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是一个胡人称雄的时代。

这么说的依据，就是内迁的五胡批量化地建立了政权。

除了前凉和西凉，十六国里有十四个政权都是胡人建立的。

三国时代，分裂的中原大地，是曹操、刘备、袁绍等汉人主公。

十六国时期，中原大地依旧分裂，但主角却是刘渊、石勒、苻坚以及慕容氏等胡人雄主。

胡人称雄的原因很多，大势着眼：有人口比例的解释、有生活方式的解释、有北人南迁的解释。

但是，大势容易抽象和模糊，使人不得要领。

生活是具体的，所以聚焦于某一具体问题的深入探察，会更有意义。

如果乱世称雄是一种成功，对于胡人部族而言：

一路南迁而浸染中原风华的努力是基础，而诞生雄主的运气就是变量。

而对于胡人雄主而言：

超越本民族的智慧和见识是基础，而能臣辅佐的机缘巧合则是变量。

所谓成功，是极多的汗水和极少的运气。

但是，往往却是极少的运气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甚至，百分之一的运气发挥了百分之九十九的作用。

所以，变量，或者说关键变量很重要。

对于胡人部族，雄主这个关键变量，决定了其雄起与平庸。

对于胡人雄主，能臣这个关键变量，决定了其成功与失败。1.乱世称雄的成功学：努力与运气。

内迁的五胡，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明跨越。

但文明需要时间、文化需要积淀，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

所以，胡人部众要想称雄中原，除了努力汉化，还得仰赖运气的因素。

胡人雄主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运气变量。

能够建立政权的胡人部族，往往都有一个或几个不世出的雄主。

这些胡人领袖，有着超越整个部族的能力与见识。

他们不仅能够带领本族部众加速实现文明跨越，而且能够在乱世中建立政权，甚至逐鹿天下。

五胡内迁而浸染中原文化，就是努力的基础；而雄主，就是至关重要的运气变量。

但是，胡人雄主的成功，也是一个努力为基础、运气为变量的过程。

胡人雄主的自身素质非常重要。

其中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夏主赫连勃勃。

大夏立国，群臣建议固守高平险地以积蓄实力，而后再与后秦争锋。

而赫连勃勃却力排众议，提出游击后秦、运动弱敌的战略主张。

我若专固一城，彼必并力于我，众非其敌，亡可立待。吾以云骑风驰，出其不意，救前则击其后，救后则击其前，使彼疲于奔命，我则游食自若。

果如赫连勃勃所言，夏骑风驰彪悍而后秦疲于应付，未及十年便尽取岭北、河东之地。

大夏入关，群臣建议以古为鉴：定都关中，而后以关中博弈中原、逐鹿天下。

这是秦始皇与汉高祖的套路。

但是，赫连勃勃再次力排众议，要扛住北魏、守住关外河套，就必须“天子死国门、君王死社稷”，大夏必须定都河套统万。

东魏与我同壤境，去北京裁数百余里，若都长安，北京恐有不守之忧。朕在统万，彼终不敢济河，诸卿适未见此耳。

以一人之力碾压整个部族民众、碾压整个朝堂精英的智慧，汉高祖所不能、秦始皇要拜服。

雄主有能力这个基础，但要立足乱世、争霸天下，也得需要运气。

大势的运气，如乱世、如敌乱、如形胜之地。具体的运气，就是能臣辅助。

石勒有能力，这个拼命三郎，攻战杀伐、无往不胜。

但是，在遇到张宾之前，他只知道乱打而不知道建立根据地，更不知道在哪建立根据地。

正是张宾的战略设计，后赵才兵向河北富饶、再图山西险要，于是成就了统一北方中原的伟业。

石勒如此，苻坚也是如此。

有王猛在，不仅内政井然而且灭国无数，前秦不仅统一北方中原，而且扫荡陇右、虎视西域。

所以，雄主成功，自身能力和努力是基础，能臣辅佐是变量。2.胡人雄主的关系哲学：他们得有桥梁人脉

肖恩•埃科尔的《大潜能》，是一本成功学的书。

但埃科尔的成功学不是心灵鸡汤而是科学研究。

所谓鸡汤，只有感情刺激；所谓科学，得有具体攻略。

不告诉别人为什么和怎么办，而仅是以故事为感染、以豪言为激励、以情绪为突破，就是鸡汤。

这本书提出了一个为什么的问题：

就是人只有融入群体才能激发潜能，获得能力、实现成功。

同时，也给出了关系攻略：

就是打造自己的三层人脉：支柱人脉、桥梁人脉和扩音器人脉。

个人的成功必须依赖于群体，胡人领袖很厉害，但没有胡人部众就不可能在乱世取利。

所以，雄主得融入部众、个人得融入人群。

对于胡人雄主而言，支柱人脉不是问题，这个人脉的基础就是家族、朋友与部族豪杰。

后赵石勒的支柱人脉，就是羯人将军。

前秦苻坚的支柱人脉，就是氐族豪贵。

后秦姚兴的支柱人脉，就是自家兄弟。

鲜卑慕容氏和拓跋氏，就更不用说了，这是两个雄主辈出、人才辈出的家族。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胡人政权贯彻得最为彻底。

非独胡人雄主如此，汉人主公也是如此。

刘邦的支持人脉是谁？就是沛丰子弟。

项羽的支持人脉是谁？项氏家族和八千江东子弟兵。

刘邦与沛丰集团

无论是胡人雄主还是汉人主公，他们都不缺少支柱人脉。

因为他们的自身能力和个人魅力，能轻而易举地招揽一大帮支持者，有本事的就论功臣第一、功臣第二，没本事的就是死命效忠的狗腿子。

所以，对于雄主而言，他能够获得支柱人脉，但却未必就能获得桥梁人脉和扩音器人脉。

所谓桥梁人脉，就是这种人：他能够把你的视野和见识引向另一个领域，让你结交到另一个圈子的人物。

而对于胡人雄主，他们所要进入的领域和结交的新圈子是什么呢？

就是中原汉文化领域，就是中原士人的圈子。

所谓扩音器人脉，就是你身边的那些高手、大师和前辈，是你所认可和钦佩的人。

对于雄主而言，他们都是孤家寡人，所以很难找那种提携他们、点拨他们的大人物，往往只能在历史中追忆。

如石勒，对刘邦是五体投地的崇拜。

朕若遇汉高祖，当北面事之，与韩彭比肩；若遇刘秀，当并驱中原，未知鹿死谁手。

但是，桥梁人脉和扩音器人脉，是可以合二为一的。

为了获得效率，我们往往更需要结交这种双重属性的人脉。

他们既是你的桥梁，把你引向另一个领域和圈子；又能处处点拨你，成为你的良师益友或良师诤友。

如刘邦身边的张良。

张良

布衣刘邦与沛丰集团很团结但没见识，他们不知道天下如何逐鹿、国家如何组织。

而五世相韩的张良却能把刘邦引入高级知识的领域和六国贵族的圈子，同时还能教会他如何布局、如何用人、如何治国。

同样，胡人领袖身边的桥梁人脉，也如刘邦身边的张良一样，具备双重属性。

这些人就是胡人雄主所依赖的能臣。

如石勒与张宾、苻坚与王猛、赫连勃勃与王买德等。3.桥梁人脉是雄主称霸的必要帮手，却是一个极大的变量

对于胡人部族而言，雄主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着眼整个五胡来讲，胡人屡出雄主是因为一个增加优异数的正态模型。

如人口基数增加、如平均素质提升、如加大了标准差，等等。

对于整个胡人，这个新正态模型是个充分条件，能够支持胡人出雄主的必然。

但是对于具体的胡人，如鲜卑、匈奴、氐人或羌人，这个新正态模型的意义只是增加了概率，而不构成充分条件。

确实胡人出雄主，但不见得一定出在你们匈奴人，也不见得一定出在你们鲜卑人。

同时，雄主总会死亡、雄主不世出，世界总要回归均值。

所以，胡人政权只能彪悍一时而不能常有国祚。

他们始终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有雄主在，争霸天下；无雄主在，平庸草草。

对于胡人部族和胡人政权，是如此，雄主只能是个变量。

而对于胡人雄主，也是如此。

因为西晋朝堂腐败、士族垄断政治，所以大批寒门士子心灰意冷，他们纷纷投向胡人雄主。

但是，英雄不世出，真正的人才并不必然就要投在石勒门下或苻坚门下。

而且，这些人也是会死的，而一旦能臣离世、能臣不再，雄主也就难堪大任了。

胡人雄主虽然出类拔萃，但是其所接受的中原文化是有局限的，难以独立面对复杂的列国争霸，所以必得能臣辅助、才能成就大业。

所以，对于雄主成功而言，能臣这个关系人脉，也只能是一个关键变量，往往可遇而不可求。

张宾去世，堪称拼命三郎的硬汉石勒，为之痛哭流涕。

至与徐光、程遐等人议事不合，石勒止不住地再又想起右侯张宾、再又为之流涕终日。

（石勒）辄叹曰：“右侯舍我去，令我与此辈共事，岂非酷乎！”因流涕弥日。

这是石勒与张宾。

张宾

而苻坚与王猛，则用血淋淋的淝水之战回答了能臣对于雄主的意义。

猛曰：“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也，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

王猛临终之言，点出了三个问题：

一是东晋地处偏陋却是正统，因为地处偏陋所以成不了气候，因为正朔相承所以不能轻易攻伐。

二是统一北方的前秦要与东晋和平相处、亲善四邻，就是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不能再去列国征战。

三是国内隐患极大，目标就是关中羌人和四地鲜卑，与前秦都有灭国之仇，稳社稷必得除内忧。

但是，苻坚一意孤行，反王猛之言而行，其结果就是前秦灭国而北方再归分裂。

所以说，有能臣在，则雄主自可逐鹿天下；而无能臣在，雄主孤掌难鸣，轻则勉强保国、重则国破族灭。

王猛4.雄主是如何打造桥梁人脉的：同时接受两种相反的观点

汉武帝就是要四处征战，而且终其一生、矢志不渝。

武帝时期的大汉帝国，和平的时候少、战争的时候多。

公孙弘力主罢废西南夷事，他是一个主和派，与汉武帝的观点针锋相悖。

但是，公孙弘却在武帝朝拜相封侯，而且老死在丞相任上。

主父偃阙下上书，上书的内容竟是驳斥对匈奴用兵。

但是，主父偃朝上书而夕登殿，得到武帝的亲自召见，而且一年四升迁。

汉武帝就是一个能够同时容纳两种相反观点的雄主。

汉武帝

要进入到另一个领域、要打进另一个圈子，你得具有极强的适应性。

因为你要进入的领域、要打进的圈子，跟你现在所处的领域和圈子是不同的，而且往往是不同质的，甚至截然相反。

没有这种适应性，即便有人拽着你走，你也走不动。

内迁的五胡，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游牧的，即便接触了农耕，甚至弃牧从耕，但深刻地进入中原文化的领域、结交中原士人的圈子，也是极为困难的事情。

但是，能够得遇能臣的胡人雄主，却往往都是那种可以自由出入中原与草原两种思维方式的人物。

匈奴人刘渊，是一个比汉人士大夫还要士大夫的人物。

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

所以立国之后，他能尊汉人士大夫、自己的老师崔游为御史大夫。

羯人石勒，曾经是一个文盲，没读过什么书，但却雅好文学，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原文化。

勒雅好文学，虽在军旅之中，常令儒生读《春秋》、《史》、《汉》诸传而听之。

所以，石勒得遇张宾，并能得到张宾真心辅佐，不是没有原因的。

氐人苻坚，从八岁开始便拜师求学，不是去学盖世神功而是学中原典籍。

所以，苻坚能够知道读书人的价值，能够认识到能臣的作用。

于是，他能够请动王猛出山，而且用人不疑，敢于放权给王猛。

要进入到另一个领域，你首先得有进入这个领域的意愿。

而且，有这个意愿还不够，你还得有准备，要身体力行地获得进入的基础素质。

而要打进另一个圈子，你首先得有打进这个领域的语境。

而且，你还要熟稔这个语境，能够与新圈子里的人融洽对话。

而这些出身草原、习于游牧的胡人雄主，却往往都有接受中原文化的意愿，更有使用中原文化的能力。

对于中原文化与草原风俗，这些人兼收并蓄。

他们不仅能够同时容纳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甚至能够同时容纳两种截然相对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