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31日，西安古城格外潮湿闷热。深夜，一名身形高大的男子骑着自行车在夜幕下匆匆赶路。当他经过一个偏僻的路口，突然蹿出几个黑影。男子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强行架上一辆汽车，飞驰而去，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之中。

几分钟后，路口恢复了平静，仿佛什么都未曾发生过。这个被带走的人，是第十八集团军少将高级参议、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宣侠父，也是蒋介石亲自下令秘密杀害的中共最高级别领导人！

和蒋介石作对的黄埔“怪杰”

宣侠父出生于1899年，父亲宣铁珊是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在父亲的影响下，他自幼爱好读书，成绩优秀。

1920年，宣侠父留学日本，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回国后，宣侠父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宣侠父考入了黄埔军校。当时蒋介石为加强对学校的控制，要求校内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党小组长必须定时汇报党内活动情况。年轻气盛的宣侠父给蒋写了一封信，痛斥这种做法是“军阀所为”，并当着蒋的面指责他的命令“不合规”。

蒋介石大怒，要求这个忤逆自己的年轻人写悔过书，否则就开除。宣侠父不肯低头认输，愤然离校，成为了黄埔军校历史上唯一一个被蒋介石开除的一期学生，而他和蒋介石的梁子也就此结下了。

1937年春，宣侠父被任命为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前往西安协助周恩来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宣侠父早年游历过日本、香港等地，眼界开阔，学识过人，又认识不少黄埔军校一期学员，因此在国民党上层军官中开展起统一战线工作来游刃有余。这引起了时任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蒋介石心腹蒋鼎文的注意。

蒋鼎文试图拉拢宣侠父，从请客吃饭到赠送财物，用尽了一切办法，可惜都被宣侠父拒绝。

蒋鼎文不甘心就此罢休，又想出了一条妙计。一次，他找到宣侠父，开出了一个诱人的条件：

“你文才武略，将来必有大作为，去法国深造吧，所有的费用我全包了。”

宣侠父再次谢绝了：

“山河破碎，民族危亡，我不敢奢求个人前途，还是等胜利以后再提此事吧！”

而与此同时，军统特务正紧锣密鼓地监视着宣侠父在西安的一举一动，并汇报给戴笠。

事实上，当时西安鱼龙混杂，环境恶劣，八路军办事处的对门、街口都布满了军统眼线，办事处的同志每次出门都格外谨慎。

对此，宣侠父心知肚明，可他一生光明磊落，从不把这些宵小之辈放在眼里，每次出门都是直来直去，从不掩饰自己的行踪。有一次，他还半开玩笑地对蒋鼎文说：

“看来你们对我非常重视啊，整天跟在我后边的尾巴有不少啊。”

经过一段时间的监视、跟踪，军统给宣侠父罗织了“八大罪状”，

包括勾结杨虎城旧部反中央、反蒋；散布共产主义思想；诽谤委员长独裁；煽动西安学生和流亡青年去延安；拉拢胡宗南图谋不轨等等。

军统搜集的情报通过特务头子戴笠流水般地送到了蒋介石案前。

蒋介石没想到当年那个大闹黄埔，让自己下不了台阶的学生，如今正在西安利用黄埔同学关系散播共产主义思想，公开和自己作对。

蒋介石气急败坏，破口大骂：

“每次都有他!”

特别是得知宣侠父和胡宗南私交密切时，蒋介石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

胡宗南是蒋介石嫡系亲信，也是蒋介石最为信赖的国民党军事将领之一。西安事变后，胡宗南被调到西北，配合蒋鼎文，积极包围陕甘宁边区。

自己的“王牌部队”如今却被宣侠父搞得摇摆不定，这样下去，势必后患无穷。新仇旧恨的影响下，一个恶毒的阴谋慢慢成形了。

一次密谋已久的暗杀

1938年7月，蒋鼎文接到了蒋介石的密令——“秘密制裁宣侠父”。蒋鼎文接到蒋介石密电后，久久无语。尽管宣侠父平时经常和他对着干，但是对这个中共将领的勇气、才华和气魄，他还是非常欣赏的。

蒋鼎文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提笔签了给军统西北局代理区长徐一觉的手令。徐一觉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情报组股长丁敏之、西安警察局第一分局局长李翰廷等人。李翰廷又召集佟荣功、李俊良等特务，组成了暗杀小队。

可是因为各种原因，他们迟迟未能得手。在蒋介石和戴笠的催促下，蒋鼎文决定亲自出手。

1938年7月31日，天气异常闷热，整个西安都是灰蒙蒙的。这一天，蒋鼎文打电话给宣侠父，约他当晚到自己的后宰门公馆谈八路军物资的事情。傍晚，宣侠父准时赴约。为了拖延时间，蒋鼎文先是拉宣侠父去看了球赛，又热情邀请他留下吃宵夜。一直到凌晨1点左右，宣侠父才起身告辞，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回家，他完全没有意识到死亡的阴影正在一步一步逼近自己。

此时，徐一觉、李翰廷、佟荣功等人早已埋伏在了半路上。在看到暗杀对象出现在视线里后，徐一觉、佟荣功窜了出来，前后夹击，不由分说将他架上汽车。宣侠父拼命挣扎，丧心病狂的特务们用浸了麻药的棉花堵住他的嘴，同时用绳索缠绕在他的脖子上，两边一拉，当场将其杀死。

为了毁尸灭迹，徐一觉等人把车开到了偏僻无人的西安东南角城墙边下，将尸体扔进一口五六丈深的枯井中，然后填土掩埋。在把尸体丢下井之前，徐一觉还不忘从宣侠父衣袋内搜出一块金质怀表和一条金表链，揣在怀里私吞了。

第二天上午，徐一觉将“战果”汇报给了蒋鼎文。蒋鼎文大喜过望，当即下发了两千元奖金。徐一觉自己拿走了1000元，剩下的由其他参与行动的特务瓜分。就这样，年仅39岁的宣侠父带着未酬的壮志，永远消逝在了西安那个闷热的夏夜中。

宣侠父突然失踪后，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到处找人，还在报纸上刊登了寻人启事，可是他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任何消息。

一位八路军的将军无缘无故失踪了，更何况，他手里还掌握着国共两党众多情报。

事关重大，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伍云甫在1928年8月2日给延安发了一封加急密电。看完电报，周恩来顿时脸色大变，迅速下令全力彻查宣侠父失踪一事。期间，西安的同志们也曾找到蒋鼎文了解情况，可后者装傻充愣，只说宣侠父是深夜离去的，其他的一概不知。

迟到25年的真相

随着时间的推移，周恩来渐渐预感到了宣侠父已经凶多吉少。他连着三次直接发电国民党中央，向蒋介石要人。可是国民党方面矢口抵赖，打死不肯承认与宣侠父的失踪有关。眼看事情越闹越大，蒋鼎文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

1937年9月，蒋鼎文找到了徐一觉，对他说：

“宣侠父之事瞒不住了，八路军办事处屡次向行营追问，要我把人交出来。延安方面已经正式向委员长提出抗议。他的尸体究竟埋在什么地方，如果让共产党找到了，我负不起责任，你赶紧搬动一下吧。”

徐一觉马上说

：“宣侠父的尸体丢在城墙边附近一个枯井里面，天气炎热迟早会被人发现，我也觉得不妥当，准备起出来，埋到城外去。”

回去后，徐一觉又召来了李翰廷、丁敏之等人，指示他们将尸体从枯井挖出来，另行埋葬在了城外东南角的一处荒土里。这时候，距离宣侠父失踪已经过去了将近两个月，可延安那边对于事情的真相仍然毫无头绪。

就在事情陷入僵局之时，杀害宣侠父的特务们起了内讧。行动股长直属组长丁敏之不满徐一觉独占了一半奖金，要求军统“秉公处理”。而我党潜伏在西安警察局侦缉大队的地下工作者，知晓了这个天大的秘密，很快报告给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

中共方面得知宣侠父已被暗杀，立即要求蒋介石答复并严惩凶手。蒋介石见事情再也无法遮掩，终于撕下了伪善的面具，露出了无赖嘴脸：

“宣侠父是我的学生，他多次背叛我，是我下命令杀掉的！”

令人遗憾的是，即使确定了宣侠父已经遇害，由于国民党当局一直保守秘密，我党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得知事实真相，连烈士的遗体都没有找到。

1945年，宣侠父遇害八年之后，在中共七大会场上，中央党组织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

新中国成立后，参与西安暗杀行动的特务徐一觉、佟荣功等人先后落网，受到了应有的严惩。这或许是对宣将军英灵最好的告慰。

1963年，宣侠父的夫人金玲同志通过北京战犯管理所，辗转找到了正在那里改造的国民党前特务张严佛。

张严佛面对宣将军的遗孀，首次交代了整件事情的经过。从此，宣侠父1938年失踪之谜才真正大白于天下。这位满怀报国志向、一生致力于救国救民的传奇将军，没能牺牲在对日作战的沙场上，却不幸死于卑鄙残忍的国民党反动派之手。

英年早逝，壮志难酬，他的死成了无数人心中无法抹去的遗憾。如今的西安革命烈士陵园中，坐落着宣侠父的衣冠冢和墓碑。虽然他的尸骨已经无处寻觅，可他的英雄事迹，永存西安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