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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描述是有问题的。

荀彧死后，次年（213年），曹操才改九州制，接受魏公，九锡。

关于“重置九州制”，早在建安九年（204年），曹操得冀州后，就有人向曹操提出这个建议，曹操不敢决断，而是拿这个议案送给荀彧，被荀彧否定后，曹操还写信给荀彧表示感谢。

荀彧阻止九州议。

《三国志·荀彧传》：或说太祖“宜复古置九州，则冀州所制者广大，天下服矣。”太祖将从之，（荀）彧言曰：“若是，则冀州当得河东、冯翊、扶风、西河、幽、并之地，所夺者众。前日公破袁尚，禽审配，海内震骇，必人人自恐不得保其土地，守其兵众也；今使分属冀州，将皆动心。且人多说关右诸将以闭关之计；今闻此，以为必以次见夺。一旦生变，虽有守善者，转相胁为非，则袁尚得宽其死，而袁谭怀贰，刘表遂保江、汉之间，天下未易图也。原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后修复旧京，南临荆州，责贡之不入，则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议古制，此社稷长久之利也。”太祖遂寝九州议。

曹操给荀彧道谢。

《后汉书·荀彧传》：（曹）操譬之曰：昔介子推有言“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君奇谟拔出，兴亡所系，可专有之邪？虽慕鲁连冲高之迹，将为圣人达节之义乎！

——由此可见，有荀彧在汉廷，曹操不敢在制度上越轨。

陈寿在《荀彧传》中写荀彧死后：明年（213年），太祖遂为魏公矣。算是点睛之笔了。

2

再说曹操欺压天子，杀贵妃这事。

“欺压天子”，我之前写过一些意见，我认为曹操专权是一个渐进过程。例如曹操去见天子还得接受虎贲交戟迎接的仪式，曹操对此不安，也只是采用消极不去见天子的方式来处理，而不是马上翻脸，把虎贲全部换成自己的人。

史书上说曹操把汉献帝身边的人全部换成自己的人，这个当然是可以有，但也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陈琳写檄文说曹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围守宫阙，外托宿卫，内实拘执”，要知道献帝东归时，虎贲都被打光了，曹操加点兵也是情理之中，所以这到底是“宿卫”，还是“拘执”，只能是各说各话了。

联系到当时形势，河北袁绍这个最大的劲敌都没有消灭，曹操也不可能做得太过分（制度改革上）。陈琳檄文中提到建安后曹操的丑事，也就三件：杨彪冤案，赵彦被害，挖坟敛财。满篇文章到底还是跟权势、钱财有关。

3

至于董贵人（不是贵妃）故事，她是因为“董承反曹案”被牵连诛杀，董承联络朝廷中一帮人要搞死曹操，曹操发觉后才痛下杀手。

在这里我提一些董承和曹操的关系。

建安元年正月，曹操想进京，派出去的曹洪被董承拒绝了。同年八月，董承在雒阳与杨奉、韩暹争权不力，采纳董昭等人意见，又招曹操进京。九月都许，董承拜卫将军，曹操让大将军给袁绍，自己拜司空，行车骑将军。建安四年，曹操与袁绍大战前夕，拜董承为车骑将军。同年董承密谋反曹。五年正月，董承事泄，曹操诛杀董承。官渡大战开始。

从曹操在199年还让车骑将军给董承来看，曹操是想拉拢董承的（此时曹操并不知道董承暗中做的事），但是董承却想杀了曹操，取而代之。

所以说：董承和曹操之间，最简单的就是两人争权的关系。再就当时形势进一步说，不论董承、曹操，还是河北的袁绍，他们最终的目的都想做权臣。

董承的优势是女儿当了贵人，当初东归之时，他还暗中叫人去趁乱刺杀伏皇后，其目的显而易见，自己要取代伏完（伏皇后之父）的地位。

董承这个人实在是权势熏心。

在董承案前后，荀彧是没有任何理由和动机去选择帮助董承的。相信董承是好人，是忠臣，大概是受到了《三国演义》中，刘备与董承故事的影响吧，毕竟刘备也参与了“衣带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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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董承案后，曹操赢了官渡之战，再往后三四年，曹操扫平河北，开始经营冀州，此时的曹操已经开始转变了，荀彧作为汉廷的尚书令，同时又是曹操故吏，他一直都是想在其中周旋，减少/减缓/劝阻曹操的集权之路。

曹操也是从妥协→试探→改变一步步来，在这期间，曹操还想让荀彧当上三公，增封，荀彧都婉拒了，但是曹操身边更多的人是希望曹操能够做得更大更强，例如董昭劝曹操重置“建封五等”。

随着时间推移，荀彧发觉无法阻止曹操的脚步，终于在212年，两人的矛盾终于爆发。

曹操授意董昭去找荀彧谈“曹操封魏公，受九锡”的事，被荀彧一口回绝，曹操意不能平。

《三国志·荀彧传》：十七年（212年），董昭等谓太祖宜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密以咨（荀）彧。彧以为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

同年，曹操将荀彧招至谯县，两人人生中最后一次见面；此后，曹操去了濡须讨伐孙权，荀彧留在寿春，用生命为两人的前途做了“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