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谷是古代中国人民的主要粮食，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地区有所差异。通常所称的五谷是“稻、黍（黄米）、稷、麦、菽（大豆）”或“麻、黍、稷、麦、菽”这样的组合。

然而，依据西方的考古学研究结论，这些支撑着中国数千年文明的五谷，大部分的原产地竟然并非中国：水稻起源于印度，小麦起源于西亚，黍粒也源自西亚。

在上世纪，关于水稻起源的观点曾认为它源自印度，但这一结论已经被推翻。因为在中国湖南地区，考古学家发现了1万多年前的水稻残留物，这一发现比印度的相关证据至少要早4000年，足以证明中国才是水稻的发源地。

然而，关于黍的起源问题却一直困扰着学术界。早期的研究认为黍原产于西亚，特别是西亚地区的黍种已有6000多年的历史，比当时中国的发现早得多。而欧洲地区的黍，最早出土的时间也有4500年。

直到新世纪初，在中国内蒙古兴隆洼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约8000年历史的黍粒，打破了以往的认知。为了彻底弄清楚黍的起源，来自中国的学者们与全球顶尖植物研究机构展开了严密的合作，最终得出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西方学者对黍的起源进行了严重的误判！（见图，内蒙古兴隆洼遗址碳化黍）

回顾1911年，德国业余历史学家兼考古学家马克斯·冯·奥本海姆（见下图）在叙利亚与土耳其交界地带发现了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后来被命名为“哈拉夫遗址”。该遗址位于西亚铜石并用时代，与之相关的文化遗址广泛分布在伊拉克、叙利亚北部和土耳其东南部的山区，距今大约有7000年—6300年。考古学界将这些遗址统称为“哈拉夫文化遗址”。

在这些哈拉夫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碳化的黍粒。西方学者依据出土地层的年代，判断这些黍粒已有6000年以上的历史。值得注意的是，在碳十四测年技术发明之前，学者们主要依靠地层与文物风格来推定年代，这种方法缺乏精确度和科学性。直到1949年碳十四测年技术问世，才为学者们提供了更为精确的年代判断手段。然而直到本世纪初，西方学术界仍然认为西亚的黍粒已有6000多年历史，而欧洲的黍粒最早出土于匈牙利，认为其历史也在5000年左右，并且一致认为“西亚是黍的发源地”。

然而，在2003年，内蒙古兴隆洼遗址的考古专家发现了数批碳化的黍粒，经过细致的测定，这些黍粒的历史被确认有着8000年之久。鉴于兴隆洼遗址的年代如此久远，这批黍粒也应具有相同的年代。考虑到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公布这一发现很可能会挑战西方的结论，并未必得到西方的认可。于是，为了澄清黍的真正起源，学者们如赵志军、刘歆益等，与国内外顶级植物研究所联合进行更加严格的年代测定，最终得出了一个震撼的结论：中国的黍的历史可追溯到7670至7610年前，而西方学者对西亚黍粒的历史判断完全错误。

其中，西方学者最早认为匈牙利的黍粒具有5000年历史，但通过严格的测定后发现，其历史只有3500年左右。如此一来，黍的真正起源地已经明确，原来并非西亚，而是中国。此前西方学者对其发源地的判断，显然是错误的。

但问题并未就此结束。如果西亚和欧洲的黍粒历史都存在错误判断，那么与这些遗址相关的年代判断，也必然会受到影响。例如，原先认为哈拉夫文化遗址距今有7000年—6300年的历史，其实际年代可能需要大幅下调，至5000年—4500年左右。由此，哈拉夫文化遗址及相关文化遗址的时间表都会出现重大调整，西方学者数百年来建立的历史体系将遭遇动摇，甚至需要重新编写。

为了应对这一困境，西方学者提出了一个解释，称为“晚期混入”理论。他们认为小型黍粒在地层中不断下移，最终混入到6000年前的地层中，这种混入是一次大规模的集体事件。因此，黍粒与相关遗址的年代并不直接关联。

更为难以理解的是，西方学者不仅如此解释西亚的哈拉夫文化遗址，甚至还将匈牙利LBK（线纹陶文化）遗址中的黍粒，也归为“晚期混入”。这意味着，黍粒与遗址的实际年代完全无关，是因为黍粒意外混入了错误的层位，从而导致了对其年代的误判。

在此情况下，笔者不禁产生疑问：既然西方学者坚称“黍的发源地在西亚”，那么在碳十四测年技术发明之后，他们是否对出土的黍粒进行了准确的年代测定？如果没有进行过年代测定，凭什么如此自信地宣布黍的起源地？如果确实进行了测定，为什么没有发现问题？这些疑问无疑是值得我们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