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富弼如何立足朝堂，得到宋仁宗赏识，赈灾得当成为典范
《议富弼配享状》中曾有言道：“秉心直谅，操术闳远。历事三世，计安宗社。熙宁访落，眷遇特隆。菲躬正色，进退以道。爱君之志，虽没不忘。”如这段文字中所评价的那样，富弼绝对是一位真正忠君爱国的国家栋梁。
自从他进入朝堂为官之后，他便兢兢业业地为国家服务，先后历经过三任皇帝，可谓是为国家奉献了自己的青春。所幸皇帝也没有辜负他，他也曾两度担任宰相一职。为回报皇帝，他便在治理地方、出使契丹等方面都有着杰出的贡献，凭借一身荣耀立足于朝堂之中。
由于多次在应对政务上的出色表现，使富弼很快就在皇帝面前站稳了脚跟。对于这位贤才，皇帝显得格外的看重，不久之后就将他升任为枢密副使。富弼却极力推辞，认为他才疏学浅，不配担任这样的职位。皇帝对其感到满意，在多次推诿之下最终拍案决定，让他不能再拒绝。
却不料成为了枢密副使之后的富弼就向皇帝上奏，大意就是契丹政权与中原已经建立友好关系，因此上至皇帝下到百姓都不愿意继续重视国家的发展，希望皇帝能将国家的发展放在心上，时刻谨记，不能有丝毫的怠慢。他这一番话语本就是大不敬的语言，在宋仁宗阅读之后立刻罢免了他的职位。
好在宋仁宗不是小气之人，之后他也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反省，重新恢复了他的职位。或许是因为自身责任感的原因，宋仁宗对治理国家也是颇为上心。他还严格约束下属，想要用天下太平这个借口来约束宰相们的行为，多次下旨督促富弼以及范仲淹等人为国效力。宋仁宗还亲自在纸上书写下他们需要办的事情。
范仲淹专门负责西部边疆之事，富弼则负责北方。正所谓在其位谋其职，这句话在富弼身上得到很好的践行。在他接受任务之后，他便向皇帝提出稳定边疆的十三条策略，其中有些措施就触犯到各部门官员的利益，导致他一度受到排挤。正在这时，李元昊派遣使者送来书信，说是西夏方面绝不会向宋朝俯首称臣，在富弼的建议之下，宋朝严词斥责，这才使西夏妥协。
庆历四年，辽朝曾在云中地区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典礼，并且派遣军队与西夏政权联合起来，对呆儿族发动攻击。这里与宋朝方面的河东地区十分相近，宋仁宗便怀疑这两个政权是联合起来图谋宋朝的领土。还是在富弼的分析之后，他这才打消了自己的想法。不过朝中仍旧有大臣请求在边疆一带派遣军队驻守，加以防备。
富弼却认为这样一来会进入敌军的陷阱之中，他请求顺其自然发展。宋仁宗十分信任富弼，听从他的建议，立刻停止发兵，辽朝果然没有趁机对宋朝方面发动攻击。富弼在朝廷中的地位实在太过突出，导致朝中小人作祟。富弼知道以一人之力，不能与之相抗衡，因此主动请求前往河北为官。
彼时朔州地区经常发生大水，老百姓无家可归，到处流浪。在富弼前往任职之后，他就劝这个区域内的富裕地主拿出粮食，与官府的粮食加起来，用来赈济灾民。他将这些流民统一安排起来，给予他们土地，让他们进行分散耕作。当然这个工程无疑是巨大的，也需要许多官员奔波效劳，他就给那些官员一定的金钱，让他们能更加用心地为他效力。
富弼也始终遵守承诺，每隔五天就会给这些官员算一次账，甚至还会派人拿着丰厚的饭菜进行慰问，这使大家都十分欣喜，人人都尽心尽力。在他的不断努力之下，使当地的情况不断好转，甚至还有些健壮的流民选择加入军队之中，也从侧面促进军队实力的增长。在宋仁宗听说这些好消息之后感到欣慰不已，立刻派遣使者前往嘉奖，并让他担任礼部侍郎这个职位。
但在富弼看来，这些都是他的职责，因此坚决推辞，没有接受。值得一说的是，富弼的这个事件不只是影响朔州地区，甚至还对其他地方也产生了影响。因为在此之前那些赈灾的方法都是将所有的百姓聚集在一起，给这些流民煮食物吃，卫生状况又得不到保证，就往往会导致瘟疫的爆发以及相互踩踏事件的发生。
而富弼的方法却将百姓分散开来，让他们能自给自足，问题所存在的弊端迎刃而解。大家也将此看作是模板，从此便将他作为榜样，在赈灾方面向他学习。等赈灾的事情告一段落之后，不久就面临第二个问题，有人向富弼禀告齐州禁军有谋反的意图。
但这齐州禁军部队又不归富弼统领，他担心打草惊蛇会引发其他变化，恰好宦官张从训接受皇帝之命前来，富弼就考虑到此人可以任用，因此将重任交给了他，让他骑马前往齐州，暗中发动军队攻打齐州。奈何事情还是走漏，攻打齐州也以失败告终。富弼感到愧疚，自己向皇帝弹劾了自己，宋仁宗却欣赏他勇于承担责任的举动，因此非但没有责怪他，甚至还又升迁了他的官职。
等这件事情告一段落之后，富弼又被加封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朝中另一宰相文彦博共同上任。叶清臣这样评价他：今辅翊之臣，抱忠义之深者，莫如富弼。确实如此，富弼生来就是一位正直之人，他不是不懂朝堂中的变化，而是始终坚持自己的为官理念。
在攻打齐州遭遇失败之后，他也向皇帝承认自己的错误，只不过皇帝选择原谅了他。而在之前治理朔州地区之时，他更是提出了许多开阔性的方法，一个个麻烦轻而易举地就被他解决。难怪后世都将他看作是国家栋梁之材，也算是有源可溯。
参考资料：
《范忠宣集·卷十七·富公行状》
《宋史·卷三百一十三·列传第七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