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今江西抚州人，北宋重要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今天恰逢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在此，想分享一下有关王安石变法的一些理解和认识。

说起北宋中后期历史，“王安石变法”是一个始终绕不过的话题。

北宋立国之初，便注定了这是一个十分弱鸡的王朝，一个最直接的体现，便是北宋的土地政策，史称北宋“不立田制”，“不抑兼并”。

这是一种先天不足，但是被易中天教授在厦门大学百年校庆的一次名为《两宋文明之谜》的演讲中视为一种文明和进步，诚或有之，但是，这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

一

何以言之？

中国历史上王朝更替，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被称为“革命”，“革命”一词，最早出于孔子为《周易·革卦》所做的《彖传》中，所谓“汤武革命”，也就是以暴力手段彻底推翻一个王朝，另起炉灶。

因此，“革命”可能是天翻地覆的，较为彻底和颠覆性的。

"革命”的代表，可以大秦王朝的建立为例，秦始皇一改周王朝的“天下共主”的封建制，而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这是以秦王朝的军事实力，也就是国家机器，为基础和前提的。

但是，另一种是“禅让”，最典型的便是三国时期魏、晋的建立，尤其是司马氏建立的晋朝，名为禅让，实为窃取。

所以，司马氏必须依靠和延续前朝的政治基础，来实现王朝更替和新王朝的统治，因此，先天弱势，对于前朝制度，大抵只能因袭，而无法改天换地。

赵宋王朝的立国基础，甚至还比不上司马氏，由此以来，所谓“不立田制”，“不抑兼并”，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综上，北宋立国，大抵沿袭了五代以来的制度，这一点从北宋初期的官制来看，尤其明显，所以，后来，宋神宗、徽宗父子亲力亲为的最大的一项改革，便是官制改革。

不仅如此，北宋建国之初，经历五代乱离，以及自身的国家统一，为了发展生产，真宗朝之前，大抵崇尚黄老之术，因袭怠惰，死气沉沉，但是，仁宗朝中后期，这一国策带来的现实问题，迫使范仲淹、欧阳修等一批少壮派要求改革弊政，重建理想秩序与社会。

“三冗（冗兵、冗官、冗费），让北宋财政不堪重负，而周边少数民族虎视眈眈，让北宋王朝的国家安全备受威胁，这些都需要朝廷上下振作起来。

首先，他们需要寻找一个榜样或参照，但北宋之武力，不足以经治四夷，为此，不得不在西、北边境大量屯兵，北宋仁宗朝西夏崛起，为此，政府不得不再度增兵，而正规军一度高达近百万。

以上情形表明，北宋王朝和汉、唐不在一个量级，所以汉唐盛世，并不能为北宋法，北宋无法效仿汉唐，这是北宋的弱鸡决定的。一言以蔽之，北宋与汉、唐的强势无法比拟，不得不另起炉灶。

为此，范仲淹、欧阳修在“古文运动”的语境下，将视野投向“三代（夏、商、周）”，也就是上古传说中的盛世明王时期。

但是，“三代”久远而不可考，唯一可以一窥门径的，便是据说保存了“三代”制度与文明的“六经”，也就是《诗（经）》、《（尚）书》、《易（经）》、《（周）礼》、《乐（经）》、《春秋》。

所以，自欧阳修以下，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程颐等北宋士大夫，无不致力于儒家经典的研究，他们不仅致力于制度变革，而且渴望能从儒家经典中为这种变革寻找某种更高的、形而上的政治理念，或者说意识形态基础。

二

第一个成功将自己的学术付诸于政事的，无疑是王安石，王安石与宋神宗之间的君臣遇合，被视为千年一遇的CP，但是，两个人的分歧和矛盾，也始终如一。

宋神宗在遇见王安石之前，便先入为主地崇尚法家，尤其是“韩非（子）之学”。

宋神宗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明确地“以法治国”的皇帝，这也许会被今人视为一种超前的意识或努力，毕竟，有史以来，中国都是一个崇尚“以德治国”的国家。

为此，宋神宗登基之后，首次开设了“明法科”考试，可能相当于今天的国考——国家法律资格考试，要求入仕的官员们必须学习，并懂得运用法律，考试内容包括律令等法律条文、知识以及如何根据法律断案等实务。

但是，王安石对于“以法治国”却抱有一种深深的怀疑和警惕，为此，他想为立法或执法设定一种超越法律之上的更高的追求——某种普遍性价值或原则，并且将其视为超越君主意志的“最高原则”，以此制约专制君主的意志，而不是让专制君主的意志肆意地凌驾于法律之上。

为此，王安石将目光投向老、庄，找到了外在的、客观的“道”，作为法律之上的理性原则，这是一种自然理性，也许，可以视为类似今天西方法系中源自古希腊的“自然法学说”。

为此，王安石渴望以所谓“道”统一意识形态，实现“一道德、同风俗”的终极目的，他的这一目标，被其继任者蔡京一党“绍述”，即延续，其结果却是“

绍述一道德，而天下一于谗佞；绍述同风俗，而天下同于欺罔。

”这是任何企图统一意识形态的想法和做法，都必然会导致的结果。

所以，王安石的这一“试图在君主的意志之上建立起某种理性原则”的努力，又为后人设下另一个陷阱，即将这一“最高理性原则”——所谓“天道”——绝对化的倾向，这种“理性原则”一旦被宣称为所谓“绝对真理”，而且这种“绝对真理”同样很容易被专制君主掌握或“宣称”掌握，结果，必将是另一场灾难，北宋王朝的覆灭，便是前车之鉴。

毕竟，“天无言”，却总有人想成为“天”的代言人，一旦某个独裁者以所谓“绝对真理”的权威，操弄法律，其威权将再一次被强化，而这一切正是王安石渴望克服或规避的困境，结果，却造就了专制独裁，这是一个悖论。

尤其是随着熙宁末年，王安石被罢相，他的这一努力再次成为一种“未完成”的事业，留待后来者，而苏轼、程颐，即将接过王安石的接力棒，在不同的面向上做出全新的探索。

三

王安石的学术，被称为“荆公新学”，或“王学”，而苏轼/苏辙（二苏）、程颢/程颐（二程）的学术，则被誉为“蜀学/苏学”、“洛学”，无论是“王学”，还是“蜀学”、“洛学”在限制皇权的这一根本目标上，是一致的，但是，其路径或者说方式、方法，却大相径庭。

苏轼继承了欧阳修的精神，他反对上述“绝对真理”的存在，而是将“人心向背”作为最高原则，并以此来规制君主的行为，因此，“蜀学”更像是一种折中、中庸之道，但所不同的是，“人心向背”并未始终如一，而是要“与时俱进”。

苏轼的这一观点，很容易理解，当人们饿肚子的时候，解决温饱，便是第一要义，这就是苏轼所说的“理”、“势”，但是，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呢？这是另一个问题。

与“二苏”不同，“二程”则将伦理（仁义）作为最高原则，希望通过格帝王之心，也就是希望通过君主的道德自律，来实现对君主的规驯，这一努力在程颐担任宋哲宗的经筵官，也就是所谓“帝师”时期的一系列行为中得以体现出来。

但是，“二苏”、“二程”的努力，很快被啪啪打脸，因为他们辅佐的皇帝——宋哲宗一旦亲政之后，便向“二苏”、“二程”调转枪口，“二苏”、“二程”不只是人身自由被限制，苏轼更被贬往海南，而且，他们的学术也被禁绝，书籍成为“禁书”。

一言以蔽之，无论是“二苏”以外在于君主意志的“人心向背”，还是“二程”以内在于君主意志的“仁义礼智”，来实现对于君主意志和行为约束的努力都彻底失败了。

那么，王安石的方向有没有可能呢？这一点，可以从宋徽宗的“崇道”中一看究竟，上文提及，王安石想以绝对的“天道”来约束君主，但是，宋徽宗却自封为“道君皇帝”，将“两套班子”合一，以“教主”自诩，将王安石推衍的意识形态塑造成某种“神学”，而自己俨然成为政、教合一的“千古圣王”。

王安石、苏轼、程颐的“天问”，像是一个“莫比乌斯环”，一个千年待解的“谜”，可惜，南宋之后，“宋学”彻底转向，再也没有人将这一命题继续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