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6月15日的这天下午,周总理的卫士成元功来到了西花厅上班,他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看一看周恩来总理办公桌上的台历。
周恩来有一个习惯,就是将自己未来几天的安排和行程,全部都记录在自己的台历上,方便工作人员每天对照台历,进行事情的安排。
这天成元功看到,桌子上的台历写着:“下午2:30到钓鱼台”,立刻便明白,当时住在钓鱼台国宾馆的人,正是越南的总理范文同。而这天下午,周恩来要到钓鱼台,陪同范文同总理一起,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北京各界万人欢迎大会。
这种行程安排对于周总理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一次行程了。成元功随即通知了总理的司机杨金明,要他在下午2点时将汽车开到西花厅。
这天,北京城正下着小雨,杨金明为了让周总理少淋点雨,便将汽车开到了西花厅的前院,将车身贴近前屋的大门。杨师傅停下车后,走进了卫士的值班室,表示自己已经到位,之后便擦车去了。
这辆车是50年代从苏联购置的吉斯车,长约6米,因为这次是欢迎越南总理的国事活动,周总理便调用了这辆车。由于这辆车是按照莫斯科的气候生产的,面对北京的炎热气候便很难适应,经常出现一些故障,可这车在老杨的手里,却从来没有出过问题。
周恩来阜成门乘车遇险
时间差不多了,成元功卫士走进了周总理的办公室,他正在办公桌上批阅文件。
“
总理,杨师傅的车已经到了。
”
总理转过身,眼睛从老花镜的上面看了一眼成元功,然后又转身拿起桌上的闹钟看了看,放下闹钟后就又接着伏案办公。
“
还没到点呢,你们就来催我。你们啊,总是把富裕的时间留给自己,叫我放下手中的工作。
”总理一边看着手中的文件,一边说。
成元功见总理没有要走的意思,自己提醒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便转身走出了办公室等候。
不多一会儿,总理从办公室中走了出来,他走得极快,成元功连走带跑地跑到总理的前面,为总理打开了车门。
这辆车是三排的座椅,总理上车坐在了汽车最后排的左侧位置上,成元功坐在了他的右侧。值班警卫员张树迎则坐在了司机的旁边,副驾驶的位置上。示意门卫给钓鱼台通知一声后,车便开出西花厅。
周总理的工作安排一向很紧,很少有时间歇息,所以他乘车时也要求开快,有一次他从西花厅到西苑机场,仅仅用了13分钟,而他这样做的理由也只有一个,就是不愿意将时间浪费在乘车的路途中。
所以,周恩来每次启程的时间都很晚,又必须准时到达,这就要求车速很快,而且选择最佳的路线,虽然当时的北京交通秩序非常混乱,但总理长期以来,也从未出现过大事小情,但在这一次出行中,险情终究还是未能避免。
周总理在外出活动中,从来都不让警卫部门给他在前面开道。为此,警卫部为了保障安全,在人民大会堂——西长安街——复兴门这条线中设了民警。但此时的周总理非常赶时间,便没有走这条路线,而是走的府右街——西四——阜成门这条路线。
这天,雨淅淅沥沥的下的不停,挡风玻璃上的雨刮在玻璃上刮得不停。要是在往常,自行车的行人往往会自动让路,让汽车先行。但这一天因为下雨,自行车都不大愿意相让,行人也都只顾自己脚下的泥水,丝毫没有人能注意到总理的车。
开车的杨师傅,在此时既要注意周围的路况,又要留心避免开得太快,将车下的泥水溅到行人身上。就这样不停地转动方向盘来回躲闪。尽管沿途的交警很快就认出了总理的车,而给出了提前放行的信号,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吉斯穿过了交通混乱的“西四牌楼”,前方不远处就是“阜成门城楼”了,在当时,出了阜成门城楼,就算是出了北京城,道路宽阔,车辆也很少,行人也很少,视野更是开阔了很多。此时应该算是进入安全地段,大家悬着的心也都松了下来。
周恩来总理的车行驶到展览馆路的南口时,就见前面,从南边的一个大门里,开出来一辆卡车,这辆卡车右拐向东驶来,当时的阜成门外大街并没有现在这么宽阔,道路上也没有护栏。在卡车和总理的车即将交会时,卡车立刻向左打方向,先是逆行,瞬间横到了马路中间。
此时成元功大喊:“
卡车!危险!
”
司机杨金明早就看到了那辆卡车,卡车在刚开出来的时候,只是向右拐,各行其道也并不妨碍。但卡车没有打大迂回指示灯,又没有鸣笛或打手势示意,突然变道横在马路上。此时他开着总理的车也速度很快,眼看就要立即撞上去,造成特大事故了。
此时的杨师傅无论如何也不能叫总理出事,这种重大的责任感促使杨师傅立即采取措施,在短时间内鸣笛、点刹、换一档、向右避让,车子也顺势往右偏离了。而右侧刚好有一根粗大的水泥电线杆,此时,如果弄不好,车子很有可能会挤到电线杆上,杨师傅又连忙改为逆向避让,把方向盘向左打死。此时,横在路上的卡车车身忽然在他眼前一晃,眼看就要撞上了,杨金明立刻喊了一声:“
不好!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脚猛地一踩,这辆吉斯车立即来了个180度的大掉头,只听“嘎”的一声,停住了!
如果有人遇到这样的险情,肯定通常都要吓出一身冷汗。而由于车上的警卫都预先有精神准备,所以在当时,都没有张皇失措。就在刚才的紧张时刻,坐在副驾驶的张树迎立即回身来托护周总理,但由于中间间隔着一排座位,所以够不着总理。而成元功就很自然的用自己的身体架着周总理,而周总理也很用力的支撑前方的座椅靠背。
杨师傅在紧急掉头的时候,车子失去了重心,车上的人几乎全都倒向了一边,几乎要摔到座椅的下面了,但最终谁都没有受伤。这不得不归功于杨金明司机驾车的高超技术,和他高度的责任感,如果他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不能准确地完成这一系列动作,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就这样,两辆车几乎相撞,也算是重大的交通事故了。却看那辆卡车的驾驶人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依旧不打指示灯,也不鸣笛。在马路中间莫名其妙地来了个大迂回,然后又驶进工厂的大门里了。这让在场的人都顿时火冒三丈。
此时,即便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总理也是格外的生气,说:“
一个司机怎么可以不鸣笛?不打指示灯?就这样在大街上大迂回,真是无法无天!
”
周恩来立刻对旁边的成元功讲:“
到了地方后,你马上把这个情况汇报给北京市的公安局,要他们查清楚,是什么人不按照交通规则行车?是有意还是无意?查明之后要严肃处理。
”
此时的成元功巴不得现在就去狠狠地处理一下卡车司机,听周总理对自己有这样的指示后,立刻回答:“
我马上就办!
”
周总理又看着杨金明,讲:“
都是老杨开车技术高,处理得很好,这才避免了一场大的车祸啊!
”
成元功和张树迎也跟着问:“
老杨,现在心里慌不慌?距离钓鱼台也不远了,你可以开慢一点。
”
只听杨金明嘴里低声嘀咕了几句,手把方向盘,打了个倒车,调转车头,便立刻恢复了状态,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继续全神贯注地开车,一路向西行进。小雨依然淅淅沥沥地落着。
事件真相与后续
车开到钓鱼台后,周总理便去处理公事了。成元功下车后,立刻打电话给北京市的公安局和警卫局,报告了那辆卡车的牌照号码。并且将周总理的原话进行了传达。成元功对电话那头说:“
总理这样指示的意思,并不是检查那辆车是否企图撞他的车,而是要调查司机为什么打大迂回不鸣笛、不打指示灯,这违反了交通规则。
”
毕竟这只是一场交通事故,但发生在了总理的身上,便有了危害总理的嫌疑。而周总理也只是要他们,当做一场正常的交通事故进行处理而已。
北京的有关人员对这则消息十分重视,北京市公安局长冯基平立刻赶到现场,对于大门里的工厂进行了调查。
工厂的厂长和党支书,听到自己工厂里的卡车差点撞到总理的车,立刻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当时就跑到了工厂大门口来了解情况。
经过一番调查之后,很快就弄清楚了事情的真相。原来那天开车的驾驶人员,名叫张兴辰,是电车一厂的一名维修工。他最近一段时间,正在私自练习驾驶,一有时间,就自己开着车在厂子里转来转去,而且还特别上瘾,只要有时间,不玩儿一会儿手就痒痒。
恰好在那天下午,张兴辰手里没有事情,就借口给卡车加油,在班长那里拿了卡车的钥匙,而班长也清楚加油只是一个借口,他只是想去开着玩一玩,但又不好意思拒绝,也就把钥匙给了张兴辰。
张兴辰拿到钥匙之后,自然是非常的高兴,他虽然经常在厂里开车,但还从来没上过街,那天他就想去街上试一试,于是他就开着车出了厂门,想转一个圈后就回厂里。而对面周总理的车,他完全没有瞧见。
最终,负责交通管理的阎荣久在一番询问后,认定:张兴辰是非司机驾车,违章行驶。
阎荣久对大家说:“
幸亏总理主车的杨司机处理的及时,才没有酿成大祸。如果当时总理的车子出了大祸,恐怕我也要卷铺盖坐大牢了,北京的交通我们没有管好!
”接着又说,“
这次真是太危险了,吉斯车长6米,重5吨,方向盘也很不灵敏,又恰逢大雨天,车速又快,这没有出事,真的是万幸啊!
”
这时,电厂的许步宁经理和成元功一起回到了人民大会堂,等周总理出来后,向总理汇报事情的经过。
欢迎越南总理范文同的万人大会一散场,周总理将客人送上车后,便也上车回中南海。在车上,成元功将张兴辰的事情汇报给了周总理。
“
荒唐!
”周总理严肃地说,“
怎么能随便开车出来玩?多危险!
”
接着便又向成元功交代:
“
你让公安局转告给电车厂的领导,要他们结合这次事故,对于全厂职工进行教育,一定要杜绝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厂里一定要加强制度管理,没有制度不行,有制度不执行也不行。对于那位私自开卡车的同志,要做好思想工作,
不要因为是遇上我而加重处罚
。
”
往常,周恩来从来不让自己的卫士直接插手一些其他单位的工作,有事情总是通过组织系统的传达。但这次也许是工厂的许经理也在旁边,周恩来索性又补充了一句:“
厂里对这件事的落实情况,你以后去了解清楚后,汇报给我。
”这算是一个例外。
随后,在车里,总理开始不断嘱咐大家:“
有时候为了赶时间,是我叫你们开快车的,这件事也怨不得你们。但绝不能闯红灯了,我是国家的总理,要带头遵守交通规则才行。
”
当周总理回到西花厅后,恰巧邓颖超也在。周总理便将这件事告诉了邓颖超:“
我今天差点出了大车祸!多亏老杨开车的技术高超,及时处理得当,这才避免了一场车祸。
”
邓大姐听后,吃了一惊,听成元功讲述事情的经过后,才长出了一口气。
周总理也坐下来,给大家讲述自己之前的几次车祸:
第一次,是1925年8月,廖仲恺遇刺后的第四天,周恩来担任“廖仲恺案检查委员”,坐汽车回到司令部时,因为司令部临时改变了口令,回答不对,门卫和哨兵用机枪打死了周恩来的司机和护卫。
第二次,是1937年5月,周恩来坐汽车前往西安,与国民党谈判关于红军改变的问题,当时在陕北崂山遇到了土匪,警卫和司机10余人伤亡,假扮周恩来的陈有才也在此牺牲了,周恩来在当时可谓死里逃生。
第三次,是1952年8月,周总理和陈云、李富春一起出访苏联,有一次外出时,突然从右方横着驶出来一辆车,当时周总理的车刚刚驶过,却撞到了陈云、李富春的车上,周总理险些躲过,但陈、李的车却是车毁人伤。
而阜成门的这次,是周恩来一生中第四次坐汽车遇险。
再来说一说工厂的张兴辰,他在得知自己的行为,导致周总理差点出现事故,也是懊悔不已,知道自己给厂里惹了麻烦,闯了大祸,心中甚是害怕,只等他们向总理汇报完后,等待处理结果。
而借给他钥匙的班长,也非常气恼,悔恨自己不该碍于情面给他钥匙。厂里的人们更是将这件事看成了通天大祸,都在议论纷纷,等着看好戏。
电车厂在接到周总理的指示后,也开始严格抓制度和措施,张兴辰也仅仅给了警告处分。厂里的人纷纷议论:“
这幸亏是遇到了周总理,要不然,降级、开除、蹲打牢都有可能啊!
”
周总理去世之后,卫士成元功又去访问了电车厂,当时想找张兴辰见见面谈谈话。但厂长却告诉他:“
在前一段时间里,厂里的纪律和制度都没用了,管理也没人抓了。当时张兴辰在检修电车时,违反了操作的规程,在没有切断电源时就下身去检修,不幸触碰到了电源,电车突然启动,从他身上轧了过去,最终没能救活。
”
成元功听到这个事情之后,不由得一怔,如果周总理还健在的话,听到这样的事情后,又会作何感想?又会说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