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下午四点，一片静默之后，全国的广播不约而同地播放起了同一则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凌晨时分因病逝世，一时间，举国悲痛。

警钟长鸣，群众们都自发地停下脚步，共同哀悼这一悲痛的时刻，联合国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即降半旗以示哀悼。

而此时一名住在加拿大多伦多养老院中的一名老者，戴着眼镜拿着一份报纸，将这则消息仔仔细细地看了又看。

他虽然已经是满脸皱纹，满头白发，但是还是能看出来他年轻时候的样子，这就是当年脱离共产党，一走了之的张国焘。

《伦敦日报》的一名记者端坐在他的身旁，待他看完之后，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

中国的领袖毛主席刚刚离世，不知道您现在有什么想法？

”

张国焘缓缓放下那份印着大字的报纸，缓缓开口，却只说了十个字。

张国焘究竟说了什么？他心中又是怎么想的呢？

1938年，国共两党相约祭黄帝陵之后，张国焘便借口找林伯渠有事，坚持不愿意回到党内。

但他迟迟没有去找林伯渠，有些人或多或少已经猜出了什么。

后来张国焘辗转到武汉，周总理不计前嫌，亲自出面想要将张国焘接到党在武汉设置的办事处，然而张国焘却提出了一个令人十分愤怒的要求，他竟然要求面见蒋介石。

周总理也曾对他苦苦相劝，可是张国焘是一个在政治上十分悲观的人。

尤其是这几年来发生的事情，让他心中更是感到寝食难安，所以无论如何对他好言相劝，让他不要闹事，还是无法阻止他想要离开的心思。

无论是他担心自己的地位受到影响，还是心中对于过往的事情惴惴不安，张国焘一个人这么离开倒也罢了，但是让毛主席等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竟然会抛下自己还有孕在身的妻子以及女儿，离开陕北。

杨子烈得知丈夫脱离共产党的消息之时，整个人都傻了眼，长时间在家中照看孩子，她实在太过依赖张国焘了，如今丈夫一走，她全然已经没了主心骨，只能跑到西安，找毛主席哭诉。

这年4月，杨子烈哭哭啼啼地从延安跑到西安，找到了毛主席，此时她的肚子已经开始显怀，一路奔波让她看上去十分疲惫，尤其是一双通红的眼睛，意味着她可能已经因为这件事哭了几天时间了。

毛主席叹了一口气，颇有些无奈。

陈云见杨子烈哭得梨花带雨，悲痛欲绝，更是于心不忍，便将张国焘留下来的书信交给了她：“

这是他留给你的信，交代你去汉口，你去不去全凭自己做主。

”

杨子烈拿过那封信看了又看，最终还是什么都没有说。

谁曾想，过了几天之后，杨子烈忽然像是开窍了一样，挺着肚子再次找到了毛主席，她十分诚恳地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请求：“

我想去汉口找张国焘，我毕竟怀着他的孩子，看在孩子的面子上，我应该能把他劝回来。

”

现在处处都是兵荒马乱，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担心杨子烈挺着大肚子前往汉口出现差错，便想将其留下做思想工作。

可是杨子烈却是心意已决，坚持要将张国焘“找回来”。

毛主席见她态度坚决，摆摆手说道：“想

去就让她去吧，这一路凶险，找两个同志护送她过去。

”

临行前，周总理再次找到了杨子烈，对她千叮咛万嘱咐：“

张国焘同志那边的工作就交给你了，能让他回来自然是最好的结果。

”

可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杨子烈将东西收拾得一干二净，连几岁的女儿都要带走，大有一种一去不回的趋势。

交代完之后，周总理就派邱南章等人将杨子烈一路护送到了张国焘那边，而杨子烈这一去，果然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不久之后，张国焘还让人带信到江西萍乡的家中，让人将自己的老母亲接到了武汉，一家人在武汉终于团聚。

自此之后，张国焘这个名字，在党内便只留下了个“叛徒”的名号。

后来随着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展开了合作，只是因为当时一直以抗日为首要任务，因此并没有全力追查张国焘的罪责。

而随着抗日战争的推进，我党在国内的声望越来越高，毛主席也成了我党中当之无愧的领袖，他的军事谋略，他的长远目光以及对于思想都对共产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就这样，共产党在国内开始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毛主席向来喜欢在农民中做工作，自然也得到了更多人的爱戴。

此时已经投奔蒋介石的张国焘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将来即将要面临的是什么，他短浅的目光和悲观的政治思想，也为他后半生的悲凉做好了铺垫。

刚投奔蒋介石的时候，蒋介石对张国焘还算看重，毕竟他身上背着许多关于我党的秘密，蒋介石特意派自己的心腹陈立夫征求张国焘的意见，想要为他安排一个合适的工作。

张国焘此时心中尚有不甘，他想要和我党作对，但是他知道蒋介石势必不会让他带兵，便想要由蒋介石拨款，创办一个定期刊物，“唤醒”青年们的思想。

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蒋介石最终并没有答应张国焘的请求。

随着武汉即将失守，张国焘只好到桂林游历一圈，然后辗转到了重庆，在这里，蒋介石终于对他的工作作出了安排，他将张国焘交给了自己的另一个心腹戴笠。

戴笠一直都是军统的一把手，无论在情报工作还是抓捕工作上，一直都深得蒋介石的信任，而蒋介石之所以将张国焘交给戴笠，也是有着自己的私心的。

从张国焘的身份来说，蒋介石并不信任他，他认为，已经背叛过一次的人，谁也说不准会不会背叛第二次，尤其是像张国焘这样喜欢隐藏自己心思的人，更是难以控制。

所以从一开始，蒋介石就只是想要从他那里套取更多的情报，没打算给他太高的职位。

蒋介石给他的所谓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只是一个名不副实的空名。

但在军统中，张国焘工作的也算是“如鱼得水”，因为相比于蒋介石，戴笠似乎更加器重他。

为了充分发挥张国焘的作用，戴笠特意成立了一个“

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

”，让张国焘担任少将主任，主要研究的就是特务活动。

张国焘也是毫不客气，他提出想要办一个训练班，培养特务打入我党内部，戴笠当即就挑选出最优秀的一批人，送去给张国焘培训，张国焘说想要在陕甘宁边区这里一些策反站点，戴笠也是毫不犹豫就派人前去执行。

与其说戴笠是在恭维他，不如说戴笠是在他身上给予了很大的希望，希望能够通过张国焘彻底扳倒共产党，却不曾想，戴笠这一次，彻底下错了棋。

这批由戴笠亲自挑选出来交由张国焘训练的特务，并没有起到戴笠所期望的那种效果，他们精心培养出来的特务只有极少数能够打入陕甘宁边区的“策反工作站”。

但是这些特务到达陕甘宁边区之后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有的人连进都进不去，而有的人进去了却再也没出来，就算有几个侥幸出来，也几乎是一无所获。

张国焘为此用尽了一切办法，始终没有什么效果，戴笠是一个十分看重实际的人，眼看张国焘没有办法套取到他想要的情报，便当即停止了张国焘的这项培训课程。

后来戴笠将张国焘安排去了接应别的共产党的被俘人士，让他去做策反工作，但是张国焘之前在党内的名声就不是很好，尤其是脱党之后，更是成为了众人眼中的笑柄，因此最终他也没能完成戴笠交代的事情，我党的人士几乎都是宁死不折，坚持不愿听从张国焘的诡辩。

由于张国焘在军统中始终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戴笠为此感到恼火不已，他愤而说道：“

校长对张来投靠，以为对延安是致命打击，交我运用，几年来却让人大失所望，使我对校长难以交差！

”

自此之后，戴笠对张国焘的态度就急转直下，全然没有了当初的热情。

张国焘心思敏感，自然也察觉到了戴笠态度的变化，可他越着急就越是什么都做不出来，就这样，他慢慢失去了所有的特殊待遇，甚至一度沦落到了出门都要乘坐公交车的境况。

戴笠见到他也总是气不打一处来，不是冷言嘲讽，就是破口大骂，坚持不肯再交给张国焘工作。

后来，张国焘通过同乡的关系，重新攀上高位之后，又成了国民党中的笑柄，无功不受禄，张国焘什么“功绩”都没有就坐上这个位置，自然难以服众。

尤其是戴笠意外离世之后，他的日子就更加难过了，无论是做什么都无法得到蒋介石的赏识。

他曾试图创建“反共”的报刊，起名《创进》，结果国民党连官价纸张都不愿意配给，张国焘成了两头不讨好的人。

1949年国民党战败之后，毛人凤特意找到张国焘，想让他留在大陆，他说：“

你留在大陆，共产党就算来了也不会动你，你在这里我们还能在共产党内有一个共事多年的老朋友，比去台湾要好。

”

实际上，这只是因为张国焘实在是没有做出什么功绩，蒋介石不愿意带着这个累赘，便想要抛弃这个“包袱”。

张国焘没有说话，也没有点头，后来在撤离的时候，他特意托人找了一架飞机，还是飞到了台湾。

可是蒋介石已然失势，就连自己的老部下都不愿意再任用，更何况是一个不受待见的人。

几个月之后，在台湾无处谋生的张国焘只好带着自己的家眷，去往了香港，靠着微薄的稿费过日子。

后来随着新中国成立，毛主席曾经不计前嫌，亲自写信给张国焘，邀请他重回大陆，并承诺会给他相应的生活补助，只是要求他不要再继续给美国写抹黑中国的话。

但是张国焘并没有理会毛主席的好意，而是在香港蜗居了二十多年时间之后，辗转去往了多伦多，住进了养老院。

他成了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而毛主席却成为了新中国一轮初生的太阳，不知道这个时候，张国焘有没有对自己曾经的决定感到后悔。

1976年，千里之外的中国传来噩耗，毛主席因病逝世，举国悲痛，就连联合国也降半旗为这位中国的领袖进行哀悼。

身为曾经党内的一名主要人员，《伦敦日报》的记者特意前来采访了他。

而面对记者的镜头，张国焘并没有多说什么，只说了一句：“

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

他这句话听不出任何的情绪，但是好像又说了千言万语，他的不忠不义让他走向了这个结局，走到了这般无人问津，人人厌弃的地步。

次年12月，这个寒冷的冬季，张国焘也在多伦多的养老院中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