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大小金川之乱，为何花费7000万两白银，用了七年才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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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小金川之战的背景
大小金川，本是四川西北部大渡河上游的两条支流，传说沿河山中有金矿、河中多金沙而得名，因此又有小金沙江之称。大金川，当地人称为促浸，意为大川。小金川，当地人称为攒拉，即小川之意。大小金川两条河流在丹巴附近汇合后继续南流,习称大渡河。
作为地区名称的大小金川，则因河而得名。大小金川地势险峻，交通不便，气候严寒，地瘠人贫，昭梿〈啸亭杂录〉一书有这样的描述:“其地高峰插天，层叠回复，中有大河,用皮船笮桥通往来。山深气寒,多雨雪,所种惟青稞、荞麦。”但大小金川东通成都,西连康藏,北界青海,南接云贵,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金川地区的居民在明清官书中皆称番民，实为藏族。当地藏民信奉喇嘛教，勇武骠悍。清顺治七年（1650年)，小金川土司卜尔吉细归附清朝，清廷采取“以番治番”的政策，仍授卜尔吉细土司原职。康熙五年（1666年)，又颁给嘉勒塔尔巴“演化禅师”印，所以小金川土司正式称谓是“四川直隶杂谷理番府金川演化土司”。
康熙六十年（1721年)，嘉勒塔尔巴土司的庶孙莎罗奔因率兵随清军征剿西藏羊峒有功，被四川巡抚色尔图、提督岳钟琪委以副长官司职衔，管理大金川驻牧事务。莎罗奔，或作色勒奔、色勒奔初、色勒奔细，为同一词语的不同音译，因金川民众崇信喇嘛教，管理僧众，继位土司，都由“莎罗奔”承当。
故“莎罗奔”本是土司儿子中出家当喇嘛的人的通称,并非人名。雍正元年（1723年）二月，川陕总督年羹尧在给清廷的奏报中说:“川省土司多有人众地广之处，理宜分立支派,互相钤束，如大金川土司之土舍色勒奔者，曾因出兵羊峒，著有勤劳,应请给以安抚司职衔，以分小金川之势，小金川实为强横故也。”三月，清廷授莎罗奔以“大金川安抚司”。由此可见，大金川、小金川土司分设，完全是清廷“以番治番”政策的产物,目的是众建以分其势，使之彼此牵制，相互抗衡，便于统治。
莎罗奔成为大金川安抚司以后，凭借清廷的支持和庇护，其势日渐强盛，不断出兵侵扰邻近诸部落。乾隆七年（1742年)，莎罗奔病故，其子承袭，仍称莎罗奔。他蓄谋吞并小金川，先以侄女（一说女儿）阿扣嫁给小金川土司泽旺为妻。泽旺怯懦,受制于阿扣，大权旁落。泽旺弟良尔吉与阿扣私通，于乾隆十年勾结莎罗奔袭击小金川，莎罗奔乘机诱执泽旺，以阿扣改配良尔吉，并将小金川印信交良尔吉掌管。在川陕总督庆复、四川巡抚纪山的干预下，莎罗奔才于乾隆十一年将泽旺放归小金川。
对于大金川土司莎罗奔侵扰邻部的事件，不论是地方督抚大臣还是乾隆帝，最初都认为这不过是各土司间一般的仇杀，无足深较。乾隆十二年（1747年）又以兵攻革布什札及明正两土司，四川巡抚纪山，遣副将率兵弹治，不奉约束，反杀伤官军。巡抚纪山因奏请进剿。乾隆帝以云贵总督张广泗征苗有功，乃调督四川，率兵进屯泽旺所居之诺官寨（即今四川省懋功县城)，用泽旺之弟良尔吉为向导，锐意进讨之。
二、为何大小金川难以平定？
清征大小金川起因于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助女欺凌其婿小金川土司泽旺，其间夹杂有汉人甚多，其显著者有张广泗信任之王秋。王秋何人而得张广泗如此信任，是清廷所以杀张广泗之主因，是大小金川之战，亦可视作南明抗拒清最后之一战，明朝之遗老，以孤臣孽子之心，选定大小金川为最后抵抗基地者，即因其地产金砂，形势险要，易建碉堡，其人可为故国效死命也。
清人纪此战役者只称逆贼、汉奸，未提及其有恢复故国之谋略，惟清廷对弹丸之土司若是之认真彻底追剿务求歼灭，令人不能不疑其别有用心焉。观夫平定露布到京，乾隆皇帝亲诣两陵，礼泰岱，告阙里，受俘庙社，上皇太后徽号，勒碑太学、美诺、勒乌围、噶尔崖四处，封阿桂及文武官以次封赏，郊劳备至，此于开疆辟土者有过之无不及，可见此战争性质有其特别之严重性也。
乾隆帝对平定大小金川战争是十分看重的，在其自定的“十全武功”中，金川战争有其二。其实，对清廷来说，金川战争并不是成功的战争。从战争的发生看，前后两次都是由土司之间的争斗引起的。在实行土司制度的地区，这类土司之间的相互争斗、仇杀和割据，本是平常之事，如果处理得当，战争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乾隆帝最初也认为“不必遽兴问罪之师”、但后来他很快就改变了原来的方针，作出了用兵大金川的决策。乾隆十二年的大金川之战如此，乾隆三十六年的大小金川之战也是如此。
战争发生以后，乾隆帝的战争指导也多有不当。他重于增兵，轻于选将，对讷亲、张广泗、温福等人缺乏知人之明，目屡易统帅，促成了前敌清军的节节失败。即或对“以碉逼碉”之策的批评，从战术的角度看不能说不对，但其着眼点是速胜，从战略指导上说仍是错误的。只是在第一次大金川之战后期，清军屡屡失败之后，乾隆帝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作出了定期撤兵的决策。
但是到了大小金川之战时，又重蹈覆辙。从战争的结局来看，大金川之战，用兵八九万人，耗银1000余万两，费时2年，在屡败之后只能以主动地撤兵停战了局；大小金川之战，用兵将及10万，耗银7000万两，费时5年，虽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面对的是地域不大、人户不过3万、兵不过1.5万的大小金川,竟如此劳师糜饷、旷日持久，可以说完全是战争指导失误造成的，因此算不上真正的胜利。
清军之所以在战争中屡屡失败，论者一般都认为原因有三：
1、地形复杂险恶，气候恶劣多变，大小金川兵民同心誓死。
地理之险阻、地方气候之不良、土著之人同力效死以战，是各土司占有天时、地利、人和也。而清军无此三利故特别费时费力而老师靡饷。
先从天时言：苗疆以瘴气出名，虽属讹传，但外省人人其地见烟雾即疑为毒瘴，使人望之生畏，而雾气偏多，烟雨亦多，漫弥山谷，人在其间如行于暗夜，最易迷惘，此天时上之难也。
从地理上言：中国西南方多山，而苗番所居多为咫尺皆山，其山摩天插云，羊肠一线，纡折于悬崖峭壁中，虽将军大臣亦得与士兵同样徒行，非若沙漠之区可纵骑驰突也。至于山道本多险隘可扼，苗瑶设寨据险，番夷筑垒成碉，皆砌石藏人于墙壁间，以枪矢礌石外击，旁既无路进兵，必须从其打击中通过，故一塞一碉，守以数人，竟有一夫当关，万夫皆阻之势。破之之法，则先须立栅自护，以次进逼，然后用炮轰之；或间道揽萝攀壁出其后以袭取之，此地理上之难也。
更从人和方面言，在每一土司领导下之土人同恶誓死，设伏死拼于箐丛隘路暗谷间，使清军未有立大阵一决胜负之机会，甚至被暗杀者亦众。虽苗番土司与土司间，种族不一者彼此仇敌，而种族相同者亦一盘散沙，故清军最多用于一处不过两三万人，总数亦未超过八万人以上，以万人同心，集在同一指挥官指挥之下，向土司进攻，本其各个击破战略，当可收取胜之功。无如土人誓死抗拒，幸赖清军人员补充迅速，然亦动员经略七省尽其所能，始得渡过此大战之难关。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主要的则在于清军本身。
2、指挥失误。
金川跬步皆山，悬崖绝壁、碉塞林立，利于防守而不利于进攻。讷亲、张广泗、温福等清军将领却不懂得这个特点，采取正面强攻、以碉逼碉的错误战法，增大了伤亡，分散了兵力，形成以大量的兵力防守碉卡而进攻的兵力严重不足的局面，这是清军进展缓慢，甚至攻剿经年而不得寸进的重要原因。傅恒、阿桂舍弃了这种笨拙的战法，战局就为之一变，清军连连奏捷。
3、将帅不和。
大金川之战时，乾隆帝先命张广泗为川陕总督，复命讷亲为经略大臣。讷亲不谙军事，又自以为是。张广泗老于戎行，轻视讷亲不知兵，故遇事多推诿，明知筑碉为下策，竟随声附和，会衔具奏。而对岳钟琪则极力排挤，甚至在情况紧急时也不予救援。大小金川之战时，类似的情况仍然存在。这样，清军岂能不败!
4、将领怯懦惧战，苟且偷安，士气不振。
讷亲身为经略，“每临战时，避于帐房中，遥为指示，人争笑之，故军威日损”。桂林不以军务为重，一味狂妄骄纵，不住帐房，另修房屋居住，终日与人饮酒作乐。将领如此，士兵岂肯用命?乾隆十三年进攻喇底，大金川兵数十人从山上冲下，3000余清军竟一哄而散。木果木之败，温福部数万清军更是一败涂地
4、不注意保护后路。
大小金川兵善于偷袭清军后路，截断其粮路，清军常因缺粮而败溃。
平定大小金川战争虽然劳师糜饷，并给当地民众造成很大灾难，但打击了土司的割据势力，有利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
战后，清廷在大小金川设镇安屯，改土归流：新设成都将军，管理包括大小金川在内的边地文武官员；两金川共驻兵6500名，勒乌围、美诺二地设总兵；废除土司制，在小金川设美诺厅，大金川设阿尔古直隶州（后裁阿尔古直隶州入美诺厅，并改名为懋功厅)，委任流官管理。清政府管理的加强，稳定了金川地区的社会秩序，加强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从而有利于该地区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在军事上，清廷接受了金川战争的教训，乾隆帝针对清军的弱点，抽调京城八旗精锐，组建健锐营，操练成颇有战斗力的一支部队。又如，清军在两次金川战争中吃尽了碉寨的苦头，也懂得了筑城的重要,“自金川削平，中国始知山碉设险之利，湖南师之以制苗，滇边师之以制倮夷，蜀边师之以制野番，而川陕剿教匪时亦师之，以坚壁清野，而制流寇”。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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