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2日，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代表天皇、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大将代表大本营陆海军部在美军战列舰“密苏里号”的甲板上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一般来说，参加战争的日本军人的命运分为六种：第一类、被指定为A级战犯的高级军官。第二类，被指定为乙兵级战犯的高级军官和士兵。第三类，被GHQ重新动用的中级军官。第四类，回到家乡重新开始新生活的军官和士兵。第五类，被关押在外国的军官和士兵。第六类，自杀的军官和士兵。

第一跟第二类：甲、乙、兵级战犯第一类、第二类军人，说实话，真正受到追究的只是一部分，没有受到追究的人也很多。有两个原因。第一，在远东军事法院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对日本文化和日本军制缺乏了解。可以说，美军自战争开始以来，在处理结束战争的战犯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从收集情报到审问战俘，列出了庞大的名单。但是美国人不理解日军参谋的这种特殊作用和日军(特别是陆军)的“下克上”现象，而“政府管理军、军队是职业军人的群体”这种西方固定的现象。因此，与陆军省有关的高级军官(课长以上)几乎都是甲级战犯嫌疑人。参谋本部有关人士很少受到追究。比如田中新一、服部卓四郎爱等完全没有受到追究，服部卓四郎现在受命组建自卫队的前身警察部队。

第二个原因是，许多证据被彻底销毁，证人被封印。在1945年8月14日御前会议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后，陆军部队命令下属各部队、教育机关和附属机关销毁所有机密文件，各部队机关浓烟滚滚。因此，直接证据极度缺乏，目前能看到的有关参谋本部的第一手资料几乎都是反对扩大战争的参谋们偷偷留下的。

第三类：重新开发的高中军官陆军省和海军省于1945年12月1日废除后改名为''第一复员省''和''第二复员省''，主管从朝鲜半岛、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各地遣返的部队和国内部队人员的复员工作。一开始留下的都是原陆海军省的文员和文官。

第四种：回家开始新生活的官兵绝大多数军人属于第四种。当然，这里也有各种各样的人生，有像政信那样还是对政治对国事有着极大的兴趣，甚至竞选参议员。第八方军队司令村均大将陆队第27届首席)一样，回到家乡建“反省小屋”，一辈子也有人在这个房间反省战争罪行。濑户也像龙三一样投身商界，发挥参谋的才能，将原来很小的纤维上司带领到日本五大综合上司第一的大企业。

当然，有职业军人，也有离开战场就不能生活的军人。战后他们一直在寻找战场，亚洲各地都能看到他们的影子。印度尼西亚独立战争时期，苏卡诺手下也有两千多名日军。第五和第六类：与外国自杀的官兵第五类主要指战后被苏联扣押在西伯利亚的关东军官兵，至今仍是个谜。苏联为什么要违反《波茨坦公告》，将60万日军官兵扣为苦役？战犯是一件事，《波茨坦公告》的第7条保证白纸黑字遣返日军士兵。这是个谜。斯大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日本出兵西伯利亚的报复显得有些荒诞，只能强调出兵西伯利亚本身的荒唐。但是从后面可以看出，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日本的“西伯利亚归还者”中还有另一种说法，即这60万人是日本政府给予苏联的战争补偿。关东军投降时，谁也不知道与苏联远东军司令瓦西里夫斯基元帅商谈投降的关东军参谋长秦彦三郎签订了什么协议，当时在场的关东军参谋也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华西里列夫斯基元帅的回忆录中对战俘的处理非常详细，但对关东军投降协议只字不提，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怀疑。为什么要赔偿？战争期间，最后一任内阁总理铃木贯一郎曾与苏联进行过认真的交涉，期待苏联出面调停。当时向苏联人承诺的好处就是这60万关东军吗？因为战败的日本再也不能拿出东西了。一点不假。到目前为止，根据苏联解密的外交文件，人们倾向于认为斯大林和杜鲁门总统之间在苏联投降地区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斯大林当时在西伯利亚出兵事件(这是西伯利亚事件报复说的依据)被杜鲁门总统拒绝后，通过泄愤或交换扣留了60万人10多年，因此要求将北海道归于苏军。

最后一类就是战后自杀的，其实这自杀有两类。一类是战败时自杀的，像陆军大臣阿南惟几、东部军管区司令官田中静壹等。这类自杀还有“谢罪”的意味，不管他是向天皇还是向其他什么人。另一类自杀就是像东条英机、杉山元等人，在被宣布为甲级战犯嫌疑人以后自杀，这种就纯粹是“畏罪”的逃避行为了。特别是东条英机的自杀，就像一出闹剧，早不自杀晚不自杀，在看见美军宪兵走进院子敲门时才开枪自杀，使用的还是一把科尔特22小口径手枪。就是说他不想死，怕死。1989年，最后一名甲级战犯铃木贞一在101岁的高龄死去。1955年被释放后，铃木贞一一直深居简出，也没有像其他的参谋们一样著书立说，争吵不休。据说铃木贞一临终前，孙子喊“爷爷”他也没有反应，护士突发奇想喊了一声“阁下”，铃木贞一顿时睁开了眼。在日本，“阁下”是对高官、将军的尊称，铃木贞一并没有忘记过去的荣光。日本媒体评论说：铃木的死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真的结束了吗？不，伤痕还没有完全平复。亚洲，特别是东亚的每一记脉动，都还能让人感受到旧伤的痉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