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春秋》，终于鲁哀公十四年。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记，哀公十四年就是周敬王三十九年，即公元前481年。据《孔子家语》说，那年有一个叫鉏商下人于大野采薪，捕获了一只奇兽，遂折其左前足，载之以归，他想要献给叔孙氏以请赏。叔孙氏认为这种奇形怪状的野兽不吉利，想要将它转送给猎人，便派人去问孔子说：“有而角者，何也？”孔子立即前去观看，他看了一会，忽然流泪着说：“麟也，胡为来哉？胡为来哉？”认为这是一只代表祥瑞的麒麟。

叔孙氏便留下了这只奇兽。子贡不解，问孔子说：“夫子何泣尔？”孔子答曰：“麟之至，为明王也，出非其时而害，吾是以伤焉。”于是孔子开始“因鲁史而作《春秋》”，把从隐公至哀公年间的历史大事都记载了下来。

孔子以“西狩获麟”来作为《春秋》的结局，这并不是刻意为之，而是想把历史记载到自己动笔修史的那年，并不是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什么标志性的历史事件。

受孔子启发，司马迁分别编了一份“自共和讫孔子”的《十二诸侯年表》以及一份“起周元王，讫二世”的《六国年表》。孔子死于周敬王四十一年，但司马迁并未将这年视为“十二诸侯”与“六国”的分界线。而是往后又延了两年，必待敬王驾崩，进入周元王元年之后，《六国年表》才正式开始，这是为了编排上工整的需要。并非周元王元年发生了什么标志性事件。这样，周元王元年也就成了春秋与战国的分界点。

东周分两段

“周元王元年”究竟是哪一年？

周元王是周敬王的儿子，关于周元王元年有两个说法，一个是公元前476年，另一个是公元前475年，前者为《史记》的说法，后者为《竹书纪年》的说法。

今本《史记》的《周本纪》写道：“四十二年，敬王崩，子元王仁立。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这是把周敬王在位时间定为四十二年，周元王在位时间定为八年。然而今本《史记》的《十二诸侯》年表以周敬王四十三年（前477年）为结尾，并非四十二年（前478年），这说明今本《史记》的内容已经互相矛盾了。

在《太平御览·皇王部十》里面则写道：“《史记》曰：晋定公遂入敬王于周。四十四年，敬王崩。子元王仁立。元王八年崩，子贞定王介立。”这说明北宋人所读到的《史记》里，周敬王是一直到四十四年才驾崩的（前476年）。对比年表可知，周敬王四十三年为鲁哀公十八年，则四十四年应是鲁哀公十九年。《十二诸侯年表》认为周敬王在四十三年的时候就已经驾崩了，故鲁哀公十九年对应周元王元年（前476年）。然而《左传·鲁哀公十九年》里却分明写着：“冬，叔青如京师，敬王崩故也。”由此可知周敬王应驾崩于鲁哀公十九年，次年才是周元王元年。

《左传》是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史，距周敬王驾崩的时尚未远，可信度很高。据《左传》所说，，周敬王于鲁昭公二十二年继位，于鲁哀公十九年驾崩，共在位四十四年。所以《周本纪》和《十二诸侯年表》都错了。

然而如果像《太平御览》和《左传》说的，周敬王在位四十四年，周元王在位八年，那么年表将会多出这一年来，这会造成困难。但这个困难已经被《竹书纪年》解决了，《竹书纪年》里写着：“（敬王）四十四年，王陟。”和“（元王）七年，齐人、郑人伐卫，王陟。”这样，周敬王在位四十四年，周元王在位七年，一增一减，正好解决了矛盾。

《史记·六国年表》里关于周元王的那一段编年是错误的，这也导致它把晋定公卒年放到了元王二年。一直到元王年代结束之后，《竹书纪年》与《史记》的编年才相一致。在周元王八年的那一栏里，没有任何信息，它很可能是因将敬王的卒年提前了一年，所以才添加了这么一年的空白进去以弥补少一年的矛盾。

因此，周敬王卒年为前476年，周元王元年为前475年。如果以周元王元年为春秋与战国的分界点的话，那么战国时代开始于前475年。

周元王元年是战国时代开始的标志

春秋与战国之间发生了什么事？

周敬王四十四年（前476年）与周元王元年（前475年）分别是春秋的最后一年和战国的第一年。

在前476年里发生了一件大事，那便是赵简子死去了，他的儿子赵襄子正式继位。过了二十年后，赵襄子便与韩宣子、魏桓子联合起来消灭了知伯，使韩赵魏三国分立正式成形。然而在《史记》的《赵世家》中却把赵简子的卒年弄错了，导致出现许多记载上的矛盾。

《赵世家》先是说：“定公三十七年卒，而简子除三年之丧，期而已。是岁，越王句践灭吴。”则越王消灭吴国时，赵简子还活着；然而《赵世家》又说：“晋出公十七年，简子卒，太子毋恤代立，是为襄子。”这是把赵简子的卒年定在了勾践灭吴十四年之后（前459年左右）。可是，《赵世家》里还说：“赵襄子元年，越围吴。”把时间又拉回到《左传》里的鲁哀公二十年（周元王元年，前475年）。此时，越尚未灭吴。

故知前面的“简子除三年之丧”乃是误把襄子当简子。赵简子死于周敬王四十四年（前476年），次年（前475年）越王勾践伐吴，一直围攻了三年（前473年），吴国才灭亡。故而吴国灭亡的那年正是赵襄子守完三年之丧的时候。

《史记》弄错了赵简子的卒年

关于赵简子的卒年在《左传》里有着充分的证据，《左传·哀公二十年》（前475年）记载，越王勾践领兵围困吴王夫差。由于晋国与吴国在黄池之会时彼此结盟，说：“好恶同之”，故而晋国有义务去援助吴国，帮忙吴国解围。但是那年发生了“晋赵孟降于丧食”，也就是说晋卿赵孟要为自己的父亲守丧，不能引兵打仗。所以他才派部下楚隆去向吴王说明情况，楚隆到达吴国后，向夫差传话说：“今君在难，无恤不敢惮劳。非晋国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无恤”就是赵襄子的名字，这说明《左传》里的赵孟其实就是赵襄子，他在这一年要为父亲守丧，故而赵简子必死于此时。《史记·赵世家》里说的：“赵襄子元年，越围吴。襄子降丧食，使楚隆问吴王。”正是指《左传》里的这件事，所以赵简子死于前一年，次年才为襄子元年，故而可以推断春秋的最后一年发生了赵简子死去的事。

那么战国的第一年又发生了什么大事呢？据《左传》记载，这一年正是鲁哀公二十年，越王勾践正式起兵讨伐夫差。据《吕氏春秋·长攻》记载，当年吴国发生了饥荒，勾践非但没有帮助邻国救灾，反而发动了灭吴的战争。在这里，史记的《越王勾践世家》同时出了错误。

《左传·哀公十七年》（前478年）说：“三月，越子伐吴。吴子御之笠泽，夹水而陈。”结果吴军因乱而大败。《吴太伯世家》中也说：“十八年，越益强。越王句践率兵复伐败吴师於笠泽”。此时距黄池之会（哀公十三年，前482年）已有四年了。

战国第一年，勾践正式起兵伐吴

《越王勾践世家》则说：“吴王已盟黄池，乃使人厚礼以请成越。越自度亦未能灭吴，乃与吴平。其後四年，越复伐吴。吴士民罢弊，轻锐尽死於齐、晋。而越大破吴，因而留围之三年。”这是误将笠泽之战当做灭吴之战。《十二诸侯年表》无越，可知太史公对越国之事不甚详知。

根据《吴世家》的记载，吴王十四年春（前482年）与晋定公会于黄池，“六月丙子，越王句践伐吴”，吴王会盟回来后“乃使厚币以与越平”，勾践第一次伐吴结束；吴王十八年（前478年），吴越两国又于笠泽交战，吴国败绩；二十年（前476年），越王句践复伐吴。二十一年（前475年），遂围吴。二十三年（前473年）十一月丁卯，越灭吴，距离黄池之会已近十年。《伍子胥列传》也说：“因北大会诸侯於黄池，以令周室。越王句践袭杀吴太子，破吴兵。吴王闻之，乃归，使使厚币与越平。後九年，越王句践遂灭吴，杀王夫差。”说明吴国灭亡在黄池之会“后九年”。所以《越王勾践世家》的记载是错误的。

如果我们按照《史记》的方法，用周元王元年（前475年）来当做春秋与战国的分界线，那么这两年内发生的主要大事就只有赵简子死去，赵襄子继位；以及越王勾践正式发起灭吴之战。前者为三家分晋埋下了伏笔，后者则为春秋五霸划上了句号，不失为历史上的重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