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今江西抚州人,北宋重要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今天恰逢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在此,想分享一下有关王安石变法的一些理解和认识。
说起北宋中后期历史,“王安石变法”是一个始终绕不过的话题。
北宋立国之初,便注定了这是一个十分弱鸡的王朝,一个最直接的体现,便是北宋的土地政策,史称北宋“不立田制”,“不抑兼并”。
这是一种先天不足,但是被易中天教授在厦门大学百年校庆的一次名为《两宋文明之谜》的演讲中视为一种文明和进步,诚或有之,但是,这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
一
何以言之?
中国历史上王朝更替,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被称为“革命”,“革命”一词,最早出于孔子为《周易·革卦》所做的《彖传》中,所谓“汤武革命”,也就是以暴力手段彻底推翻一个王朝,另起炉灶。
因此,“革命”可能是天翻地覆的,较为彻底和颠覆性的。
"革命”的代表,可以大秦王朝的建立为例,秦始皇一改周王朝的“天下共主”的封建制,而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这是以秦王朝的军事实力,也就是国家机器,为基础和前提的。
但是,另一种是“禅让”,最典型的便是三国时期魏、晋的建立,尤其是司马氏建立的晋朝,名为禅让,实为窃取。
所以,司马氏必须依靠和延续前朝的政治基础,来实现王朝更替和新王朝的统治,因此,先天弱势,对于前朝制度,大抵只能因袭,而无法改天换地。
赵宋王朝的立国基础,甚至还比不上司马氏,由此以来,所谓“不立田制”,“不抑兼并”,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综上,北宋立国,大抵沿袭了五代以来的制度,这一点从北宋初期的官制来看,尤其明显,所以,后来,宋神宗、徽宗父子亲力亲为的最大的一项改革,便是官制改革。
不仅如此,北宋建国之初,经历五代乱离,以及自身的国家统一,为了发展生产,真宗朝之前,大抵崇尚黄老之术,因袭怠惰,死气沉沉,但是,仁宗朝中后期,这一国策带来的现实问题,迫使范仲淹、欧阳修等一批少壮派要求改革弊政,重建理想秩序与社会。
“三冗(冗兵、冗官、冗费),让北宋财政不堪重负,而周边少数民族虎视眈眈,让北宋王朝的国家安全备受威胁,这些都需要朝廷上下振作起来。
首先,他们需要寻找一个榜样或参照,但北宋之武力,不足以经治四夷,为此,不得不在西、北边境大量屯兵,北宋仁宗朝西夏崛起,为此,政府不得不再度增兵,而正规军一度高达近百万。
以上情形表明,北宋王朝和汉、唐不在一个量级,所以汉唐盛世,并不能为北宋法,北宋无法效仿汉唐,这是北宋的弱鸡决定的。一言以蔽之,北宋与汉、唐的强势无法比拟,不得不另起炉灶。
为此,范仲淹、欧阳修在“古文运动”的语境下,将视野投向“三代(夏、商、周)”,也就是上古传说中的盛世明王时期。
但是,“三代”久远而不可考,唯一可以一窥门径的,便是据说保存了“三代”制度与文明的“六经”,也就是《诗(经)》、《(尚)书》、《易(经)》、《(周)礼》、《乐(经)》、《春秋》。
所以,自欧阳修以下,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程颐等北宋士大夫,无不致力于儒家经典的研究,他们不仅致力于制度变革,而且渴望能从儒家经典中为这种变革寻找某种更高的、形而上的政治理念,或者说意识形态基础。
二
第一个成功将自己的学术付诸于政事的,无疑是王安石,王安石与宋神宗之间的君臣遇合,被视为千年一遇的CP,但是,两个人的分歧和矛盾,也始终如一。
宋神宗在遇见王安石之前,便先入为主地崇尚法家,尤其是“韩非(子)之学”。
宋神宗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明确地“以法治国”的皇帝,这也许会被今人视为一种超前的意识或努力,毕竟,有史以来,中国都是一个崇尚“以德治国”的国家。
为此,宋神宗登基之后,首次开设了“明法科”考试,可能相当于今天的国考——国家法律资格考试,要求入仕的官员们必须学习,并懂得运用法律,考试内容包括律令等法律条文、知识以及如何根据法律断案等实务。
但是,王安石对于“以法治国”却抱有一种深深的怀疑和警惕,为此,他想为立法或执法设定一种超越法律之上的更高的追求——某种普遍性价值或原则,并且将其视为超越君主意志的“最高原则”,以此制约专制君主的意志,而不是让专制君主的意志肆意地凌驾于法律之上。
为此,王安石将目光投向老、庄,找到了外在的、客观的“道”,作为法律之上的理性原则,这是一种自然理性,也许,可以视为类似今天西方法系中源自古希腊的“自然法学说”。
为此,王安石渴望以所谓“道”统一意识形态,实现“一道德、同风俗”的终极目的,他的这一目标,被其继任者蔡京一党“绍述”,即延续,其结果却是“
绍述一道德,而天下一于谗佞;绍述同风俗,而天下同于欺罔。
”这是任何企图统一意识形态的想法和做法,都必然会导致的结果。
所以,王安石的这一“试图在君主的意志之上建立起某种理性原则”的努力,又为后人设下另一个陷阱,即将这一“最高理性原则”——所谓“天道”——绝对化的倾向,这种“理性原则”一旦被宣称为所谓“绝对真理”,而且这种“绝对真理”同样很容易被专制君主掌握或“宣称”掌握,结果,必将是另一场灾难,北宋王朝的覆灭,便是前车之鉴。
毕竟,“天无言”,却总有人想成为“天”的代言人,一旦某个独裁者以所谓“绝对真理”的权威,操弄法律,其威权将再一次被强化,而这一切正是王安石渴望克服或规避的困境,结果,却造就了专制独裁,这是一个悖论。
尤其是随着熙宁末年,王安石被罢相,他的这一努力再次成为一种“未完成”的事业,留待后来者,而苏轼、程颐,即将接过王安石的接力棒,在不同的面向上做出全新的探索。
三
王安石的学术,被称为“荆公新学”,或“王学”,而苏轼/苏辙(二苏)、程颢/程颐(二程)的学术,则被誉为“蜀学/苏学”、“洛学”,无论是“王学”,还是“蜀学”、“洛学”在限制皇权的这一根本目标上,是一致的,但是,其路径或者说方式、方法,却大相径庭。
苏轼继承了欧阳修的精神,他反对上述“绝对真理”的存在,而是将“人心向背”作为最高原则,并以此来规制君主的行为,因此,“蜀学”更像是一种折中、中庸之道,但所不同的是,“人心向背”并未始终如一,而是要“与时俱进”。
苏轼的这一观点,很容易理解,当人们饿肚子的时候,解决温饱,便是第一要义,这就是苏轼所说的“理”、“势”,但是,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呢?这是另一个问题。
与“二苏”不同,“二程”则将伦理(仁义)作为最高原则,希望通过格帝王之心,也就是希望通过君主的道德自律,来实现对君主的规驯,这一努力在程颐担任宋哲宗的经筵官,也就是所谓“帝师”时期的一系列行为中得以体现出来。
但是,“二苏”、“二程”的努力,很快被啪啪打脸,因为他们辅佐的皇帝——宋哲宗一旦亲政之后,便向“二苏”、“二程”调转枪口,“二苏”、“二程”不只是人身自由被限制,苏轼更被贬往海南,而且,他们的学术也被禁绝,书籍成为“禁书”。
一言以蔽之,无论是“二苏”以外在于君主意志的“人心向背”,还是“二程”以内在于君主意志的“仁义礼智”,来实现对于君主意志和行为约束的努力都彻底失败了。
那么,王安石的方向有没有可能呢?这一点,可以从宋徽宗的“崇道”中一看究竟,上文提及,王安石想以绝对的“天道”来约束君主,但是,宋徽宗却自封为“道君皇帝”,将“两套班子”合一,以“教主”自诩,将王安石推衍的意识形态塑造成某种“神学”,而自己俨然成为政、教合一的“千古圣王”。
王安石、苏轼、程颐的“天问”,像是一个“莫比乌斯环”,一个千年待解的“谜”,可惜,南宋之后,“宋学”彻底转向,再也没有人将这一命题继续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