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习惯用“好”和“坏”来评价别人。比如，做了好事的人被视为好人，做了坏事的人则被看作坏人。然而，现实生活中的好人和坏人并非如此绝对。事实上，即使是好人，也可能做出坏事，而坏人也有可能做出好事。因此，客观来说，我们不能用“好人”或“坏人”这两个极端词汇来简单定义他人。我们应当根据一个人所做的事来判断他，而非单纯依赖道德标签。历史人物同样适用这一标准。他们的功过是非，往往不是非黑即白，而是需要从他们的行为出发去衡量。今天，我们将一起讨论一位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明末清初的名将施琅。

施琅年轻时曾是明朝福建总兵郑芝龙（郑成功之父）的部下。明朝灭亡后，南方的许多明朝宗室和遗老纷纷建立了南明政权，其中郑芝龙成为了隆武政权的重要人物之一。1645年七月，隆武政权的首席大学士黄道周带领三千多名士兵出征，意图为朝廷打开局面，并摆脱郑芝龙的控制，施琅被命令随行。然而，黄道周虽然读过一些兵书，却从未真正指挥过军队。他所带的三千士卒也都是临时征募，战斗经验不足。此时，施琅年约二十出头，虽然年轻，但已有相当丰富的军事经验。他一眼看出这支没有经验的队伍根本无法与清朝的正规军对抗，于是提议让黄道周带少量精兵走小路进攻赣州。然而，黄道周低估了施琅的军事见解，认为他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部下，拒绝了他的建议。施琅知道这样不可能取得胜利，为了保命，他悄然返回福建。果不其然，黄道周的部队在与清军交战时瞬间崩溃，黄道周也在被俘后殉国。

随着清军的南下，南明政权的形势愈发艰难。郑芝龙对南明的前景失去信心，最终选择向清朝投降，施琅也因此加入了清军，成为一名清朝将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施琅与另一位降清将领李成栋一同在闽粤一带与南明军作战。1648年，李成栋决定反清复明，施琅被调回福建，成为郑成功的部下，与清军对抗。

1651年，施琅随郑成功进入广东作战。期间，施琅与郑成功在用兵策略上产生了分歧，导致郑成功愤而剥夺了施琅的兵权，将他调回厦门。恰在此时，清军对厦门发动突袭。郑成功的堂叔、负责守卫厦门的郑芝莞指挥失当，导致清军迅速攻占厦门，并劫掠了郑氏家族在厦门的巨额财富。施琅虽只带着六十余名亲兵，却依旧英勇作战，几乎生擒清军主将马得功。郑成功得知后赶忙领兵收复厦门，施琅期望能因自己驻守有功而重新获得兵权，然而郑成功只奖励他白银二百两，还将施琅的副将万礼提拔为总兵，而施琅依旧处于闲职。这让施琅愈加愤怒，二人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

此时，郑军中有一将领曾德曾隶属于施琅，后来为了前途投靠了郑成功。施琅深感背叛，命人将曾德抓回并斩首。郑成功得知后迅速下令阻止，然而施琅依然执行了处决。郑成功认为施琅擅杀旧将，显然有谋反之心，随即下令抓捕施琅及其家人。施琅被捕后，在亲信的帮助下逃脱。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郑成功，他为此处斩了施琅的父亲施大宣与弟弟施显。施琅对郑成功充满仇恨，从此决心投靠清朝，并誓要将郑氏一族彻底铲除。

施琅投降清朝后，起初并未得到重用。他深知自己多次易主，难以获得信任，因此保持低调。然而，郑氏家族的命运却发生了重大变化。郑成功在台湾病逝后，郑氏集团爆发了内讧。施琅认为，收复台湾并统一全国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向清廷提出了相关建议。1664年，清廷派遣施琅出征，攻占了厦门和金门一带。之后，施琅继续向朝廷上疏，建议趁势而上，直接进攻台湾。然而，由于当时清军在水战上的劣势，权臣鳌拜等人认为出海作战过于冒险，施琅的建议未被采纳，他再次处于闲职状态。

直到1682年，清朝已平定“三藩之乱”，全国仅剩台湾岛尚未统一。朝廷内部对收复台湾的共识逐渐形成，施琅也最终获得重用，被任命为福建水师提督。1683年六月，施琅率军出征台湾。凭借卓越的指挥能力和清军水师的强大实力，台湾的郑氏军队迅速不敌。郑克塽最终决定投降清朝。1683年8月13日，施琅正式进驻台北，接受郑氏投降。

台湾归属清朝后，朝廷内部对于是否保留台湾存在争议。许多官员认为台湾孤悬海外，治理成本过高，不值得保留。关键时刻，施琅再次上疏，力主留台卫台，并多次强调台湾的重要性。最终，康熙帝决定保留台湾，并于1684年设立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此举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施琅在此事中的功绩不可忽视。

1696年，施琅去世。这位历史上极具争议的人物，终于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