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东西方文明的代表性人物，孔子与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常常被拿来进行比较，其中最直观的差异之一便是他们各自的作品数量。西方文献中描述，亚里士多德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写作了超过170部著作，涵盖政治、经济、法律、哲学、科学、教育、诗歌等几乎所有领域。其作品总字数超过千万字，至今流传下来的约有47部，字数达到约300万字。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孔子的作品，数量较为稀少，即便算上《春秋》、《尚书》、《诗经》等书籍，总字数也不过5万左右。

那么，为什么亚里士多德能够写出如此庞大的作品，而孔子的作品却显得如此少呢？孔子的政治主张是“信而好古”，他希望恢复周朝的礼仪制度，并且期望周王、诸侯和臣民能够各自恪守本分，从而实现天下太平。由于周礼制度本就已经存在，孔子在写作上主张“述而不作”，即更多地是对古代经典的传承与讲述，而非创作新颖的作品。因此，孔子的著作自然较少。如今，能够确认的孔子言论大多来源于《论语》，这本书是孔子的弟子根据他的言行整理而成的。而《尚书》和《春秋》等经典是否由孔子亲自编撰，尚无确凿证据。

与此不同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体现了他对知识和真理的强烈追求，尤其在科学领域，他涉猎广泛，研究了天文学、地理学、动物学、胚胎学、物理学、解剖学、生理学等多个学科。更重要的是，亚里士多德有着浓厚的写作热情，这使得他创作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因此，两人在学术追求和写作态度上的不同，成为了他们作品数量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周朝的贵族教育体系中，主要教授“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这构成了当时的知识框架。孔子特别专注于“礼与乐”的研究，并且他力求恢复周礼，因此他的学术活动更多是基于已有的传统和制度，这限制了他的创作空间。相比之下，古希腊的贵族教育体系主要依赖《荷马史诗》，内容相对单一，但毕达哥拉斯学派等为学者提供了科学与哲学的知识框架。柏拉图创立的“柏拉图学园”更是推动了哲学与科学的广泛研究。亚里士多德曾在柏拉图学园学习了20年，在这里接触到大量知识，并产生了许多疑问，促使他创作了大量的著作。因此，孔子与亚里士多德所面对的知识体系不同，也是导致两人作品数量差异的另一个原因。

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提到，中国古人认为“道”是无法被证明的，庄子还曾说过“会心于忘言之境”，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并不强调逻辑推理和辩证论证。因此，中国古代的学者习惯于通过简短的言辞表述观点，而不是写长篇大论来证明某一结论。这与西方的雄辩文化形成鲜明对比，亚里士多德作为天才学者，受西方逻辑和辩证的影响，自然会写出大量的长篇论著，以便为自己的观点提供充分的论证。

孔子一生坎坷，许多时候他都在四处求学或是教书，而在政治上也未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他的著作大部分是在周游列国之后完成的，这时他已经明白自己的政治理想难以实现，才开始集中精力编写《尚书》等书籍。亚里士多德则与今天的科学家类似，从小在父亲的影响下学习生物学与实证科学，17岁时进入柏拉图学园，38岁毕业后开始四处游历并结婚。在亚历山大支持下，他积极从事学术研究、创办学校，并且建立了图书馆。因此，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在人生经历上的不同，成为了他们作品数量差异的又一原因。

在纸张发明之前，中国的文字载体主要是骨片、金属、石块、竹简、木块、丝帛和陶器。其中，丝帛便于携带，但成本较高；竹简木块虽然成本低，但制造复杂，且不易保存，携带和保管不便，尤其在文字数量增加后，难以承载大量作品。可能孔子并非写不出几百万字，而是因为当时的文字载体限制了他的创作。与此不同，古希腊的文字载体主要是莎草纸或羊皮纸，虽然这些材料也较为昂贵，但它们的文字承载能力要优于竹简木块。亚里士多德的百万字作品，或许正是写在这些载体上。因此，孔子与亚里士多德所使用的文字载体不同，也是造成他们作品数量差异的一个关键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