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6月15日的这天下午，周总理的卫士成元功来到了西花厅上班，他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看一看周恩来总理办公桌上的台历。

周恩来有一个习惯，就是将自己未来几天的安排和行程，全部都记录在自己的台历上，方便工作人员每天对照台历，进行事情的安排。

这天成元功看到，桌子上的台历写着：“下午2:30到钓鱼台”，立刻便明白，当时住在钓鱼台国宾馆的人，正是越南的总理范文同。而这天下午，周恩来要到钓鱼台，陪同范文同总理一起，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北京各界万人欢迎大会。

这种行程安排对于周总理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一次行程了。成元功随即通知了总理的司机杨金明，要他在下午2点时将汽车开到西花厅。

这天，北京城正下着小雨，杨金明为了让周总理少淋点雨，便将汽车开到了西花厅的前院，将车身贴近前屋的大门。杨师傅停下车后，走进了卫士的值班室，表示自己已经到位，之后便擦车去了。

这辆车是50年代从苏联购置的吉斯车，长约6米，因为这次是欢迎越南总理的国事活动，周总理便调用了这辆车。由于这辆车是按照莫斯科的气候生产的，面对北京的炎热气候便很难适应，经常出现一些故障，可这车在老杨的手里，却从来没有出过问题。

周恩来阜成门乘车遇险

时间差不多了，成元功卫士走进了周总理的办公室，他正在办公桌上批阅文件。

“

总理，杨师傅的车已经到了。

”

总理转过身，眼睛从老花镜的上面看了一眼成元功，然后又转身拿起桌上的闹钟看了看，放下闹钟后就又接着伏案办公。

“

还没到点呢，你们就来催我。你们啊，总是把富裕的时间留给自己，叫我放下手中的工作。

”总理一边看着手中的文件，一边说。

成元功见总理没有要走的意思，自己提醒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便转身走出了办公室等候。

不多一会儿，总理从办公室中走了出来，他走得极快，成元功连走带跑地跑到总理的前面，为总理打开了车门。

这辆车是三排的座椅，总理上车坐在了汽车最后排的左侧位置上，成元功坐在了他的右侧。值班警卫员张树迎则坐在了司机的旁边，副驾驶的位置上。示意门卫给钓鱼台通知一声后，车便开出西花厅。

周总理的工作安排一向很紧，很少有时间歇息，所以他乘车时也要求开快，有一次他从西花厅到西苑机场，仅仅用了13分钟，而他这样做的理由也只有一个，就是不愿意将时间浪费在乘车的路途中。

所以，周恩来每次启程的时间都很晚，又必须准时到达，这就要求车速很快，而且选择最佳的路线，虽然当时的北京交通秩序非常混乱，但总理长期以来，也从未出现过大事小情，但在这一次出行中，险情终究还是未能避免。

周总理在外出活动中，从来都不让警卫部门给他在前面开道。为此，警卫部为了保障安全，在人民大会堂——西长安街——复兴门这条线中设了民警。但此时的周总理非常赶时间，便没有走这条路线，而是走的府右街——西四——阜成门这条路线。

这天，雨淅淅沥沥的下的不停，挡风玻璃上的雨刮在玻璃上刮得不停。要是在往常，自行车的行人往往会自动让路，让汽车先行。但这一天因为下雨，自行车都不大愿意相让，行人也都只顾自己脚下的泥水，丝毫没有人能注意到总理的车。

开车的杨师傅，在此时既要注意周围的路况，又要留心避免开得太快，将车下的泥水溅到行人身上。就这样不停地转动方向盘来回躲闪。尽管沿途的交警很快就认出了总理的车，而给出了提前放行的信号，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吉斯穿过了交通混乱的“西四牌楼”，前方不远处就是“阜成门城楼”了，在当时，出了阜成门城楼，就算是出了北京城，道路宽阔，车辆也很少，行人也很少，视野更是开阔了很多。此时应该算是进入安全地段，大家悬着的心也都松了下来。

周恩来总理的车行驶到展览馆路的南口时，就见前面，从南边的一个大门里，开出来一辆卡车，这辆卡车右拐向东驶来，当时的阜成门外大街并没有现在这么宽阔，道路上也没有护栏。在卡车和总理的车即将交会时，卡车立刻向左打方向，先是逆行，瞬间横到了马路中间。

此时成元功大喊：“

卡车！危险！

”

司机杨金明早就看到了那辆卡车，卡车在刚开出来的时候，只是向右拐，各行其道也并不妨碍。但卡车没有打大迂回指示灯，又没有鸣笛或打手势示意，突然变道横在马路上。此时他开着总理的车也速度很快，眼看就要立即撞上去，造成特大事故了。

此时的杨师傅无论如何也不能叫总理出事，这种重大的责任感促使杨师傅立即采取措施，在短时间内鸣笛、点刹、换一档、向右避让，车子也顺势往右偏离了。而右侧刚好有一根粗大的水泥电线杆，此时，如果弄不好，车子很有可能会挤到电线杆上，杨师傅又连忙改为逆向避让，把方向盘向左打死。此时，横在路上的卡车车身忽然在他眼前一晃，眼看就要撞上了，杨金明立刻喊了一声：“

不好！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脚猛地一踩，这辆吉斯车立即来了个180度的大掉头，只听“嘎”的一声，停住了！

如果有人遇到这样的险情，肯定通常都要吓出一身冷汗。而由于车上的警卫都预先有精神准备，所以在当时，都没有张皇失措。就在刚才的紧张时刻，坐在副驾驶的张树迎立即回身来托护周总理，但由于中间间隔着一排座位，所以够不着总理。而成元功就很自然的用自己的身体架着周总理，而周总理也很用力的支撑前方的座椅靠背。

杨师傅在紧急掉头的时候，车子失去了重心，车上的人几乎全都倒向了一边，几乎要摔到座椅的下面了，但最终谁都没有受伤。这不得不归功于杨金明司机驾车的高超技术，和他高度的责任感，如果他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不能准确地完成这一系列动作，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就这样，两辆车几乎相撞，也算是重大的交通事故了。却看那辆卡车的驾驶人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依旧不打指示灯，也不鸣笛。在马路中间莫名其妙地来了个大迂回，然后又驶进工厂的大门里了。这让在场的人都顿时火冒三丈。

此时，即便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总理也是格外的生气，说：“

一个司机怎么可以不鸣笛？不打指示灯？就这样在大街上大迂回，真是无法无天！

”

周恩来立刻对旁边的成元功讲：“

到了地方后，你马上把这个情况汇报给北京市的公安局，要他们查清楚，是什么人不按照交通规则行车？是有意还是无意？查明之后要严肃处理。

”

此时的成元功巴不得现在就去狠狠地处理一下卡车司机，听周总理对自己有这样的指示后，立刻回答：“

我马上就办！

”

周总理又看着杨金明，讲：“

都是老杨开车技术高，处理得很好，这才避免了一场大的车祸啊！

”

成元功和张树迎也跟着问：“

老杨，现在心里慌不慌？距离钓鱼台也不远了，你可以开慢一点。

”

只听杨金明嘴里低声嘀咕了几句，手把方向盘，打了个倒车，调转车头，便立刻恢复了状态，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继续全神贯注地开车，一路向西行进。小雨依然淅淅沥沥地落着。

事件真相与后续

车开到钓鱼台后，周总理便去处理公事了。成元功下车后，立刻打电话给北京市的公安局和警卫局，报告了那辆卡车的牌照号码。并且将周总理的原话进行了传达。成元功对电话那头说：“

总理这样指示的意思，并不是检查那辆车是否企图撞他的车，而是要调查司机为什么打大迂回不鸣笛、不打指示灯，这违反了交通规则。

”

毕竟这只是一场交通事故，但发生在了总理的身上，便有了危害总理的嫌疑。而周总理也只是要他们，当做一场正常的交通事故进行处理而已。

北京的有关人员对这则消息十分重视，北京市公安局长冯基平立刻赶到现场，对于大门里的工厂进行了调查。

工厂的厂长和党支书，听到自己工厂里的卡车差点撞到总理的车，立刻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当时就跑到了工厂大门口来了解情况。

经过一番调查之后，很快就弄清楚了事情的真相。原来那天开车的驾驶人员，名叫张兴辰，是电车一厂的一名维修工。他最近一段时间，正在私自练习驾驶，一有时间，就自己开着车在厂子里转来转去，而且还特别上瘾，只要有时间，不玩儿一会儿手就痒痒。

恰好在那天下午，张兴辰手里没有事情，就借口给卡车加油，在班长那里拿了卡车的钥匙，而班长也清楚加油只是一个借口，他只是想去开着玩一玩，但又不好意思拒绝，也就把钥匙给了张兴辰。

张兴辰拿到钥匙之后，自然是非常的高兴，他虽然经常在厂里开车，但还从来没上过街，那天他就想去街上试一试，于是他就开着车出了厂门，想转一个圈后就回厂里。而对面周总理的车，他完全没有瞧见。

最终，负责交通管理的阎荣久在一番询问后，认定：张兴辰是非司机驾车，违章行驶。

阎荣久对大家说：“

幸亏总理主车的杨司机处理的及时，才没有酿成大祸。如果当时总理的车子出了大祸，恐怕我也要卷铺盖坐大牢了，北京的交通我们没有管好！

”接着又说，“

这次真是太危险了，吉斯车长6米，重5吨，方向盘也很不灵敏，又恰逢大雨天，车速又快，这没有出事，真的是万幸啊！

”

这时，电厂的许步宁经理和成元功一起回到了人民大会堂，等周总理出来后，向总理汇报事情的经过。

欢迎越南总理范文同的万人大会一散场，周总理将客人送上车后，便也上车回中南海。在车上，成元功将张兴辰的事情汇报给了周总理。

“

荒唐！

”周总理严肃地说，“

怎么能随便开车出来玩？多危险！

”

接着便又向成元功交代：

“

你让公安局转告给电车厂的领导，要他们结合这次事故，对于全厂职工进行教育，一定要杜绝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厂里一定要加强制度管理，没有制度不行，有制度不执行也不行。对于那位私自开卡车的同志，要做好思想工作，

不要因为是遇上我而加重处罚

。

”

往常，周恩来从来不让自己的卫士直接插手一些其他单位的工作，有事情总是通过组织系统的传达。但这次也许是工厂的许经理也在旁边，周恩来索性又补充了一句：“

厂里对这件事的落实情况，你以后去了解清楚后，汇报给我。

”这算是一个例外。

随后，在车里，总理开始不断嘱咐大家：“

有时候为了赶时间，是我叫你们开快车的，这件事也怨不得你们。但绝不能闯红灯了，我是国家的总理，要带头遵守交通规则才行。

”

当周总理回到西花厅后，恰巧邓颖超也在。周总理便将这件事告诉了邓颖超：“

我今天差点出了大车祸！多亏老杨开车的技术高超，及时处理得当，这才避免了一场车祸。

”

邓大姐听后，吃了一惊，听成元功讲述事情的经过后，才长出了一口气。

周总理也坐下来，给大家讲述自己之前的几次车祸：

第一次，是1925年8月，廖仲恺遇刺后的第四天，周恩来担任“廖仲恺案检查委员”，坐汽车回到司令部时，因为司令部临时改变了口令，回答不对，门卫和哨兵用机枪打死了周恩来的司机和护卫。

第二次，是1937年5月，周恩来坐汽车前往西安，与国民党谈判关于红军改变的问题，当时在陕北崂山遇到了土匪，警卫和司机10余人伤亡，假扮周恩来的陈有才也在此牺牲了，周恩来在当时可谓死里逃生。

第三次，是1952年8月，周总理和陈云、李富春一起出访苏联，有一次外出时，突然从右方横着驶出来一辆车，当时周总理的车刚刚驶过，却撞到了陈云、李富春的车上，周总理险些躲过，但陈、李的车却是车毁人伤。

而阜成门的这次，是周恩来一生中第四次坐汽车遇险。

再来说一说工厂的张兴辰，他在得知自己的行为，导致周总理差点出现事故，也是懊悔不已，知道自己给厂里惹了麻烦，闯了大祸，心中甚是害怕，只等他们向总理汇报完后，等待处理结果。

而借给他钥匙的班长，也非常气恼，悔恨自己不该碍于情面给他钥匙。厂里的人们更是将这件事看成了通天大祸，都在议论纷纷，等着看好戏。

电车厂在接到周总理的指示后，也开始严格抓制度和措施，张兴辰也仅仅给了警告处分。厂里的人纷纷议论：“

这幸亏是遇到了周总理，要不然，降级、开除、蹲打牢都有可能啊！

”

周总理去世之后，卫士成元功又去访问了电车厂，当时想找张兴辰见见面谈谈话。但厂长却告诉他：“

在前一段时间里，厂里的纪律和制度都没用了，管理也没人抓了。当时张兴辰在检修电车时，违反了操作的规程，在没有切断电源时就下身去检修，不幸触碰到了电源，电车突然启动，从他身上轧了过去，最终没能救活。

”

成元功听到这个事情之后，不由得一怔，如果周总理还健在的话，听到这样的事情后，又会作何感想？又会说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