击战、地雷战，困死和饿死打进边区的敌人。”

毛主席之所以更倾向于保卫延安，其实也是从全局来考虑的，他想把延安当做是一个诱饵，从而吸引蒋介石的大量精锐部队，使其不能东调驰援其他战场。

但是随着彭德怀在3月10日视察延安周边的防御部署，感觉长期坚守延有些不切实际，从兵力上看，西北野战军只有三万余人，而胡宗南则有20余万人。

装备上两军更是相差甚远，胡宗南的部队大多装备的是美式装备，弹药充足。而西北野战军不仅武器五花八门，弹药也十分有限，平均每人不足10发子弹，如果采取坚守延安的策略，最多只能坚持5天。

3月上旬，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已经已经在洛川、宜川集结完毕，兵锋直指延安。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弃守延安的问题。

中央军委在给各部的电报中指出：“所有部队尽可能的为党中央机关撤离延安争取时间，等敌人进入延安后，我军集中五个旅的兵力伺机打运动战，逐一歼灭敌人。”由此可见，毛主席对于撤离延安这件事上已经和彭德怀达成了一致。

在掩护中央机关撤离之后，彭德怀断定胡宗南占领延安后，一定会控制陕北的重要交通线——咸榆公路，于是彭德怀决定在咸榆公路上的青化砭打一场伏击战。

为了保证引诱敌人，彭德怀派出了358旅伪装成主力向延安西北部的安塞地区撤退，没想到胡宗南果然上当，派遣了5个旅的兵力向延安西北方向追去，为了保证侧翼的安全，他还派整编第27师31旅向青化砭方向前进。

令31旅官兵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才是这场战斗的主角。等敌31旅全部进入西北野战军布下的天罗地网后，西北野战军主力全力开火，仅用了不到两个小时就歼灭了2900多名敌军。

青化砭伏击战中，彭德怀把运动战的精髓发挥的淋漓尽致，充分利用了地形优势，正如彭德怀所言：“青化砭之战如果不是在陕北，其实是很难打的。”

当时蒋介石和胡宗南还沉浸在占领延安的喜悦之中，没想到被彭德怀打了一记闷棍。有了这一次教训之后，胡宗南不再分兵行动，但是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非常熟悉陕北的地形，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在崇山峻岭之中连我军的影子都没看见，反而把自己累的人困马乏，而且部队的补给也出现了问题。

其实胡宗南的这一战术的确给我军带来了一定的麻烦，使我军不再有分割围歼敌人的机会。彭德怀给毛主席的电报中指出：“敌人这种小米碾子的战法，减少了我各个歼敌的机会，必须耐心长期疲困他消耗他，迫使其分散，寻找弱点。”

彭德怀的这一战法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于是西北野战军化整为零，以一到两个连为一个单位，四面出击，袭扰国民党军的交通线路。胡宗南不得不调集兵力守卫交通线路，这就给了我军打击分散敌军的机会。

毛主席还给这种战法起了个有趣的名字——“蘑菇”战术。这种战术非常适合在黄土高原复杂的地理环境下使用，在党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后的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彭德怀用弱势的兵力把胡宗南的大军搅得鸡犬不宁。

在实力差距相差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取得了三战三捷，陕北的战局基本被稳定，胡宗南虽说已经占领了延安，但是始终无法消灭西北野战军的主力，自己的部队反而每天都在损失。

南京方面也发来了电报，刘邓大军已经率军挺进了大别山，刘邓大军像是一颗钉子安插在的国民党军的心腹地区。胡宗南此时留在延安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只能草草的撤出了陕北。

延安保卫战结束后，有些干部说：“我军能够打败胡宗南，咱彭总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是彭德怀却严肃的说：“话不能这么说，我军能够打胜仗是毛主席指挥的功劳，部队指战员的功劳，陕北人民的功劳。我们这些人只不过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

彭德怀还说：“我们一切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以‘为人民服务’为原则宗旨。”

虽说彭德怀在这场关键战役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他最终还是把功劳留给了党和人民，这样的统帅很难不被人民爱戴。

二、“唯我英勇红军”

长征是军事史上的一大奇迹，面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开始了一次空前绝后的战略大转移运动。

在长征途中，我军打了无数场漂亮仗，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每一次都展现出了红军英勇顽强的战斗意志。

彭德怀率领红军取得了吴起镇战役的胜利，为长征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而取得这场战役的胜利之后，彭德怀再次将功劳“拒之门外”，其理由竟然是“怕出名”。

吴起镇战役也被称为是“切尾巴”战役。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已经抵达了陕北的吴起镇，漫长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已经接近了尾声。

但是西北军阀“宁夏二马”马鸿逵、马鸿宾，以及毛炳文依然率领一支骑兵部队紧追不舍。宁夏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战马培育基地，“宁夏二马”继承了宁夏地区的骑兵文化。

这批骑兵虽说不多，只有两千余人，但是各个骁勇善战，有着出色的骑术，说他们是“人马一体”，一点也不夸张，而且这支骑兵部队装备精良，装备了大量短小精悍的自动火力，可谓是结合了机动性强，火力猛两大有点。

红军在长征途中，战马早已损失殆尽，战士们基本上是依靠两条腿走完了长征，而且当时我军的重武器数量不足，所以如果想要消灭这支骑兵部队，非常困难。

党中央马上召开了会议，讨论如何应对这股敌人，毛主席当即表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消灭这股敌人，决不能把他们带进根据地。如果不将他们彻底消灭，根据地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就会遭到小股敌军的不断袭扰。”

当时的红军非常疲惫，而且物资十分匮乏。吴起县倒水湾村的村民张新回忆：“当时红军战士穿的很少，陕北昼夜温差大，村民们都已经穿棉衣了，他们还穿着单衣，有的还穿着半截裤，大部分都穿着草鞋。我爷爷当时还给红军提供了做饭的水缸。”

毛主席依然把这场战斗交给了彭德怀，为了在百姓们心中树立威信，同时也为了给陕北百姓一个“见面礼”，这场战斗不仅要打赢，而且还要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彭德怀倍感压力。

1935年10月21日黎明，彭德怀便带领红军战士出发了，分别在头道川、二道川以及平台山设下了埋伏，为了更好的观察战场形势，彭德怀把指挥部设置在了平台山的山顶。

敌军仗着胯下有马，肆无忌惮的向根据地前进，殊不知早已进入了我军布置好的包围圈。上午7点，战斗正式打响，“宁夏二马”率领的骑兵部队瞬间成为了我军的活靶子，在急促的射击声中不断的坠落马下。

未中弹的敌军也纷纷下马，胡乱朝着枪声发出的方向射击，战斗一直持续到了上午九点，我军击溃了敌军四个骑兵团，给敌军造成了击败人的伤亡，俘获敌人两百多人。同时缴获了大量马匹和枪支弹药。

这场战斗虽说规模不算大，但是却为红军在陕北树立了威信，为了支援红军，群众们不分白天黑夜，送来了大量的粮食和生活物资。

百姓们见红军衣衫褴褛，于是当地的妇女同胞连夜给红军制作衣服和鞋子。彭德怀为我军带来的这场胜利成功的切断了我军一直甩不掉的“尾巴”，为了纪念这次战斗，当地的村民把平台山改名为了胜利山。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奔驰。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这是毛主席在得知吴起镇战役的胜利之后，特意写下一首六言诗赠与了彭德怀。

彭德怀看过这首诗后，并没有居功自喜，而是提笔将“唯我彭大将军”改为了“唯我英勇红军”。

彭德怀还对周围的人说：“仅凭我一个人能打败敌人吗？这是全体红军指战员的功劳，不是我彭德怀的功劳。”

红军抵达陕北不久，便组建了西北军事革命委员会，由毛主席担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担任副主席。同时又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的番号，任命彭德怀为司令，下辖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

蒋介石得知红军已经在陕北建立了根据地，于是命令张学良率领东北军“围剿”陕北的红军。随后彭德怀与毛主席一起指挥了直罗镇战役，歼灭了东北军一个师和一个团。

彭德怀不仅军事指挥能力出色，同时还具备了卓越的政治天赋。在和东北军作战时，彭德怀积极发挥了政治攻势。

他曾经亲自接见了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彭德怀与高福源推心置腹的交谈了当时中国面临的严峻形势。作为一名被俘军官，高福源对彭德怀的大度非常感动，最终答应了彭德怀回到东北军劝说张学良共同抗日，间接的促成了后来的“西安事变”。

抗日战争爆发后，彭德怀在敌后战场指挥了百团大战，给日军的后勤补给线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所以彭德怀完全配得上“唯我彭大将军”的称赞。

虽说彭德怀一生所立战功无数，但是他始终不慕名利，即便到了革命胜利之后，他的生活依然非常简朴，即便他一直都是个“怕出名”的人，但是他在人民的心中依然占据了崇高的地位。

三、“不能脱离群众”

彭德怀的第三怕则是“怕百姓骂”，因为他始终牢记毛主席的教诲：“不能脱离群众。”彭德怀半辈子都在和部队打交道，但他并非仅仅是一介武夫，他也时常关注百姓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建设面临着许多问题。守江山比打江山更难，如何保证几亿国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是中国共产党继续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有一次，彭德怀去鞍山考察，临行前他对办公室主任说：“这次我们不乘坐公务用车了，我们乘坐普通客车去吧，因为只有在普通客车上才能听到老百姓的心里话。”

办公室主任深知彭德怀十分关心百姓生活，所以就同意的这一提议。但是保卫处的干部们却对此持有反对意见：“如果乘坐普通客车，很难保证彭老总的安全。”

最终在保卫处的干部的一再坚持下，还是选择让彭德怀乘坐公务车。这可惹怒了彭德怀：“告你们买普通车票，你们怎么又安排公务车，你们这样会脱离群众的。”

周围的同志马上对彭德怀说：“车已经安排了，安排您的出行也不是办公室主任一个人的事。”彭德怀坐上车后，一言不发，全程都在观看外面的风景。

还有一次，彭德怀来到杭州视察钱塘江，离开的时候，彭德怀看见工作人员正在往车上搬运绍兴酒。

于是马上走上前去询问：“这些酒是哪来的？”工作人员对彭德怀说：“有买的，也有送的，这是当地的特产，是地方同志的一点心意。”

彭德怀听后很吃惊：“那这些酒算伙食费了没有？”在得知这些酒并不在伙食费的范围之内时，彭德怀大怒：“马上退回去！”

为此他还找到了当地的干部，询问这些酒的市场价格，能够退回的一律退回，不能退回的全部按照市场价付钱。一切处理妥当之后，彭德怀才放心的离开。

彭德怀在战争年代就非常喜欢看戏，新中国成立后，彭德怀公务十分繁忙，警卫员为了让他劳逸结合，提出带他去北海公园吸收一点新鲜空气，并且还说：“您可以在湖心亭看戏。”

彭德怀一听可以看戏，马上来了兴致，第二天便和警卫员驱车来到了北海公园。但是到了公园的大门口，却发现十分冷清，门口挂着“休息”的牌子，公园的工作人员早已在门口迎接。

彭德怀见状马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于是质问公园的工作人员：“是不是你们把群众都赶走了？”工作人员急忙解释：“这也是奉上级的命令，闭园专门接待首长。”

“这么大一个公园，我们来了，百姓们就不能来？这种规矩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决不能出现。”说完之后，彭德怀便转身离开了公园，并对警卫员说：“以后我再也不逛公园了，免得老百姓在背后骂娘。”

彭德怀出生于湖南湘潭，参加革命之后他始终没有忘记家乡的百姓，年轻的时候他曾经在乌石峰附近砍柴、放牛，那时候当地百姓们用水十分紧张，必须由家中身强力壮的人去远处的挑水。

1957年，全国各地都开始兴建水利工程，彭德怀马上给家乡的干部写信，建议在家乡也修建一个水库，解决乡亲们的用水问题。

1958年，在当地干部的带领下，水库的建设正式动工，彭德怀也在这一年回乡视察。在聆听了干部们的汇报之后，彭德怀非常满意，并且自掏腰包，捐出了500元支持水库建设。

1961年，彭德怀再次回到了家乡查看水库，他建议生产队在水库内发展渔业，并且再次慷慨解囊，拿出了300元，用来给大队买鱼苗。

当时的彭德怀已经在庐山会议上遭受了错误的批判，党内的处境非常尴尬，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家乡的建设，每年都会给家乡捐一笔钱。

“大跃进”时期，彭德怀敏锐的发现了“浮夸风”给百姓们带来的危害，在湖南省委书记的陪同下，多次前往乡下调查。

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仗义执言，毫无遮掩的表达出了地方经济建设的真实情况，但是当时党中央尚未认识到经济建设过程中的“左倾”错误，彭德怀用自己的政治生涯做赌注，揭露了地方经济建设的丑闻。

十年浩劫期间，彭德怀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被打上了“私通外国”的标签，在被关押期间，他遭受了残酷的折磨，但是他始终未向反革命势力低头。由于处在特殊时期，人人自危，很多人出于自保，主动与彭德怀划清了界限。

“无缘无故的关了我这么多年，有谁来看过我一次，又有谁找我谈过一次话，我在枪林弹雨中征战了一辈子，如今落得这样一个下场，苍天啊！你真不长眼！”

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最终还是没能承受住残酷的折磨，在狱中逝世。“四人帮”为了让他彻底在人民的记忆中消失，在他的骨灰盒上写上了“王川”二字。好在历史最终还是还给了彭老总一个公道，“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彭老总得到了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