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目的是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挽救危机中的北宋江山，这次变法在历史上饱受争议，支持者赞其富国强兵、平抑兼并，批评者责其与民争利、聚敛剥削，那么王安石出于富国强兵而推行的变法为何以失败告终呢？今天咱们就来聊聊王安石变法的前因后果。

政绩显著

王安石（1021年—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人，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庆历二年（1042年）进士及第，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

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进京述职，作《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总结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经历，指出北宋积贫积弱的现实，建议朝廷改革取士、重视人才，可惜宋仁宗并未采纳，但王安石的名声响彻京城。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因久慕王安石之名，即位后便任命其为江宁知府，旋即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自此王安石深得器重。

熙宁元年（1068年），宋神宗为解决当前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而召见王安石，宋神宗认同王安石关于变法的主张，要求其尽心辅佐，王安石指出当时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期望宋神宗在政治上有所建树，断然道：“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于是，王安石变法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拉开了序幕。

三冗两积

当时的财政状况虽然不至于崩溃，但确实已经入不敷出了，在“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政策下，官僚集团拥有特殊待遇，一人为官整个家族都会受益，从宰相到大夫都有名额可以让子孙为官，加之科举扩招、卖官鬻爵，导致官吏人数迅速增加。

宋真宗时期官吏总数不到一万人，至宋仁宗时期已增至一万七千多人，并且官员的俸禄也很高。据史料记载，当时工人、农民每月平均收入一千八百钱，仅能维持一户人家的日常生活，而一位九品官员每月可领一万两千钱，宰相每月可领四十万钱，而且这还不算其他福利。

朝廷为防御辽与西夏在边境驻扎有大量兵力，因为中原无险可守，所以不得不增加禁军拱卫汴京，每到灾年还会到灾区募兵安抚民心，加起来总兵力已达百万。宋太祖时期总兵力三十七万，短短几十年数字增加了近三倍，宋仁宗时期总兵力更是达到了一百二十五万，百万大军的粮草、补贴、装备是一笔巨额的开销。

皇帝与官员的生活也日益奢靡，婚丧嫁娶都需要大笔开销，除了有编制的官员，像文吏之类的非正式官员是不领工资的，为了养活家人，唯一的办法就是贪污受贿。冗员、冗兵、冗费导致了巨大的经济压力。

虽然开销很大，但财政收入却很有限。建中元年（780年），宰相杨炎提议唐德宗实行两税法，取消“租庸调制”，按土地和财产征收地税和户税，后来两税法慢慢变成只收地税，为扩大经济来源，唐朝设立了专营制度，五代十国时期各大军阀为了筹集军饷将专营加以扩大，这些制度都承袭到了北宋。

既然是按土地征税，只要有人种地就能收税，也就用不着分田地了，土地的“不抑兼并”使官员及富豪趁机兼并了大量土地。北宋初年，约有占总人口半数左右的自耕农缴纳赋税，但到了宋仁宗末年仅存三分之一，有三分之二的土地免收赋税，在“与士大夫共天下”的背景下，土地税收只会越来越少。

好在还有专营制度，除了盐、酒、茶等生活必需品外，朝廷还将矾、香料等都列入了专营体系，或者干脆垄断。垄断带来的好处是巨大的，全面实行专营制度后，这部分收入占到财政总收入的一半以上，这大概就是北宋经济富庶和商业发达的原因，在工业技术没有升级的情况下，垄断发展到极限就再无潜力可挖了。

熙宁变法

宋神宗即位时地税和专营制度早已失去了发展空间，然而朝廷的开支却与日俱增，官吏人数日益庞大，日常生活日益奢侈，军事开支甚至占据了国库收入的八成，正所谓“百年之积，唯存空簿”。在地税枯竭，专营无法继续发展的局面下，王安石变法另辟蹊径，希望在不增加赋税的同时提高国库收入，具体措施简单总结如下：

方田均税法是指调查土地所有权，对既得利益群体进行打击，多田者多交税，减轻少田者的负担；青苗法、市易法、均输法是指朝廷从库房里取出粮食和银子直接流入市场并参与经营，这是一种利国利民的举措，同时也是一种获取收益的方式；保甲法、保马法是指建立牢固的基层组织，根据需要随时招募民兵，同时将经营不善的国有马场交给基层管理；免役法是指以钱代役，朝廷再花钱雇人服役。

王安石希望通过干预市场找到新的平衡点，青苗法一年能收入三百万贯，免役法能收入四百万贯，加上其他各种变法所得，足够朝廷二十年的开销，但财政收入的增加也就仅此而已了，因为变法只触及了表面利益，并未触及根本问题。王安石以变法为名，实际上是在劫富济贫，财富总量是固定的，不增加普通百姓的赋税，那就必须向利益集团伸手，可想而知变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巨大的挑战，必须有皇帝的大力支持才行，可惜宋神宗并不是一位合格的君王。

朝中官员大多都是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现在王安石横空出世，岂能任由他为所欲为？司马光的批判、韩琦的反对、富弼的辞职，甚至还爆发了“乌台诗案”，苏轼险些因此丧命。宋神宗根本无法应对这样的局面，站在宋神宗的角度来看，在王安石与重臣们之间做出选择其实不难，并非每个人都有为后世幸福而牺牲现在的勇气。那么，如果宋神宗全力支持能否变法成功呢？答案依然是否定的。

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不同于商鞅，打压既得利益集团并重建经济体制通过强大的执行力是能够实现的，而王安石则是利用市场进行调节，要实现真正的市场化必须建立健全的金融体系，青苗法、市易法、均输法等政策应该由具备专业知识和信用的相关官方机构来执行，王安石变法的内容本质上讲就是经商，但当时缺乏完善的金融体系，所以只能由官员来执行。

以行政指令为导向的市场经营，为了完成业绩指标，常常会出现腐败、强制分配等问题。就拿青苗法来说，官员为了完成任务而进行强制分配，随便找人把钱借出去就行了，于是需要钱的人借不到，借到钱的人却不需要。其实说到底还是法令过于超前，以至于宋朝的社会机构无法与之相匹配，没有强大的执行力和健全的金融体系变法就不可能成功，王安石变法没有错，他只是生错了时代。

新旧党争

变法必然会出现党争，在司马光、韩琦、欧阳修等重臣纷纷表示反对时，王安石只好去拉拢吕惠卿、章惇、曾布等人，两派斗得不可开交，有些人是因为理念不同，但更多的人其实只是为了个人利益，司马光甚至对宋神宗说：“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风俗何以更得淳厚？”，按说以司马光的修养不至于此，但党派之争时已顾不得那么多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派之间的斗争成为了一种常态。宋神宗去世后，高太后重用司马光对新党进行打压，

新法几乎全部被废，

高太后去世后新党复辟，向太后支持旧党，宋徽宗即位后又支持新党。上层不稳定，政策缺乏持续性，错失了最后的良机，而末期的宋徽宗又彻底指望不上，导致变法以失败告终。

短短几十年间，女真人崛起，灭辽攻宋一气呵成，靖康二年（1127年）汴京城破，宋徽宗、宋钦宗、皇后、亲王、公主、驸马以及满朝文武数千人被虏往北国，宗室、王妃、公主都赤裸上身披着羊皮，有人不堪羞辱自尽而死，而养尊处优的士大夫们在金军面前就像是一群待宰的羔羊。

几十年前，曾经有一个机会摆在他们面前，但谁都没有珍惜，站在十字路口回望当年，天色一如既往的阴沉，在熙宁元年那个平常的日子里，命运早已悄然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