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位卑未敢忘忧国

位卑未敢忘忧国

吴可读，字柳堂，号冶樵，甘肃皋兰（今甘肃兰州）人。吴可读先世为浙江处州人，明代初年，肃庄王朱楧到兰州的藩王府就位，吴可读的先祖随行，由此迁居兰州，此后，世代以耕读传家。

吴可读生性颖悟好学，记忆力超常，读书常过目成诵，并且能诗善文，下笔千言，一挥而就。

道光十五年（1835年），吴可读考中乙未恩科举人。然而，入京会试失败，并长期寓居北京。一说，吴可读寓居北京是为就近备考，节省往来盘费；但也另有说法称，他久考不中是另有隐情，原来，吴可读在京城赶考期间，迷上了一位叫翠花的姑娘，并引为知己，遂将考试之事放轻了，每日沉湎于温柔乡中不能自拔，所以，还得了个外号叫“吴大嫖”。吴可读索性以在京读书作为托词，日日与翠花缠绵，直到千金散尽，而深受妓家冷落才作罢，屈指算来，好时光已过八载。

没办法，在京城，没有银子是混不下去的，他只好同心爱之人泪别回乡，好在当时有个“大挑制度”，于是，这吴可读便以大挑举人的身份，回到了家乡，旋即被任命为伏羌，也就是现在甘肃天水市下辖的甘谷县，当了县学训导。

所谓大挑制度，是清早期因人才缺乏，所以规定，考取举人即可担任知县；但到了乾隆年间，随着官吏队伍地逐步健全，清政府对入仕者的要求更为苛刻，非进士不能为官。但进士毕竟凤毛麟角，难以满足基层的实际需要，而闲处在家的举人也在不断增加，久考不中，也影响了他们参加科举的积极性，因此，必须要为落第举人找到一条上升的通道。举人大挑制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因此，清政府在落第举人中，选拔一批符合规定标准的人，授予知县、教谕等官职。

不管怎么说，吴可读是入仕了，他在甘谷被聘为朱圉书院山长（即院长），在书院讲学授徒，这一呆，又过去了十五年；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由学生们为他凑集了路费，再赴京师会试，终于考中了进士，此时，他已三十八岁了。

考取进士后，吴可读被任命为刑部主事。后来又晋升为员外郎，但此后职位长期没有再次升迁。其间，他曾于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参与处理顺天乡试的考务。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吴可读母亲去世，他返回甘肃，被聘为兰山书院山长。在甘肃期间，他曾奉旨帮办甘肃团练。服丧期满后，吴可读赴北京，仍补任为刑部主事，后升任吏部郎中。

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吴可读升任河南道监察御史。当时，清廷正为各国驻华公使觐见同治皇帝的礼仪问题争论不休。先争论同治皇帝是否应该接见外国驻华公使，继而又争论外国公使是否应对同治帝行跪拜礼，相持不下，历半年之久。吴可读上疏，请令各国使节觐见时，不必强令行跪拜礼，而是应该随各国礼俗，这样，既展示出宽大的胸怀，又可避免因末节小事上的争论，损害国家利益。反映了吴可读的一种不妄自尊大，平等待人的进步观点。吴可读的建议得到舆论赞同。

吴可读任御史时，曾多次上疏言事，直声震动朝野。其中两次最为有名，除了在是否要求外国公使对同治帝行跪拜礼的问题上的建言之外，还有便是弹劾乌鲁木齐提督成禄的奏章。同治年间，新疆局势混乱，乌鲁木齐提督成禄，一方面畏敌如虎，听任沙皇侵略军从伊犁长驱乌鲁木齐烧杀抢掠，而自己龟缩在甘肃高台，不敢过酒泉一步；另一方面，又贪婪狠毒，既向民间摊派了三十万两白银的“供奉”，又因摊派未得满足，诬民为盗、纵兵残杀二百多人，以此冒功请赏。

弹劾成禄，吴可读曾上两份奏疏，第一份痛陈成禄有可斩之罪十，有不可缓之势五。然而，成禄是满人，又是铁帽子王奕譞的亲信，这皇亲贵族自然不能不管，所以，当奕譞施以援手后，成禄被改判斩监侯，从立即执行改为缓期执行了。吴可读气愤至极，又上第二疏，要求判处斩立决，甚至愿意为此赌上自己的脑袋。因言辞过于激烈，吴可读差一点掉了脑袋，后在大理寺少卿王家璧的坚持下，吴可读免于死罪，改为降三级调用。对于吴可读弹劾成禄的两份奏疏，世人评价不一。比如，同样弹劾成禄的左宗棠，对吴可读的前一份奏疏加以肯定，但认为，后一疏不够妥当。无论如何，尽管吴可读未能使成禄被处以斩立决的刑罚，但成禄的翻案企图，毕竟也以失败告终。

因一时无官可补，吴可读遂于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返乡，并应左宗棠之聘，再次主讲兰山书院。直到光绪皇帝登基后，吴可读才重新得到起用。

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吴可读回京，担任吏部稽勋司主事。当时，就已故的同治皇帝与光绪皇帝及其后继者的关系问题，清廷已有讨论，但因触犯慈禧太后之忌讳，不久便遭压制，归于沉寂。吴可读恐此事不了了之，终于，以自尽这一激越而不容回避的方式，将该问题再次提出。

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同治皇帝灵柩奉安惠陵，吴可读主动请求随行参与典礼。葬礼完成后，吴可读并未回京，而是来到蓟州（今天津蓟县）东马伸桥乡庙中。在这里，他留下上奏清廷的奏折一件，即《奏为泣请懿旨将来大统仍归承继大行皇帝嗣子事》，指责两宫太后在立嗣问题上“一误再误”，请为同治皇帝立嗣；致寺庙中的周老道的信函三封，将在自己死后代为报官等事交代给他；致其子吴之恒的《父柳堂绝笔》（即“遗训”）与《父柳堂亲笔遗嘱》（即“遗嘱”）各一件，嘱咐其子吴之恒安抚亲人、料理后事。 并写下绝命诗：“回头六十八年中，往事空谈爱与忠。抔土已成黄帝鼎，前星预祝紫微宫。相逢老辈寥寥甚，到处先生好好同。欲识孤臣恋恩所，惠陵风雨蓟门东。”

做好以上种种安排后，光绪五年闰三月初五日（公元1879年4月25日），吴可读自尽。为求必死，吴可读决心在服毒后自缢，但因房梁既高且朽、无法系绳，遂服毒自尽。

吴可读死后，清廷经过廷议，再次明确以光绪皇帝的继任者为同治皇帝的嗣子，并且确定了具体方案，尤其是理顺了“建储”或“继统”问题与“继嗣”问题的关系，即通过继统之人的确定，来同时确定继嗣之人、而不是先确定继嗣之人，后确定继统之人，从而避免对继嗣问题的预先安排，触犯清廷“不预立皇储”的祖制。对吴可读，清廷按照五品官的待遇加以抚恤；其葬于蓟州的遗愿，也得以实现。

吴可读是个小人物，是吏部里级别最低的官，于今也没几人能记得他了，但在当时，却是震惊朝野之事，一时间，朝野清流轰轰烈烈地设祭招魂，为他建祠立庙，情文并茂的挽联贴满灵堂。

（本篇完）