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怎么当领导的？

1928年11月，

周恩来回到了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上海，

他是以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长的身份在中央工作的，

当时是码头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主席，

但他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不行，

在实际工作中根本起不了主要的决策作用。

另外3位政治局常委中，

蔡和森很快就被撤销了政治局委员和常委的职务，

苏兆征第二年一回国不久就病逝了，

项英一直负责主持工人运动工作，

而李立三则直到11月下旬才被补为政治局委员和常委。

所以，

周恩来回国后，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担任了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

那么，

周恩来是怎么当领导的呢？

就在党的六大前后，

中国农村的革命游击战争正处于最为艰难的时期，

因为那时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还没有因内讧爆发战争，

他们得以腾出较多力量对各地工农红军进行“清剿”。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

实力较强、条件较好的广东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和工农红军遭到了失败，

陕西的西北工农革命军也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而遭到失败，

就连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也在湘南遭到了损失重大的“八月失败”。

失败的阴影沉重笼罩着红四军，

到了11月，

敌人针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的第三次“会剿”开始了，

红军中有人陷入悲观失望的情绪中，

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

党的六大上虽然强调了建立工农红军的重要性，

但是主张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要以城市为中心才能长期存在，

甚至秉承共产国际的观点，

认为中国红军只能分散存在，

一旦集中很容易被敌人消灭，

而且还会妨碍农民群众的利益，

所以，

当时中央要求高级干部全都离开红军，

包括毛泽东和朱德都被要求离开红四军，

再安排他们到地处上海的中央工作。

周恩来于1929年2月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一封给红四军的指示信，

这封信被称为中央“二月来信”。

当时的红四军的确处境极为艰难，

为对付敌人的第三次“会剿”，

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率红四军主力于1929年1月14日撤离井冈山，

20日在赣南大庾又遭遇敌人袭击，

还一路被强敌尾追，

被迫转战赣粤边界。

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

中央几次派人要给红四军送信，

但一直联系不上，

因而无法了解红四军的具体状况，

周恩来起草的这封中央“二月来信”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成的。

不久，

毛泽东领导红四军主力在大柏地打了个大胜仗，

一举扭转了红四军的被动局面。

接着红四军又在吉安的东固地区与江西红军独立第2、第4团胜利会师，

并站住了脚跟。

直到4月3日，

红四军前委才收到了这封中央的“二月来信”。

红四军前委很快就给中央回复了一篇报告，

认为中央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了，

并表示不同意毛泽东和朱德离开红四军。

与此同时，

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

中央的认识也在逐渐改变，

中央又发出了一份经周恩来修改的信给红四军，

在这封信中再也没有提要调毛泽东和朱德去中央的事情。

客观时局在这段时间又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1929年3月起，

国民党各派新军阀之间开始了无休无止的混战，

许多本来负责“会剿”工农红军的敌军被调往军阀内战的战场，

这就给各地红军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会。

当时在中央负责的周恩来要求中央秘书处收到苏区的文件要先办，

而且他总是第一个看，

也是由他提出来在中央进行讨论的。

就在这段时间里，

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率领的红四军在领导层关于建军思想和建军原则发生了较大分歧。

尤其是5月份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受委派到红四军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后，

关于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的争论愈演愈烈，

直到6月22日在福建龙岩召开红四军第7次代表大会时，

这个激烈的争论问题还是没能得到正确的解决。

反而把毛泽东逼得离开了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

去了闽西养病并指导地方工作。

毛泽东一走，

红四军就面临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了。

当时条件极为恶劣，

中央很难及时了解红四军的具体状况，

中央在收到了红四军的七大决议案和毛泽东、刘安恭等人的信件后，

于8月13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

会议认为刘安恭将毛泽东和朱德分为两派的做法是错误的，

这是故意制造派别，

严重不利于红四军的团结。

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给红四军的信，

明确提出红四军的军委可暂不设立、军事指挥由军长、党代表负责，

并把刘安恭调回中央。

周恩来代表中央起草的给红四军的指示信于8月21日发出，

周恩来在信中明确指出刘安恭造成的极端民主化是错误的，

批评了红四军的七大对问题的处理是错误的。

8月下旬，

陈毅代表红四军来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地举行一次临时会议听取了陈毅的报告，

并决定由周恩来挑头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文件。

周恩来对红四军七大和前委扩大会在处理内部领导层分歧时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认为这种做法不但不能解决问题，

还会使问题和纠纷更加严重。

富有领导能力的周恩来处理这样的复杂问题向来思路清晰，

他明确指出，

毛泽东和朱德应当仍然留在前委工作，

毛泽东应当继续担任前委书记，

并且要使红四军全体同志都了解并接受。

陈毅受命以中央8月21日给红四军前委发出的指示信为基础，

根据周恩来多次谈话的精神，

代表中央起草了一封指示信，

经周恩来审定后，

由陈毅带回红四军。

周恩来特别叮嘱陈毅：

回去后一定要请毛泽东复职，

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

统一思想、明确是非、作出决议，

以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

这信就是9月28日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这封中央的指示信于10月20日由陈毅带到红四军，

11月26日，

毛泽东回到前委工作。

28日，

毛泽东向中共中央报告，

我病已好，

遵照中央指示，

在前委工作。

并表示，

四军党内的团结，

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

红四军前委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

于12月底在福建上杭的古田召开了红四军九大，

九大不但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和陈毅等11人为委员的新的红四军前委，

而且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成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大课题，

使得红四军在新的基础上得以大踏步向前发展，

可以说，

此次红四军九大在中国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从红四军领导层爆发分歧到分歧得到圆满解决，

再到红四军九大的胜利召开，

在这整个过程中，

作为领导的周恩来是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的，

而这个过程也让我们看到了，

周恩来是怎么当领导的：

英明、果断、大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